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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D市七月叙景论（第1页）

第二节《d市七月叙景》论如前所述，大连在中岛敦短暂的人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岛敦不仅在断片（指零星的、不完整的资料）中提及大连，更为重要的是，还创作了以大连为舞台的文学作品《d市七月叙景（一）》（简称《d市七月叙景》）。

1930年3月，中岛敦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同年4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科。在高中毕业前夕的1930年1月，中岛敦在“一高”的《校友会杂志》第325号上发表了小说《d市七月叙景》。《d市七月叙景》中的“d”正是大连的代称。和“d市”这样的暗语一样，小说中多次提到的“m公司”显然是指总部设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从文中所记述的相关历史事件不难推断出《d市七月叙景》的故事发生时间是1929年7月末。根据中岛敦年谱能判断故事发生时间与小说的执笔时间是一致的。目前所能查到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岛敦在1929年并没有到过中国。所以，《d市七月叙景》中所涉及的关于大连的风土描写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经济逸闻等，主要是源于他个人的亲身体验和报纸、书籍等资料。所以，有论者就认为，这篇小说是中岛敦借用了由“满铁”公司发行的《满洲日报》上的相关内容杜撰而成的。

在这部虚构的作品中，中岛敦采用了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用三个独立的片段，分别展示了m公司的总裁y氏、m公司的职员以及两名中国人苦力在某个夏日的不同生活遭遇。表面上看，这三种人物分别属于不同的阶层，其生活轨迹原本没有太多的关联性，但作者通过戏剧化的手法，不但消解了作为“满洲王”的y总裁的优越性，巧妙地抹去了三种人物间的阶级落差，更为重要的是，在殖民地空间中，原本作为被奴役对象处在了社会最底层的苦力却最大限度地获得了精神上的安定性和满足感，而作为殖民者的m公司的总裁及其职员却遭遇到了极大的精神胁迫和不安。在人物命运的如是反转中，恰恰凸显出了这篇小说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一篇将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相对化，否定日本对中国殖民统治的正当性的批判性作品。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根据《朴次茅斯和约》的规定，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东铁路南段及抚顺煤矿等经营权。创办于1906年的“满铁”公司属于“国策”公司，总资本高达2亿日元。其中，日本政府投资1亿日元，另外一半则主要来自日本皇室、贵族、官僚等民间资本。“满铁”是一家半官半民的企业，相关的公司达到50家，从业人员多达30万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掠夺的重要机构。

在《d市七月叙景》第一个片段里登场的主人公是m公司（“满铁”）的总裁y氏。和“d”“m”这些暗示地名、公司名的符号相同，“y”是指山本条太郎。山本条太郎曾在1927年7月19日—1929年6月20日担任“满铁”总裁。在就任“满铁”总裁期间，他大胆改革，被誉为“满铁中兴之祖”。y总裁从“前天”开始每隔数十秒钟就会打嗝，尤其是在“昨天晚上”达到高峰，让他不得安宁。打嗝其实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是因为横膈肌的痉挛引起的一种不适，自然状态下，在几分钟或十来分钟之后就会平息下来。对y总裁来说，打嗝这一病症的最大威胁在于不知道下一次发作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也正是这种发作时间的不可预测性，使得其在精神上遭受到了极大的不安和恐惧。这个小小的疾病不仅让作为“满洲王”的y总裁斯文扫地，还彻底解除了他作为“王”的特权。在作家不动声色、近乎夸张的戏剧化手法中，“打嗝”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寓意，是带有颠覆性的暴力的外在表象。

当然，这种寓意的获得，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政治关系的视野的观照之下实现的。在《d市七月叙景》的开头部分有如下的内容：

当他上楼正要走进总裁室时，s理事从前面的房间里冲了出来，恭恭敬敬地点了点头，急忙对他说道：

“我看k时报真不是东西啊！”

“什么？”

“又在炒作那个重大事件呢！”

据这位s理事所言，那家支那报社用显赫的标题报道了去年那件著名的事件，而且还在旁边附加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

