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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城市哲学的问题与实践建构（第1页）

第八章城市哲学的问题与实践建构城市化是一个成就与问题复杂交织的过程。改革开放特别是近10多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是30％左右，目前为50％左右，并有可能继续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快速推进。可以预期，未来20至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基本建成城市社会。城市化水平从30％到70％，正是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northam）所说的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从世界城市发展趋势看，城市化的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的阶段，也是诸多社会问题、复杂矛盾的多发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日益呈现出复杂性、问题性。

在城市化的复杂性、问题性日益突出的语境下，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对城市化及其问题进行了多向度的研究，城市经济学、城市政治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科学等城市研究的相关学科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在著名城市史学家芒福德、科特金等看来，城市本质、城市问题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如何认识城市本质，从方法论与价值论层面决定着人们如何规划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如何管理城市。解决城市问题离不开人们对城市发展的本质、规律、价值的全面辩证认识。建构城市哲学，从哲学层面呈现城市本质、反思城市发展规律、确认城市价值，特别是建构一种面向中国城市问题的城市哲学，对应对复杂城市化，推动我国城市规则、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的发展，具有基础意义。

一

正如美国著名城市史研究专家芒福德所指出，“这个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来看已变为一座城市”。在城市世界、城市社会语境下，面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我们需要城市哲学。

第一，在本体论意义上，城市与人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是“城市哲学何以可能”的核心依据。如果说哲学的重要使命是认识人自己，那么，在城市化与城市社会语境下，对人自己的认识离不开对城市的认识。

在《全球城市史》的作者科特金看来，“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城市与人的社会性、创造性具有内在关联。“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她所缔造成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发展史；离开了城市，人类文明将失去重要载体；离开了对城市的反思，对人自身的认识将失之片面；认识城市，是认识人本身的一个重要要求与具体路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类在总体上开始步入城市社会、城市世界，城市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存、生活与发展语境。没有对城市的理解，也就没有对现实生活的真正理解。城市联结着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城市社会语境下，人类将在城市中建构自身的未来。“在长达50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所眷恋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质进步的主要场所。只有在城市这个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够塑造人类的未来。”“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建设与完善城市，就是把握与建构人类的未来。城市哲学是哲学在城市社会语境下的重要具体形态。

第二，在问题论层面，城市化是现时代的一个重大发展问题，城市化进程日益呈现出复杂性、辩证性，城市化对世界面貌、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改变日益深刻、日益全面。可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与城市必然共存，其关系又存在诸多问题的时代。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全面性，决定了城市哲学的必然出场。

一方面，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聚集与传承方式。“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如果说人类文明的聚集与传承离不开文本，那么，城市就是汇集与传承人类文明的最鲜活、最全面的文本。“如果没有城市，那些未能抽象化和文字化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合作活动，能否继续繁荣，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只有一小部分的生活的内容能够用文字记载下来。”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0页。另一方面，城市在聚集与传承人类文明的同时，也聚集、传递了诸多反文明，甚至反人类的东西。在芒福德看来，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特殊容器，“城市是一种贮存信息和传输信息的特殊容器”。在发展人们之间“积极的共生关系”，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同时，城市也积累、传播人们之间的“消极的共生关系”，“城市文明除了这改善的一面，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较黑暗的一面：战争、奴役、职业上分工过细，在许多地方，总是在走向死亡”。也就是说，城市是一个成就与问题、文明与野蛮的复杂统一体，城市化的过程具有两面性、辩证性，城市化已经并仍在从正反两个方面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建构全面把握城市本质、辩证认识城市化过程的城市哲学势所必需、势所必然。

第三，在意义论层面，城市在给人们带来更多自由、选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深刻而复杂的精神焦虑、精神危机。人类有能力把握日益膨胀的城市吗？城市是否是人类的终极家园？城市能否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能否给人提供精神上的终极慰藉？这诸多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建构一种对城市、城市人进行深切人文关注的城市哲学。

“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释放与奴役，自由与强制”的内部紧张关系。一方面，城市是一个让人感到自由的地方，另一方面，城市制度、城市分工、城市空间又往往成为一种匿名的“结构性暴力”，经常会让人感到压抑与强制。在现代城市中，人们“日益感到，他们自己‘是陌生人并感到害怕’，身处在一个他们过去从未制造的世界上，这个世界对人类直接指挥的反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也比任何时候都缺少人类的意义”。在芒福德看来，一方面，“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正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城市造就了无数优秀的人才与杰出的思想。另一方面，城市化也造就了诸多反人类的思想与反人类的行动，极权、暴力、对精神自由的压制，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销声匿迹。“不幸的是，伴随城市兴起而来的罪恶的习俗制度在我们这一时代又复活而且扩大了：因此最后的结果仍然悬而未决。”如何规范、合理化城市发展，使城市发展与人的精神自由、精神发展共同进步，如何建构一个能够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的美好城市，诸多城市意义问题的存在要求人们建构城市哲学，对城市进行深切的人文关怀、哲学反思。

