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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雾的隐喻意义（第3页）

这一内心世界无疑要比豆儿、田平和李亚的行动逻辑更真实得多。

然而白雾更主要的还不只是对于作者心境具有象征意义。

读完整部小说，掩卷追思，你会发现，白雾，不仅是作者透露的心境，它竟真实地存在于豆儿、田平、李亚和作品中其他人的周围。在他们每一个人与别人的明白无误的沟通里。它是一种平常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阻拦着人与人相互理解的隔膜，是一种拉开着的距离。作者准确地描述着这样一种距离感：每个人都打包裹似的被一卷一卷捆了起来，四面如堵，落寞而孤零，一如整个星球只留下他单独一个。

而那种模糊的、混在一起的“共同体”，那种每一个人都觉得与另一个人非常容易沟通，你说的我懂，我说的你也懂，一说就通的沟通，倒是虚假的。豆儿、田平和李亚，真实地处在这种“共同体”之中，问题是，距离，对于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只需要、只存在实用的沟通，不需要也不存在非实用的理解。

因而白雾，更是一个隐喻，它从作品的整体结构之中浮现出来，期望读者在一个特殊的焦点上，用瞬间凝聚起的理智与情感的复杂经验，去投注自己的理解。

3

隐喻，不是象征。它们的联系、转换和区别，展示着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

如果象征在过去的时代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风靡从文学运动到文学理论的各个领域的话，那么隐喻，在20世纪，则以它和语言直接的、紧密的生命联系，成为人文哲学的一片丰饶的土地。卡西尔强调它作为神话思维的原始性，利科却抓住解释学的中心问题，将隐喻上升到基本范畴研究的髙度，使之最终摆脱了修辞的传统，从而建立起一种包括隐喻陈述和叙事对话在内的崭新的哲学的诗学。

利科富有启示意义的论点是，隐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瞬间浮现出的意义，这“浮现的意义”的内涵即语言学的创造，因而隐喻既是“意义”，又是“事件”，是活生生的言论的事实，是一种完全非公众的、前所未闻的表达。

白雾作为作者的心境的喻词，显然不是隐喻，在小说第一节的结尾处，它对于每一个有心的读者，都几乎是直观的——它就在那里。它固然可以给小说涂上一层色彩或投射一片斑驳的光影，却不能渗透到整部小说中在底层重建整体。它只是一个陡然耸立的象征，在光和色中显示自己的存在。

象征往往是约定俗成的。即当以甲事物喻乙事物时，甲事物不但不会消失到乙事物中，而恰恰是将乙事物作为一种意义充实自身，构成二者之间稳定的、持久的关系。这关系或者依靠某种文化中介、神话中介，或者诉诸最根本的、共同的人类经验。白雾象征迷茫的心境或许可以看作后一种情况。在人与那些纯粹的自然因素——火、气、水、风……的一般的、经常的联系中，多次的重复使它们往往不再给人新奇的感觉。

白雾的指向人与人的距离的隐喻意义，却是只有在完整理解了整部小说后用释义的观点才能得到的。它作为一个特定的语境活动的独特的转瞬即逝的结果而浮现出来，带着活生生的、新鲜的、一次性的知觉特征。它因之只对于理解的心灵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但理解有多么难。

豆儿、田平和李亚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目的确定的生活。这个确定对于以往的完美、高贵、崇高，是一个否定的环节。即当不受骗的意识成为一种普遍意识后，人们正是用这种确定对于过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进行否决。

但这种确定究竟能构成什么？每个人都是盲目的，盲目地被欲望所支配、被关系所驱使。于是欲望本身成为目的，人却沦为手段。关系作为一种共同活动的假象，掩盖着问题的实质——各人为实现自身的目的，不仅把自己变成手段，而且把别人也变成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就是豆儿、田平、李亚他们最真实的关系，作为手段与手段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通，你说的我懂，我说的你也懂，不是人与人的相通，而是手段与手段的相通。

更具体地说，当神圣的共同体破碎以后，共同的、虚妄的目的，终于为个别的、实在的目的所取代。这个别的、实在的目的以和欲望的直接联系，调动起一切实现它的手段……从人的活动、行为，到人的意志、情感。相对于共同意识，这手段无疑是对自我的接近。但这种接近，是以遮蔽为代价的。即手段反过来把人局限、固置在欲望上，外化、对象化为欲望，使欲望成为一个自在的东西，成为与手段的直接的同一。人成为欲望的化身、体现，作为手段去活动、交往。欲望使人变成马尔库塞所说的一维的即单向、单面的人，既是对人的有限目的的满足，也是对人的升华（多面、丰富）的抑制。人得到了，也失去了。人与人的相通只在一个极肤浅的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上，我用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我承认别人也有同等的权利。但毕竟，手段和它自身的目的在直接的同一中不过是一个自身封闭的环节、一个单一的封闭体，达不到自我理解，更谈不上理解他人。

白雾就是这样作为空间中人与人的距离真实地存在着，可惜，豆儿、田平、李亚们并不能真实地看到它。因而，每个人在不受骗的意识的崛起中又掩藏了一种更深的自欺。

这是这部小说的敞开和遮蔽所在。

这遮蔽原本就在敞开中，即是隐喻所指向的。

于是我们看到，方方以中国人特有的感觉，触及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方普遍困扰着人的关于距离的问题。

西方人的“距离”当然是西方的。20世纪，西方人提出主体间性的问题。其实没有获得了自我意识的个体，没有“已经”成熟达到启示的精神（康定斯基语），也就无所谓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恰恰是在沟通和显露中揭示阻塞和遮蔽。这种阻塞和遮蔽或许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理解的阻塞和遮蔽，即卡夫卡所表达的——哪里有自我，哪里就有城堡……但这对于我们显然是一个有距离的话题。

还是回到眼前。处于关系网中（这关系网在神圣的共同体破碎后成为一种新的、似是而非的“共同体”），人们之间不仅接近，而且充满着皮肉的需求和磨擦，却包含着巨大的距离——这就是《白雾》用隐喻的方式提示的中国人的“距离”。作者几乎是直白出白雾的这种隐喻意义的。

但如果没有整部小说明朗的反衬，这种隐喻意义就消失在黑夜的迷离和茫然中了。

而现在，白雾笼罩着——

它使整部小说结实的、没有留下任何诱惑性空白的语言结构松动了，在松动的边缘地带，透射出诱人的光亮；它使作品中轮廓鲜明的人物像变形了的雕塑一样孤独地耸起拉长了的驱体。

愿豆儿、田平、李亚们，有一天，能真实地看到笼罩着他们的白雾。

1988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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