从这篇小说的上下文可以推知，所谓“去年那件著名事件”是指1928年6月4日关东军策划炸死张作霖一事。从小说的执笔时间推算，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旧事重提，除了表明这起改变了东亚格局的谋杀案的重大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作家精心布局的一个时间节点。小说接下来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均与张作霖之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该事件还在产生持续效应。

紧接着上述引用部分内容，还有这样的叙述：

他把椅子朝着放在屋子正中间的冰柱和电风扇之间挪了挪。然后，把放在桌子上的、叠得很整齐的早报摊开在膝盖上：

“俄支两国在鲍库拉尼奇那亚（绥芬河——著者）附近起冲突”“王正廷对日本的申明”“北满地区邦人的撤退”“支那计划铺设与m公司铁道线并行的铁路”等。最后一条消息是关于备受各方诟病的t内阁——也正是这个内阁将他推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上的——瓦解之后迅速成立继任内阁的消息。

姑且不论上述消息的真实出处，值得追问的是，这四则关于政治及国际关系的消息是作家的随意拼凑还是遵照了某种内在关联性的刻意选择？毫无疑问，这些貌似无关的消息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之后的罗列，它们构成互文关系，较为集中地折射出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与中国乃至与世界的关系。

1929年，围绕着中东铁路的所有权问题，中苏之间在绥芬河边界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该年的7—12月底，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与苏联红军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局部战争。1929年5月27日，中华民国东三省北部特警管理局突然搜查了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理由是苏联领事馆内在召开共产国际的秘密会议，逮捕了中国及苏联的共产党员39人。从7月7日开始，蒋介石、张学良以及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就此问题进行商量，7月10日达成一致意见，立即着手收回中东铁路并驱逐苏联人和共产党员。7月13日，苏联政府要求国民政府取消这一决定，但遭到拒绝。7月19日，国民政府决定召回驻苏联大使馆的大使及全体馆员，并向世界发布“国际宣言”，向世人公布搜查哈尔滨俄领事馆的结果，显示了极为强硬的姿态。7月下旬，双方在中苏国境地带开始了军事对峙和冲突。这场持续了5个多月的战争最后以东北军的失败而告终。

这场中苏边境战争的原因，其实还要追溯到头一年发生的张作霖被炸事件。1928年6月4日，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东北王”张作霖被炸死。这直接导致了张学良“易帜”，并归顺国民政府。由此，北伐结束，中国实现了统一。对于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经营满蒙”为“国策”的日本来说，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神经。事实上，日本一直关注中苏之间的这场战争。战端刚起，日本就暗中派出了军事观察员。通过这场战争，日方得出的结论是苏军集结速度快，战斗能力强。相比之下，中国东北军军纪涣散，战斗能力低下，是乌合之众。这一结论就为日本关东军制定避开苏联、武力攻占“满洲”的方针找到了依据。两年后爆发的日本吞并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明证。从事后的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府和军队撤出了东北，中东铁路仍然控制在苏联手里。日本向苏联承诺其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苏联于1931年10月29日宣布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1935年2月23日，苏联以1.4亿日元的价格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和伪满洲国。

近代以降，日俄两国围绕着在中国、朝鲜的利益矛盾重重。日俄战争就是这一矛盾升级的极端表现。战争并没有化解矛盾，在经历了1918年的“西伯利亚出兵”等事件之后，两国又因为中东铁路、“满铁”等问题时有冲突。总之，日苏之间的博弈，依然是掣肘国际关系走向的一个敏感话题。

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票价格猛跌，世界经济大危机由此开始。紧接着就是银行倒闭，生产下降，工厂破产和工人失业。大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欧洲和世界各地。全球性经济危机并非始于一朝一夕，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呈现出端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由巴黎和会、凡尔赛和会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让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暂时得到了调整。在这样的大萧条背景下，急于转嫁国内矛盾的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殖民侵略的浪潮，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另一方面，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因为成功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国力大增，成功地躲过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世界为之瞩目。

