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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迪亚会议（第1页）

“阿卡迪亚”会议

让我们暂时离开远东，将目光投向同样战火纷飞的西半球。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末——1941年12月14日，一艘43000吨的崭新战列舰离开英伦三岛，驶入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朝着彼岸的美洲大陆快速奔去。

舰上运载着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一行。远东战事骤然爆发，大英帝国在那一地区广袤的殖民地纷纷告急。丘吉尔只好留下新任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看家，亲率参谋长委员会一众大腕儿，乘坐皇家海军最新战列舰“约克公爵”号横渡大西洋，前往那个刚刚被拖入战争的盟国做正式访问。当前大英帝国的首脑也只能乘坐这艘刚刚服役月余的新舰了。仅仅几天之前，它的同级舰“威尔士亲王”号被日本人击沉在中国南海，另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必须留在本土海域，时刻监视着德国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的一举一动，选择“约克公爵”号出行实属无奈之举。

首相的舱房设在舰长室里，隔壁是一间特制的航行地图室，以便丘吉尔能够随时掌握全球的战况。美国人突然卷入战争使丘吉尔“龙心大悦”，苦撑危局两年有余的大英帝国终于有了最强势的盟友。尽管德国贸然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已使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对苏联人的天生厌恶，让丘吉尔总觉得无法与斯大林畅所欲言。在亚洲大陆，那个已经与日本人奋战了4年多的蒋介石，丘吉尔压根儿就没看上。

欧洲和北非的战况令他欣慰。英国第八集团军发起的攻势迫使隆美尔暂时撤出了托布鲁克。在欧洲，斯大林和他的战友成功将德国人遏制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城下。只要苏联人能够坚持下去，成功地拖住德国人，英伦三岛暂时就不会有被入侵的危险。如果不是该死的日本人在远东贸然发起了战争，看似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尽管目前从远东和太平洋上传来的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但丘吉尔还是想谢谢日本人，他们用最简洁、最痛快的方式将美国人拖下了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结果。之前自己费了老鼻子劲儿也不过弄个《租借法案》，日本人简直太“伟大”了。丘吉尔清楚，尽管远东短时间内将面临非常糟糕的局面，但战争结局已经注定。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就是，“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烦恼无处不在，日本人凭空弄这一出给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新的担忧。挨了揍的美国人会不会怒不可遏，迅速将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国和苏联连同那个贫瘠的中国都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由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已经通知英、苏等盟国，对外军事援助暂停，所有根据《租借法案》制订的交货计划有待做出新的调整。丘吉尔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即美国有可能在太平洋上大张旗鼓进行对日本人的战争，而让英国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

念及此，丘吉尔顿觉此行任务紧迫。他必须尽快赶到华盛顿，劝说美国人继续执行8月份大西洋会议上确立的首先打垮希特勒的“先欧后亚”战略，不要把人力、物力过多向太平洋倾斜。他将在华盛顿与罗斯福和他的幕僚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来研讨这一问题。虽然与后来的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名气不大，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盟军首脑之间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史称“阿卡迪亚”会议。此次会议将为盟军统一思想，最后战胜轴心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丘吉尔动身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已经前往摩尔曼斯克，他将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争取苏联对日宣战——作为一介武夫的麦克阿瑟能想到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丘吉尔更能想到。航行途中的丘吉尔给艾登爵士发去了一封电报，提出一些鼓励性建议，“苏联如果对日本宣战，对我们将是极其有利的”。

军舰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焦急的心情使舰上的人感到了航行的无比漫长。在航行地图室里，丘吉尔惊愕地发现，山下奉文的第二十五军正朝着马来半岛南端快速挺进。香港传来的也是坏消息，那条被称为东方马其诺的“醉酒湾防线”很快就被日本人突破，香港守军已经全部龟缩到了香港岛上固守待援，而援军注定是没有的，香港的陷落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艾登发自莫斯科的电报让丘吉尔更加郁闷，外交大臣在电报中说，在与苏联谈到他们应该同盟国一起参加远东战争时，斯大林表示坚决不参与。“大不列颠并不是独自同日本作战，”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它有中国、荷属东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等诸多盟友。”在即将抵达美国时，丘吉尔再次收到艾登的电报，说他与斯大林“在友好的气氛中告别”。话说得异常优美动听，但双方只是就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达成了理论上的共识，实实在在的事儿一件没办成。