二

虽然相对于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城市学分支学科，城市哲学还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显学，但人们对城市哲学的相关问题已经进行了诸多思考。例如，哈维、列斐伏尔等对城市与空间生产、城市与资本关系的反思；芒福德、科特金等对城市发展史的探索，对城市文化、城市意义的反思；林奇等对城市意象、城市形态的反思；哈里斯等对城市与感受、建筑与伦理关系的反思；瑞吉斯特等对城市与生态关系的反思，等等，都对我们建构城市哲学，确认城市哲学的核心概念、知识体系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概观诸多学者对城市问题的认识，总结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所内含的城市哲学思想，可以看到，在性质上，所谓城市哲学，就是城市与哲学的深层关联、自觉互动，是人们对诸多城市问题所进行的系统全面辩证哲学反思；在具体内容上，所谓城市哲学，是对城市的本质，城市化发展模式、发展方向、发展规律，城市化的意义与价值等问题所进行的哲学沉思。具体而言，城市哲学主要研究以下三大类问题：

第一，城市的本质论、存在论问题。如何确认城市的本质，是城市哲学的一个重要基本问题。在芒福德看来，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文明容器，“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通过它的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秩的风俗和交往联系，城市扩大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使这些活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科特金看来，城市是“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而人们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城市能否持续存在。社会学家帕克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是一个独特风俗习惯、思想自由和情感丰富的实体”。笔者认为，城市是一个综合体，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制度、观念、行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存和交互作用的综合体、有机体。目前，人们往往更加注重从空间扩大、经济方式转换、管理方式转换等层面理解城市本质。显然，从任何一个单一方面都不足以真正揭示城市本性。笔者认为，在对城市本质进行知识确认时，应该自觉贯彻全面的思维、系统的思维，从人性的历史性、全面性，城市本身的历史性、全面性，以及人与城市的历史性、系统性的互动出发，全面呈现城市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城市，就是人的社会性、创造性的具体实现与集中呈现，是人对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等的集中创造与再造，是人类对文明的集体创造与集中保存，是以不同汇集方式集中体现人类创造性与社会性的人类文明的现实有机体。

第二，城市的发展论、过程论问题。在关于如何推动城市发展这个问题上，目前有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是注重城市人口的增加，一是注重城市经济的发展，一是注重城市空间的扩宽。我们并不否认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大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或者说重要指标。但问题在于，城市化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系统转换过程，没有城市制度、城市文化、城市习俗等城市“内涵变量”的逐步确立，所谓的人口、经济、空间等的城市化只能是城市“外延变量”的无序增长，并将导致诸多问题。尤其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能否超越片面的外延式为主的城市化道路，走一条外延与内涵相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对缩短城市化过程的综合阵痛期，构建发展平稳、秩序和谐的城市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认识与推动城市发展时，一方面，需要树立全面的思维，以综合推动城市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树立过程的思维，历史性地看待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正、秩序与价值、东方与西方、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未来、目的与手段、自然与社会等问题，以具体确立适合自身条件的合理、具体城市化道路。对我国而言，具体确认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殊性尤其重要。

第三，城市与城市化的价值论、意义论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受益者，往往倾向于把城市化看作一个善的实现过程；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则往往会倾向于把城市化看成一个恶的积累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认识评价城市与城市化的价值标准。笔者认为，城市意义与城市价值问题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问题，但有客观尺度可循。一方面，要有历史眼光，以人类文明的整体转换作为评价城市化价值的根本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的推动过程显然主要是一个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要有辩证的眼光，对没有约束和控制的城市化已经并将继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具有清醒认识。这一点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发展与资本扩张的无制约结合，将积累人类的“消极共生关系”，对人类文明、人类精神生活造成深重危害。也就是说，一方面，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城市化又是人们可能对其进行理性、制度、道德约束的社会进步过程；一方面，城市化过程是一个财富、道德、良善等的积累过程，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也可能是一个问题、风险、怨恨等的积累和放大过程。以城市发展规律为基础，兼顾城市发展规律与人的成长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以社会整体变迁为基础，兼顾个体价值，是揭示、确认城市和城市意义及价值的重要标准。