以刚完成统一的国民政府为后盾的张学良所率领的东北军与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苏维埃之间的战争，自然是最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大事件。流浪在中国各地的曾经被苏维埃政府所镇压驱逐的帝政时代的俄国资本家、地主、旧军官也在暗中支持东北军，幻想能复辟并重返圣彼得堡。世界上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也隔山观虎斗，企图借中国之手重创苏维埃共和国，所以世界舆论呈一边倒之势，力挺中华民国及其东北军的正义之举。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租借大连、旅顺成立“关东州”，从此逐渐确立起了其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这一侵略思想尤其是在1927年上台的田中内阁时期得到强化，确立起了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方针。在《d市七月叙景》中，m总裁在离职演讲稿中提到的如下内容，从内部印证了在日本所推行的“大陆经略政策”中所蕴含的深刻危机：

诸位，当前要拯救日本的经济困境和社会不安，满蒙的产业开发乃是最便捷的道路。我一直坚信，支撑这一大事业的基础乃是我m公司……最后，我对诸位提一个希望，诸位要意识到我们m公司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及所处的国际地位，希望大家要为实现我公司在满蒙地区所肩负的特殊使命而努力。如今，中国正在进行国民革命，而苏维埃俄国的国情也不能说非常稳定。介于这不安定的两国之间的满蒙地区，犹如大战前的巴尔干半岛，是威胁国际和平的中心地带，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这两个国家正在因为中东铁路等问题而兵戈相向。吾等为了帝国，为了世界和平，必须积极致力于维护该地区的治安和秩序。

在y总裁当天浏览的报刊内容中，紧接着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报道的，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申明以及中国决定在东北修建新的铁路动脉，以实现对“满铁”的包围等，这些都可以视为继张作霖被炸以及中苏冲突事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的不屈的抗争姿态。至于最后一则提到的关于t内阁的消息，其实同样与前面三则消息有着极深的关联性。所谓的t内阁，实际上是指在1927年4月20日由原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建的内阁。该内阁曾于1928年在日本国内发动过逮捕共产党人士的“三一五事件”；1927年5月—1928年5月，三次出兵山东，干预国民政府旨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并制造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1928年6月，炸死张作霖。更为重要的是，田中内阁早在成立伊始的1927年6月，就召集外交、军部的首脑召开“东方会议”，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进而占领该地区。在这次会议上，田中除了制定积极侵华的政策，还做出了日本驻华公使、“满铁”总裁、“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奉天总领事馆之间要密切合作的决定，进一步扩大“满铁”的职权范围。正如文中所言，这是一个“备受各方诟病”的臭名昭著的内阁。

作为肩负起国家命脉的“国策”公司总裁的y氏，是贯彻日本在中国东北实现大陆政策的主要人物，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战争的开路先锋。山本条太郎与田中内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由于山本条太郎的政治主张与田中义一所主导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才被田中选定为“满铁”总裁的。正如小说中所提到的那样，y总裁（山本条太郎）是被田中内阁推举到“满铁”总裁这个位置的。

身为“满洲王”的y氏，可谓权力通天，为所欲为，但他同时又是坐在了东方“巴尔干半岛”的火药桶上。他无法判断火药桶会在何时爆炸，这一危急时刻的无限延宕，加深了他内心的不安和恐惧感。作家中岛敦用了打嗝这一间歇性疾病做隐喻，在充满讽刺、戏谑的笔调中将其形象化。

《d市七月叙景》的第二个片段以素描的方式，简单地勾勒了m公司一位普通职工家庭在某个夏日的生活情景。这个处于中产阶层的六口之家，在日本殖民统治地区大连过着温馨而舒适的生活。他们平常住在位于市区的m公司的职工宿舍里，夏天则居住在租借来的海滨别墅。在疑似大连著名的“星之浦海滨浴场”（今大连星海公园一带）的沙滩上，该职员陪着孩子们玩沙，坐小船出海钓蟹，其乐融融；傍晚时分，贤惠的太太领着中国男佣在忙着准备晚餐；他从后院摘来许多熟透了的西红柿，然后躺在浴缸里，听着自家孩子与邻居俄国孩子们嬉戏打闹的声音，享受着融融的家庭的“喧闹”。

