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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南岛谭和环礁的世界（第1页）

第九节《南岛谭》和《环礁》的世界吸引斯蒂文森和高更的，是南岛充满魅力的自然和原始生命力。这对于中岛敦来说同样也不例外。对于被扭曲、颓废的近代文明所毒害的他们来说，原始的自然和朴素人情是疗治精神和肉体的上好场所。

如前面章节所述，中岛敦去南洋群岛主要是因为如下几个方面的理由：医治哮喘疾病、经济原因、潜心写作、满足南方情趣等。中岛敦作为“南洋厅”的“国语”教科书编修书记，在南洋工作的时间前后只有八个多月。尽管如此，从那一时期中岛敦写给亲友家人的书信可以知道，他在南洋的生活并不如意，多有怨言。事实上，他当初的打算几乎落空了。不但宿疾哮喘没有得到缓解，由于南洋地区的高温和湿气的缘故，身体反而每况愈下。这从下面这封他于1941年8月25日写给横滨高等女子学校的学生的信中就可见一斑：

尽管自然景观丰富多彩，但是对这种文化上的寂寞实在是一筹莫展。而且，这里的气候也不适合我的身体，各种疾病接踵而至，让人吃不消。现在我正患一种叫作“天狗热”（兼有麻疹和疟疾）的当地病，发高烧，但听说对生命无虞，所以请放心。只是从七月末到八月初，患急性大肠炎时真是太痛苦了。和内地的腹泻完全不一样，几乎就是痢疾状态，来势凶猛，又没有认识的人，腹痛与拉痢疾持续了三天，在炎热气候中苟延残喘，不吃不喝，完全无人问津，真的是痛苦极了。

除了身体状况不佳之外，他来南洋的另一个目的，即潜心文学创作的打算也落空了，为此他非常苦恼。在中岛敦1941年11月9日写给妻子的信中就有这样的抱怨：

事实上，整个十月，我原本是打算要做一件事情的（从内地出发的时候，就打算好了的，还带来了稿纸等），但是在之前的七月、八月，光生病，然后就是旅行。出门旅行时也不死心，是带着稿纸去的。结果一页都没能写。（中略）到了十月底还没有写出一页纸时，到底是觉得心里难过了，觉得自己太窝囊，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可谁也无法明白这泪水，除了你之外，也不能对任何人讲。

如此说来，中岛敦的南洋之行似乎毫无益处可言了。但是，如果从事后的角度来看，中岛敦毕竟亲身体验了在南洋群岛的生活，充分满足了他的“南方情趣”，也了解到了南洋的实际情况，结识了作为民俗学家、雕刻家的土方久功，后者给中岛敦提供了不少的关于南洋的创作素材。更为重要的是，中岛敦以在南洋群岛的经历及见闻为素材创作的《南岛谭》于1942年11月由今日问题社出版，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集，这应该是中岛敦去南洋的最大收获。

在《南岛谭》中，收录了《南岛谭》和《环礁》两大部分。其中，《南岛谭》包括《幸福》《夫妇》《鸡》三篇短篇小说，《环礁》里收录了《寂寞的岛屿》《有夹竹桃人家的女人》《拿破仑》《正午》《玛利亚》《风物抄》六篇短篇小说。

关于《南岛谭》的主题思想，奥野政元认为：《南岛谭》《环礁》的特点在于“无法共有作为人的基础”的不可理喻性；和田博文则指出，在《南岛谭》和《环礁》中到处都存在着认可“无法理解”的东西这一视线；木村一信认为：“《南岛谭》三篇之中的《鸡》就是将‘我不明白’这种不可理解的思想主题化的作品，在《环礁》诸篇中，‘不明白’构成了基调重低音，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姿态，那就是要认同不可知的东西的存在。”

《幸福》讲述的是关于南洋某小岛上的第一长老及其仆人的故事。受尽奴役的仆人向恶神求助，让他惩治长老。结果，长老与仆人之间的立场发生了转换。长老和仆人从此开始每天都做奇怪的梦。在梦里两人的地位、生活都发生了逆转。由于仆人在梦中吃好喝好的缘故，现实中的他竟然变得体态肥胖起来。相反，长老由于在梦中受尽了仆人的役使，一天天地消瘦下去。长老甚至认为梦中的世界比白天的世界更为真实。这个故事取材于《列子》，只是把舞台搬到了南洋而已。是以梦与现实之逆转为主题，进一步地讲，是一个将绝对价值相对化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作品中，将日本现在的文化（价值观）相对化的眼光……传达了在帕劳具有与日本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而且在这里并没有帕劳的价值观就要低人一等这种歧视性的眼光。”

