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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现代城市观哲学研究（第2页）

其三，在具体运用时容易走向经济中心论。应该说，相对于技术经济城市观，人本主义城市观更为注重城市中的生态与文化因素。但在城市发展实践中，人本主义城市观往往具体地走向以文化与生态为工具的经济城市观。现实中，一些地区以打造特色生态、特色文化为名发展城市经济，实施所谓的生态名片、文化名片战略，生态搭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结果却是破坏了生态、扭曲了文化。这种名实相矛盾的现象，正是人本主义城市观在理论上不彻底并走向经济主义城市观的体现与证明。

三

对于列斐伏尔、哈维、苏贾这些具有社会学、人文地理学背景的研究者而言，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地理现象，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文文化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结构性现象。在他们看来，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时空结构、人文地理结构等，对理解城市形构、城市问题、城市化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社会政治背景下的综合空间生产过程。现代性条件下，空间日益丧失其客观性、中立性，日益具有政治性。“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社会的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决定空间的意义与结构。在一个不平等的官僚与等级社会，作为空间生产的城市变迁，在本质上是掌握权力的主体实现自己意识形态，再生产自己利益的工具；不存在所谓客观、中立的空间变迁、城市发展；社会关系、权力关系通过空间得到实现。“城邑同样也是我们所提到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场所，比如政治权力和这种权力下的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一个政治上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社会，必然不断再生产中心边缘的空间与城市结构。在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下，所谓的空间生产、城市发展，不仅会聚集文明要素，也会进行问题与冲突的扩大再生产，不断聚集问题和矛盾。“都市现实的危机比某种其他的危机更为重要、更为根本。”

在哈维看来，列斐伏尔对空间城市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的理解其实并不彻底。列斐伏尔过分强调了空间对政治的作用，倒置了空间与政治、城市与社会的关系。“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在哈维看来，在本质上是社会结构决定空间性质，而不是空间结构决定社会性质，是政治决定城市，而不是城市决定政治。作为当代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代表，《地理学中的解释》的作者，哈维更为强调地理与人文关系中的人文性，强调人文因素对地理的意象决定作用。在进行城市批判时，哈维显然延续了这种解释学的方法，更为强调城市地理中的人文因素。在他看来，社会正义与空间、地理相关。当代社会是一个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城市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增殖自身、谋取剩余价值的场域和工具。正是当代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决定了当代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平等。“新空间关系（外部和内部）乃是从国家、金融资本和土地利益的结盟中创造出来的，在都市转型的过程中，每个部分都必须痛苦地进行调整以配合其他部分。”没有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合理化，就不会有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不会有所谓的城市正义。调整社会的权力与制度结构，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路径。

苏贾的观点又与哈维有所不同，同样是人文地理学家，苏贾更为强调人文地理关系中的地理因素，强调社会空间关系中的空间要素，始终坚持一种空间优先的历史观、城市观。在苏贾看来，过去社会理论的解释框架是二元的“社会历史”。对空间因素的忽视使这个框架存在重大不足，已经无法解释日益复杂的城市现象。苏贾认为，以空间为核心的“社会历史空间”三元结构、三元辩证法是解释城市现象的更合理框架。苏贾对空间要素的强调，以雅各布斯的城市观为基础。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革命先于农业革命、商业革命，正是在城市革命的聚集与需要的拉动效应作用下，才产生了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以这种城市中心论为基础，苏贾认为，应该把空间要素置于其应有的重要地位、首要地位。在他看来，空间始终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城市权利、社会权利的实现、维护、斗争，始终围绕空间进行。空间已经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当代诸多重大社会冲突，往往围绕空间问题展开。不能以空间形式实现的权利，不具有真实性。建构空间正义，解决空间生产与分配中的不平等，是建构社会权利、社会正义的基础内容。

可以看到，列斐伏尔比较注重城市方法论的反思与创新，其所针对的问题，主要是特殊利益集团利用绝对权力进行意识形态化的城市改造，干扰、破坏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种现象。哈维侧重对城市问题进行政治批判，其所针对的问题，是当代资本逻辑对城市领域的全面入侵，是城市发展中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日益聚集、严重的城市冲突。而苏贾则更为强调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的方法论创新，其所努力的方向，是突现空间维度，建构一种能够应对日益城市化、空间化的后现代社会的理论方法。