阳光、海浪、沙滩、别墅、妖艳的俄女郎、盛开的大丽菊、鲜红的西红柿、舒适的热水浴……摩登而富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要说与当地的普通中国民众无涉，连“内地”（指日本国内）的普通日本人也望尘莫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m公司（“满铁”）的普通职工能享受如此奢侈的生活，并非是他有多大的能耐或高贵的出身。恰恰相反，他出身寒门，15年前，父亲去世，家计难以为继，依靠妻子家的接济，好不容易上了一个高等专门学校。毕业后成了一家公司的下级职员，过着非常窘迫的日子。后来，他依靠熟人的关系到了现在就职的m公司（“满铁”），做了该公司职工俱乐部的书记长，由此过上了稳定幸福的生活。

如果以小说故事发生时间的1929年为基准来推算的话，15年前就应该是1914年。该年的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绝佳的发展机会，因为当时欧洲多数国家都在忙于战争，其商品不得不退出亚洲市场，而且欧洲的大批军需订货及生活用品需求，使日本出口总额得到迅速增长。一战后，日本由此前的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但是，在一战期间，由于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农产品的价格飞速上涨，出现了1918年波及全日本42个府县的“米骚动”；尽管大战刺激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未能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城市里频频出现工人罢工运动。此外，日本政府在1918年全面改革学校教育体制，制定了《大学令》，允许成立专科大学、公立及私立大学，同时修改《高等中学校令》，允许成立公立、私立高等中学以及兼有初中的七年制高等中学。这一措施的出台，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中学、大学教育，从各类大学毕业的人数迅速增长起来。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中学生、大学生毕业后就职困难的现象愈演愈烈。对于m公司的这个职员来说，毕业后能谋到一份职业也属不易。在国内人才过剩、就职困难的现实面前，不少人开始到朝鲜、“满洲”寻找人生的机会。

如前所述，日俄战争后，日本租借旅顺、大连成立“关东州”，并于1906年设立“关东总督府”。在这一时期，有不少日本人怀着“雄飞大陆”的梦想来到此地。夏目漱石晚年的作品《过了春分时节》（1912），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旁证。

在《过了春分时节》中，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主人公田川敬太郎一直找不到工作，盘算着要去朝鲜或“满洲”寻找机会。像这样，在日俄战争之后极度不景气的社会现实中，即便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国内也很难就职。对敬太郎来说，去“满洲”或朝鲜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和敬太郎同住一室的叫作森本的男子，辞掉铁道部门的工作，赖掉房租逃到了“满洲”。尽管他不曾受过高等教育，却在大连找到工作，成了一家电动公园娱乐部门的负责人。在森本写给敬太郎的来信中写道：“满洲，尤其大连是个好地方。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人，目前也没有别的去处吧。你干脆来这边发展。我到这里后，在‘满铁’结交了不少朋友，如果你真心要来，我会帮助你的。”

在“满铁”这一铁道公司里拥有人脉的森本，自称是完全不学无术的人。他竟然主动提出来要为拥有帝国大学学历的精英分子找工作。事实上，森本就职的“大连电动公园”，就是“满铁”修建的供职工及其家属游玩的电气化游乐园，这是在日本“内地”还不曾有的供中产阶层消遣的娱乐设施。

到“满洲”工作，对于普通日本民众来说，最主要的动机还是高薪的诱惑。一般地说，在日本殖民统治地区工作的日本人可以拿到一笔海外工作补贴。正如小说中这位职员所表白的那样，“收入几乎是内地的两倍”。中岛敦的父亲1920年9月到朝鲜龙山中学任教，5年后的1925年3月从龙山中学离职，离职金为4168元，外加每年支付养老金1026元。这样优厚的待遇在日本国内是不能想象的。但在同年10月，中岛田人又转至“关东厅”立大连第二中学校任教，一直到1929年12月离职。他之所以选择从朝鲜去大连，固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在“满洲”工作的待遇远比在“日韩合并”后的朝鲜优厚。

但是，这位m公司的职员，为自己所享受到的幸福感到了很大的不安，怀疑自己不配享受这样幸福的生活。很显然，他对这种凭空而来的、虚幻的幸福缺少真实的把握，怀疑这种毫无根据的幸福会在某个瞬间破灭。在现实与幻境持续的反转中，他陷入了一种观念性的强迫状态，处在一种失重般的自我焦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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