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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诗而受难的意义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分析（第1页）

为诗而受难的意义—“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分析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个能称之为流派的诗歌群体曾经被朱笔抹去，几近湮灭。在漫长的时间中，除了隐忍的灵魂，它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直至改革开放，才以受难者的形象复活于历史的视角。

这就是从1937年到1949年，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大时代，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七月派”。半个世纪以后，它的第一次结集，被命名为《白色花》，是借诗人阿垅1944年《无题》一节诗句的隐喻：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在这一节前还有一节，也可录在这里：

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

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

《白色花》只是七月诗派中二十人的结集，它有劫后余生的悲壮；随后时隔6年才出的《〈七月〉、〈希望〉作品选》（上），更试图从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流派的角度，用四十人的合集更全面地展示这一派诗人的风貌。

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加上紧接着的“反右运动”的恢恢天网，“七月派”几乎是被一网打尽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个据说其“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的一个多达七十几人、累及二千多人的“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使“胡风反革命集团”差不多变成了“七月派”的别名，以致很长时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二者是可以互相指代的。“七月派”的绝大部分诗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在监禁、劳改、苦役中融蚀了从青年到老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岁月。

时间，这个最坚硬的存在，岂是“平反”二字可以一笔勾销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为诗而受难的一代诗人。

从“七月派”到“胡风反革命集团”，已然是一个历史事件；在历史事件的意义上，二者之间铁定的因果联系，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问题在于：在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建立起了在劫难逃的必然联系呢？

1993年1月，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彻底平反五年后，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胡风女儿晓风主编的《我与胡风》，以“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的形式，集中了从“七月派”到“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始末个案分析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可以引申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命运的各种层次的问题，而引起这些问题的线索大致可以集中在两点上：

第一，“七月派”是怎样形成的？

第二，“七月派”为什么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这两点又直接引申出第三点，即“七月派”受难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看第二个问题，即“七月派”是为什么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关注，从目前能看到的材料，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次：

（一）三十年代“左联”内部出现分裂，“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鲁迅对周扬“四条汉子”的态度，就已经埋下了周扬等人对胡风结怨的因子，后来一路争论直到建国初期，争论的级别迅速上升，从学术问题到思想问题，到政治问题，最后到将胡风及其一大批直接追随者或间接联系者打成反革命刑事犯罪告终；

（二）胡风文艺思想同毛泽东“延座”精神相左；

（三）胡风小圈子话语的反水，似乎暴露出为当局所忌讳的“组织行为”，加上建国初期实际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而产生的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

对此，有人强调（一），有人强调（二），有人强调（三）。在我看来，这三个层次本身引申出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话语同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自由话语之间的不相容。

事实上，将“七月派”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中国开了这样一个先例：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论问题一概被当作政治问题严厉禁止。此后，“反右”，“文革”，愈演愈烈，“文字狱”成为悬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胡风反革命集团”堪称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件最大的文字狱案。这当然是后话了。

其实，导致这个问题尖锐化或说导致矛盾爆发的原因，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文艺主流性话语在建国后迅速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使得问题的背景发生了根本转变。“七月派”面临的抉择是：要么转换话语，要么自行消亡。“七月派”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前者，只是或者很难适应，或者不心甘情愿。其实，即便能适应到和批判者操同样的语言，也摆脱不了被压抑的境况。终于，胡风实在忍不住，以三十万言书的方式向党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全面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本来是对意识形态信任的表示，以为只要把问题摊开就可以判明是非曲直；同时也显示了胡风的理论自信。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天真使胡风看不清问题的复杂的背景，结果一个纯粹文艺理论的说明，为着在政治行为的强行干预中争得自己独立发展的一席之地，却被打成了向党进攻的政治纲领。

由此，深入研究“七月派”为什么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将不可避免地面对“七月派”怎么形成的问题，尽管打成“反革命集团”的这个结果已远远超出了单纯“七月派”自身问题的原因。换一个角度看，因为政治因素的作用，结果竟然是十倍地大于原因了；然而也正是这结果以其苦难的深重导致了一种苦难的意义……

这已涉及第三个问题即“七月派”受难的意义，这个问题暂时搁下。这里先回溯第一个问题，即“七月派”是怎样形成的？

“七月派”的形成当然同任何一个文学艺术流派、诗歌流派的形成一样，有多种原因，诸如有它的主导刊物或其他形式的阵地，以致能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倾向的、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有它基本一致的理论主张；有共同的区别于别的文学艺术流派、诗歌流派的独特的风格和特点。而“七月派”真正鲜明的特征是它形成于抗日战争初期即民族救亡运动的兴起时期，它是从苦难的呼喊中走出来的，它的每一位诗人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是战士。这种歌手和战士二而一的身份，使得苦难的黑暗中执着于希望和信念不仅造成了他们共同的风格，而且也成为了他们相互影响和支撑的精神凝聚力，他们把它称为“理想的光源”。

“七月派”诗人的理想或理想主义，显然不同于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后者当然必须转化为一种社会历史形态的东西；而前者毋宁说是个人的精神境界，它是在个人语言表达的层面上自我显示着的。

这种精神境界是一群人形成类似风格的凝聚力，同时它又必须是以真实个人的独特个体性作保障的。它在理想和崇高的追求中更切近地执着于个人的自由、尊严。换句话说，在“七月派”的一些诗人那里，自由、尊严是同理想、崇高区别着、剥离着的。

请读一读阿垅的诗《无题》和《去国》。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读过的人，一个不了解它的写作年代的人，它一定会被误认为是昨天写的：

我无罪，所以我有罪了么？—

而花有彩色和芳香的罪

长江有波浪和雷雨的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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