城市哲学是城市本质论、城市发展论与城市意义论的有机整合，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知识系统，城市哲学具有一定的体系性。但是，知识化、体系化并不是城市哲学的根本特征，在本质上，城市哲学是一个以问题为起点，以实践为导向，对问题进行系统理论说明，力求打通城市问题研究与城市理论研究的城市研究新视域。

三

城市化是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与地区面临的城市化问题、所走的城市化道路、所处的城市化阶段都是相同的。城市化水平，问题与语境的阶段性、具体性，决定了城市哲学具体形态的多样性、差异性。对城市化水平超过70％，已经进入城市社会的国家而言，其城市哲学所需要面对与解决的是如何推进与规范城市现代化的问题，是探索如何完善城市使其更符合人性全面需要的问题。对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还在建构城市社会的国家而言，其城市哲学所需要面对与解决是如何探索、确认符合自身条件的城市化道路的问题。

中国人口、土地、资源矛盾的特殊性，中国城市化目前所处的阶段与发展背景的特殊性，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重复西方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具体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具体确认中国城市发展方式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可能性、必然性、合理性，是目前及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城市哲学需要关注与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城市哲学的具体性。具体而言，当前中国城市哲学需要着力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合理性问题。所谓合理性问题，就是一种行为、理念、制度等能否成立的问题，其本质是一种行为、制度、理念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合理性问题，就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否符合城市化发展规律、发展趋势的问题。在芒福德、科特金等看来，从5000多年前的早期城市化到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城市化，再到信息化、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城市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统一模式的城市化道路。以城市发展史为基础，全面总结、系统比较不同地区城市化的具体发展规律，具体确认城市化道路本身固有的多样性、可选择性，具体揭示城市化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一般趋势与具体实现方式的关系，具体揭示中国发展中的城市化与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关系，对深层确认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合理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合法性问题。如果说，合理性研究更加注重对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发展主体之间的行为、制度、理念进行比较，那么，合法性研究则更加注重行为、制度、理念在一个地区、国家的可接受性、可行性。所谓合法性，就是一种行为、制度、理念等的正当性问题，能否被一个地区与体系内的受众、人民所认同、所接受的问题。“合法性是以特定社会坚持的价值为基础的。”对我国当前的城市化而言，不管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内生型”城市化，还是中西部地区的“外激型”城市化，共同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作为城市化的积极推动主体、建构主体与市民、农民等城市化的生活主体的关系问题。我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客观上积累、诱发了大量矛盾，这是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积因。这说明，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合法性问题、正当性问题，基本上还是一个理论盲点。加强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合法性研究，探索协调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新途径、新方式，建构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城市化推进制度、城市化具体推动方式，提高城市化决策、制度、行为的合法性，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事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国计民生的重要实践问题。

第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价值性问题。一方面，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拉美等地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脱离自身条件所实行的不恰当的过度城市化，对自身已有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引发了诸多社会冲突。“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都经历过同样的分裂：成为一个西化的现代大都市和更加穷困与传统的都市的复合体。”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从自身条件出发，在总体上实现平稳城市化，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世界进步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逐渐实现与不断完善，也对人们理解城市化本身的普遍性与多样性、全球性与本土性等关系，推进人们更加全面、科学地理解城市与城市化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具体揭示、合理规范、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容、路径、意义、价值，是我国城市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概观人们对城市哲学的探索，城市哲学主要有三种建构路径。（1）以哲学理念为基础，对城市问题进行哲学反思。例如，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从新马克思主义出发对空间生产所进行的资本批判；哈里斯的《建筑的伦理功能》，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对主体城市感受的探索。（2）在研究城市历史中，上升到对城市的哲学思考。例如，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通过总结城市发展史，认为城市化应该是以人的发展、培育为目的的文化创造过程；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通过比较不同时期与地区的城市化，认为城市在本质上是以人的认同为基础的安全、意义与活力的有机统一体。（3）在对城市地理、城市经济等城市问题的思考中，走向对城市本性的哲学沉思。例如，苏贾的《后大都市》通过对洛杉矶等大都市的研究，走向对城市本性的系统反思；奥沙利文的《城市经济学》，在探索城市经济过程中，内含着对城市本性、城市发展问题的系统揭示。

在中国这样一个城市化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化过程异常复杂的国家，更需要建构一种从城市问题出发，直面中国城市化问题，全面揭示城市化规律，厘清中国城市发展具体原则、核心理念的城市哲学。一方面，我们需要关注、总结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关注中国城市问题、总结中国城市发展规律。关注中国城市问题是建构中国城市哲学的基本路径，解决中国城市问题是建构中国城市哲学的根本目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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