《夫妇》的故事题材来源于土方久功。在土方的论文《论萨特瓦鲁岛上的结婚、离婚、通奸》中有这样的内容：“帕劳岛上有一种叫赫鲁利斯的习俗，如果男女之间出现了三角恋，两名女子就会决斗，别人不能插手，任凭两名女子决斗到最后来决定胜负。”埃皮尔是一个多情、浪荡而又孔武有力的女子，但是她在一次“赫鲁利斯”的决斗中被另外更为强悍的女子打败，出于自尊，她想要自杀。自杀前，埃皮尔爬上村头一棵巨大的椰子树，大喊大叫，她当着全村人的面诉说心中的委屈。但是，因为她名声不好，结果到场的人并不多，她自讨没趣，灰溜溜地从树上爬了下来。叙事者只是客观地讲述这个故事，并没有对其加以价值判断。

《鸡》同样也可以当作价值观多元化的文本来阅读，说是“除了椰子树叶摩擦发出的声音和在环礁之外低吟的太平洋的涛声之外，在这个一无所有的地方，倘若不住上十代，到底是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心情的”。作为其典型例子，叙事者“我”提到了马尔库普老人的故事。“我”雇来帮忙的南洋原住民马尔库普老人很贪心，曾偷了“我”的手表逃跑了。老人后来得了重病，“我”帮助他转院治疗，但不久之后老马尔库普病死了。在他去世之后，有三个青年说是受马尔库普之托先后给“我”送来了鸡。尽管“我”无法合情合理地解释马尔库普的行为，但我由此知道在南洋原住民那里有着和“文明人”不同的价值观。

《拿破仑》也是中岛敦根据土方久功提供的材料创作而成的。名叫拿破仑的少年无恶不作，警察对他毫无办法。曾被流放到远离帕劳的s岛，可他在岛上依然不改恶习，再次被流放到了更加荒僻的t岛上去了。不可思议的是，拿破仑在长达两年多的流放生活中已彻底忘记了作为母语的帕劳话。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想要证明少年拿破仑身上的恶习与其说是根源于南洋群岛的风土，毋宁说是由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一手造成的。

在《夹竹桃人家的女人》和《玛利亚》中，都描写了“我”拒绝来自原住民女性的诱惑的故事。“我”之所以能够拒绝这种诱惑，不是因为作为“文明人”的意志及良心的约束，而是因为多病衰弱的缘故。这一身体的隐喻，凸显了作为被文明去势后的现代人的羸弱和无力感。

像这样，中岛敦打量南洋的眼光，在那个时代是具有特殊性的。关于这一点，只要将中岛敦的《南岛谭》和同时期久保乔的《南洋旅行》（金星社，1942年）、石川达三的《赤虫岛日志》（八云书店，1943年）、野口正章的《当地报告：今日之南洋》（坂上书院，1941年）、丸山义二的《南洋纪行》（兴亚日本社，1940年）等南洋游记相比就更清楚了。在这些作品里，或者充满了对南洋人露骨的蔑视，或者一味地歌颂在殖民地工作的日本人的勤劳勇敢的精神。正如论者所言：

在中岛敦的小说中，没有在那一时期关于南洋的作品中常见的对于日本人的优秀、勤劳品质的骄傲，也没有对于当地人的侮辱、蔑视，可以说这就是中岛敦的特点。这恐怕是因为中岛敦拥有将自己的价值观相对化的姿态的缘故吧，这种姿态也成了他看穿日本在南洋高压政策的视点。

当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小森阳一也高度认可中岛敦彻底地认同作为他者的南洋岛民的“不可理喻性”的态度，日本的殖民政策就是要持续不断地抹杀、消解这样的“不可理喻性”。日本帝国主义将对于其他民族的侵略战争粉饰成“大东亚解放战争”，把加诸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殖民统治鼓吹为“八纮一宇”，这就是一种对于他者性与差异性的最大的否定。从这个角度看，不用说中岛敦是站在了军国主义体制的反面。

如是说来，中岛敦的《南岛谭》虽然只是几则掌篇的结集，但其意义不容小觑，坐实了中岛敦作为一个反战者的姿态和他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作为“艺术抵抗派”作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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