随丘吉尔一起前往华盛顿的，有战时内阁成员比弗布鲁克勋爵，第一海务大臣庞德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中将，以及刚刚卸任陆军参谋长的迪尔元帅等。“约克公爵”号以20节的高速在大西洋上行驶，就这样，他们到达美国也需要整整7天时间，途中还需时刻提防德国潜艇的攻击。

在这一周中，丘吉尔一行同外界几乎处于半隔绝状态，这使他们有充裕时间为即将同美国人的会晤做精心准备。丘吉尔清楚这次会议对自己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美国人。毕竟英国是去求人的，如果会议不能取得成功，美国人的努力和物资就会由欧洲转向太平洋，英国就将回到1940年所处的那种绝境中去。相反，美国人尽管目前境况不妙，却无这种焦虑的心情。

随行的都是重要人物，一路上大家自然不会寂寞。丘吉尔向随行人员介绍了即将举行的双边会谈，他手头摆着“关于我所设想的未来战争进程的三份文件”，即《大西洋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一九四三年战役》。每一个文件都费去丘吉尔四五个小时，三份文件的撰写历时两三天之久。他想起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把事物集中起来思索，久而不倦”。行驶到距离布雷斯特大约600公里海域时，丘吉尔突然黯然神伤，想起了一周前壮烈殉国的菲利普斯和“威尔士亲王”号。

12月22日，“约克公爵”号平安驶入弗吉尼亚诺福克军港。6小时后，丘吉尔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华盛顿机场。尽管心急如焚，但大英帝国首相嘴上叼着一根雪茄，以轻松自如的姿态走下舷梯，大步流星走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罗斯福的黑色轿车。轿车立即向白宫急驰，车里，两位老朋友已经开始在探讨全球战局了。如果大西洋会议上两人作为元首的初次会晤是一见钟情的话，现在应该是进入热恋阶段了。

从二战整个进程来看，罗斯福所做的若干重要决定都深受其一战经验的影响。他和丘吉尔早在一战时期就已认识，当时罗斯福在威尔逊总统的政府中任海军部长助理，巧合的是，丘吉尔当时是英国的海军大臣。两人不仅有着类似的经历，且早已建立起同行间的革命友谊。此项事实为两人在二战中亲密无间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面对二战无数的风风雨雨时，罗、丘二人总能通力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化争论为合作，化腐朽为神奇。尤其是丘吉尔比罗斯福大8岁，辈分较高的他经验相对丰富，罗斯福对之几乎言听计从，这无疑是我盟军之福也。

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大国元首为了共同的目标经常相聚的例子，但很少有像罗斯福和丘吉尔那样，能将个人友谊和国家事业完美无缺地结合起来，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罗斯福亲手为丘吉尔和他的伙伴配好餐前饮用的鸡尾酒，而丘吉尔则会将罗斯福的轮椅从客厅推到电梯上以示尊敬。这一类似亲兄弟般的举动让人感到无比温馨，也曾使老酒一度相信，在尔虞我诈的政治家之间也存在真正的友谊。

两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出生于富裕家庭，都热衷于政治，都对历史、自然和大海充满热爱。二战期间，他们因真诚和相互欣赏走到一起，共同为打败轴心国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在前后5年半约2000天时间里，两人的通信达到了1700多封，这不能不让我们惊讶。如此友谊恐怕在普通民众中也难以寻觅，即使是热恋中的情侣也不过如此吧——的确让人羡慕、让人仰望。

顺便提一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几乎每次会面都是“领袖”向“元首”求援——特别是战争后期，而他与东条英机终其一生未曾谋面。

二战盟国军事首脑的第一次会议于1941年12月23日下午召开，两国军事大腕第一次正式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这样的专题会议共举行了12次。白宫的这次会议由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主持。丘吉尔借用“阿卡迪亚”为本次会议命名，这一词是指古希腊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生活，用中国话解释相当于“世外桃源”，后来杜立特空袭东京，罗斯福说出的“香格里拉”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可惜事与愿违，会议主题却是讨论如何联合起来打赢对轴心国的战争，驴唇不对马嘴。

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想法总会有所不同，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他们手下的高级将领可不都那样认为。在8月份召开的大西洋会议上，美国军事战略的制定主要由马歇尔和斯塔克主导。作为美军唯一从未参与过战场指挥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具有独到的战略眼光，他始终坚持盟国必须首先打败德国，这点和罗斯福观点一致。两人均认为即使美军在太平洋上遭到了日本的突然袭击，国内民众也一致要求对日本实施报复性打击，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能改变。理由是如果打败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随之就会失败，战争的结束就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相反，打败日本则不然，强大的德国所拥有的科技水平和资源能力仍然会使战争充满变数。在美国，斯塔克是不折不扣的亲英分子，他恨不能把手脚都举起来赞成这种观点，并曾为这种战略的确立而奔走呼号。

反对派当然会有，美国舰队新任总司令金上将对这一观点就颇有微词。金不是一个亲英派，反而一直对英国傲慢而过分聪明的外交手腕持有成见，这一成见早在一战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当时金担任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官亨利·梅奥的参谋长，有机会亲自观摩英国如何施展外交手腕，与法国狼狈为奸跟美国人为难，梅奥本人也是极其不信任甚至讨厌英国人的。今后我们还将无数次看到金跟英国人为难，为太平洋战场争取更多的人员和物资。

美国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后来接替史迪威出任蒋介石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少将也认为：“假使美国在珍珠港悲剧之后，放弃与英国人所协议的首先击败德国的战略，而集中全力首先击败日本，就心理而言，此种战略比较易于理解，而且也一定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热烈拥护。”

参加会议的金上将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根据多年的传统，美国海军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当海军军官奉命首先集中力量去攻击一个只能在陆地上才能击败的敌人，而对珍珠港的耻辱，却几个月也许几年迟迟不能报仇时，他们大多会感到不快。珍珠港事件之后，以金上将为首的大部分海军人士对“先欧后亚”战略始终不能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美国海军将领总是乐于倾听推迟把部队大规模投入欧洲的说法，因为一旦那样，对欧洲的物资供应就自然而然拥有了绝对优先权，并推迟在太平洋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力量展开对日本人的战争。

金上将决心不让英国人发号施令，以免降低太平洋战区的地位。美国陆海军的矛盾也在此时明显地表现出来。金上将认为打赢日本主要靠海军，而马歇尔认为打败希特勒最终需要的是地面战役，自然赞成重视欧洲和大西洋战区。虽然陆海军双方都明显感觉到，丘吉尔竭力希望美国能够扶持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但海军对部署力量支持英帝国受到威胁的海外殖民地却比陆军反感得多。后来马歇尔坦承，“我们中一些人的反英情绪太强烈了，实在有些过分。我们的人民总是在提防着英国佬会背信弃义”。尽管事情已过去了很久，但是很多美国人依然记得，一战之后他们曾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无耻地合伙欺骗了。

对于本次会议，英国人显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丘吉尔有亲笔撰写的文件来支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要求美国恢复中断了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援助。丘吉尔需要和罗斯福先把调子定下来，然后让那些军事家去讨论具体问题。此外，他还决心说服罗斯福同意盟军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将德国军队赶出北非，从侧面答复斯大林提出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请求。这无疑是力主在太平洋展开大规模攻势的金所不赞成的，和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的蒋介石，以及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和菲律宾总统奎松。

政治眼光远大的罗斯福赞同丘吉尔的观点，很快就对“打败德国比对日作战更重要”的意见表示接受。美国的大城市和主要工业基地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相对更靠近欧洲。纽约离伦敦只有6000多公里，而美国西海岸离亚洲的日本则远得多，旧金山经夏威夷到横滨超过10000公里。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37年，美国同欧洲的贸易额是22亿美元，同亚洲国家只有10亿美元。还有一个无可挑剔的假设：没有日本，德国依然强大；但没有德国，日本独力难支。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罗斯福已经根据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建议批准了一份重要文件，启动了一个名叫“曼哈顿计划”的绝密行动。据称，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加紧研究一种目前人类未知的超级武器。罗斯福认为日本尚不具备那种能力，但他不敢肯定美国的研究一定能走在德国前面。相对而言，罗斯福个人对海军更加关心，担任海军部长助理的经历使他对海军有着特殊的情感。但在这次陆军和海军的战略争端中，罗斯福赞同陆军的观点。他和马歇尔都认为，同日本相比，德国对美国威胁更大。

第一次会议仅仅是试探，不可能形成实质性决议。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彼此慕名却并未见过，先混个脸熟再说。会后，当丘吉尔在白宫二楼挂上地图，开辟一间通信室建立起大英帝国的临时指挥部时，美国陆海军高层最初的那种敌对情绪仍然未能缓和下来。

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女士为客人的到来进行了精心准备，以使英国人能够尽量住得舒适一些。丘吉尔住在东北角的一个套间，隔壁就是罗斯福，对面是“影子总统”霍普金斯的房间。当遇到重大问题时，首相可以随时与总统进行讨论。

会议期间，马来亚的战斗仍在进行。丘吉尔抛出了首先在北非向隆美尔发动进攻的“体育家计划”，希望美国军队能在北爱尔兰驻防，以腾出那里的英国部队，美国轰炸机参与对德国腹地的轰炸等。在完成上述事项后，用剩余的人力、物力在远东保持守势，仅仅保住夏威夷、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几个战略要点。他告诉罗斯福，新加坡能够坚守6个月以上，以便有效地控制“马来屏障”，不让日本抢占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尽可能长地争取时间，使增援部队能够及时到达缅甸和新加坡。

可以看出，丘吉尔提议的行动都离不开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他知道罗斯福很重视中国，因此特别指出防卫缅甸的目的是保护中国人的陆上供应线。其实他心中另有想法，就是如果马来亚和新加坡失守，缅甸同样可以随时放弃。但是印度必须保住，那里对大英帝国实在太重要了。

一切迹象表明美国总统准备接受丘吉尔提出的方案，这使他的那些军事顾问特别是金上将备感沮丧。美国正在匆忙应付日本人突然发起的战争，显然未对会议做出精心准备。包括罗斯福、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每方都带着或多或少的不同观点来出席会议，不像英国人那样早有预谋，步调一致。尽管如此，他们对英国人的意见显然不会仅仅是洗耳恭听或举手赞成。对英国人提出有关欧洲和北非的计划，美国人就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正面进攻德国才能取得胜利，英国那些行动无非是小打小闹而已。

英、美之间产生如此分歧很容易理解。前者本身资源有限，经过两年多战争已筋疲力尽，后者则刚刚走上战场，拥有几乎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二战之前，美国人很少参与国际事务，在他们眼中，战争好比是运动场上的比赛，主要看结果，至于和平到来之后如何处理，他们目前想得还很少。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则认为，战争本来就是一件十分灵活的事情，随时可以变更方向，他们的最大目的是在战后保住自己遍及全球的殖民统治。

尽管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存在着诚挚的友谊，而且大致也合作无间，不过美国的那些军事首长对丘吉尔的态度明显不太友善，这也许是源于罗斯福经常采纳丘吉尔的意见而不听信他们的忠告引起的自然反应。和金一样，对英国人指手画脚很不感冒的史汀生认为，领导这场战争的应该是“强健有力、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和善于创造的美国”，而不是“夕阳不太好”的英国。马歇尔尽管赞同“先欧后亚”，但对英国人提出的系列方案同样颇有微词，他要求约瑟夫·史迪威少将做好准备，“说明我们不应该执行‘体育家计划’的65条理由”。马歇尔也认为丘吉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罗斯福的思想，总统对那个英国人简直言听计从。对英国人来说，最悲摧的事情在于他们几乎看不起任何人，而唯一能看得起的那个人又看不起自己。

事实证明，很多事情最终是官大的说了算，英国人对美国军事领导人屈服于舆论界要求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担心，在圣诞节的头一天一扫而空。在当天会议上，英国人欣慰地听到，斯塔克上将再次重申了美国对未来战争的立场：“我们的观点始终不变：德国仍然是主要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打败，意大利就会跟着垮台，日本也势必被打败。”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擒贼先擒王”或“牵牛牵牛鼻子”。尽管斯塔克已代表总统表了态，但显然不是人人都会欣然接受，之后的辩论还要持续3个星期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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