方法论上，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注重城市问题中的社会与政治因素，都以一种结构主义的思路进行研究，都希望用一种简洁的结构框架面对复杂的空间与城市，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注重社会政治的结构主义城市观。这种结构主义城市观的价值在于：为人们把握复杂城市问题提供了一个相对简洁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当代社会理论特别是城市理论的基础创新；注重城市问题的社会性、政治性，为人们把握现代城市问题的政治本质与政治成因，揭示城市问题与资本逻辑、权力逻辑的深层关联提供了重要起点。当然，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尽善尽美，结构主义城市观也遭遇了一些深层次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如何全面理解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关系，如何全面把握时间之维。在现象上，结构主义城市观也注重城市发展的时间性、历史性，例如，列斐伏尔强调尊重日常生活，其实就是尊重传统、历史，苏贾的三元辩证法中也有历史、时间之维。但在本质上，结构主义城市观又消解了时间维度。一方面，他们把时间维度空间化了，更为注重用空间来把握时间；另一方面，他们所理解的时间主要是过去之维，而不是未来之维，忽视了时间之维有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这样，结构主义城市观就可能成为一种固化的历史观，成为一种相对注重批判和揭露现实，而忽视建设性地建构未来的情绪化的意识形态理论。

其二，如何全面把握宏观变革与微观支持的关系，如何全面理解城市的本质与变迁。用政治与权力逻辑来解释城市本质，通过揭露政治与权力来批判城市问题，当然意义重大。但问题在于，城市是一个政治生活与世俗生活的统一体，政治与权力虽然作用重大，但从来也不能够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总有世俗生活在坚韧存在、坚韧流动。从长期的历史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恰恰是世俗社会、市民生活决定着城市政治的性质与走向。城市政治、城市权力在宏观变革时，如果没有城市社会、市民社会的微观支持，将失却合法性，不能持续进行。需要从政治与社会、宏观与微观辩证统一的角度对城市本质及其变迁进行更为全面的把握。

其三，如何把握理想乌托邦与实践路径的关系，如何面对城市发展的文化、区域多样性。结构主义是一种分析方法，也是一种理想状态，不同的结构框架往往代表着研究者对分析对象的理想状态的设想。结构主义城市观也是如此。问题在于，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所设定的社会历史政治空间彼此协调的理想城市状态，以及他们所设定的以对立为基础的城市发展辩证结构，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分析对象、所有区域的城市发展？结构主义城市观，是否会走向或折回西方中心论？在全球化语境下，城市化的进路与形态有趋同的倾向，也日益表现出强烈的区域化、多样化趋向。如何理解、解释、包容、确认城市化本身的多样性、区域性，是城市理论创新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

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一书中，约翰斯顿对人文地理学能否整合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了思考。在他看来，三种哲学思潮代表着不同的方法、目的。“对于实证主义者，目标是社会工程，操纵社会走向某种特定目标而远离其他目标；对于人本主义者，目标是增进对自身认识和相互认识；对于结构主义者（尤其是与批判理论相关的结构主义者），目标是解放，是消除混淆社会驱动机制之解释的错误意识形态。”虽然许多研究者认为应该更加注重整合，认为人们“没有必要在这三种思潮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它们能够以某些方式整合起来”，但在约翰斯顿看来，对具体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而言，关键不是整合，而是选择。“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从而是一种政治的选择。以某种特定方式选择人文地理学的思潮，就是选择——虽然不言明——推进某种社会意识形态。”

显然，约翰斯顿是针对特定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认为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只能主要选择性地运用某种方式。但对城市研究，特别是城市哲学研究而言，其问题、目标与语境都与人文地理学不同，是“选择”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中的一种，还是对其进行“整合”，建构一种新的城市观，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城市知识论、城市主体论、城市行动论在城市实践中能否相互统一的问题。城市问题的历史性、特殊性，决定了城市研究方法的历史性、特殊性；城市问题、城市本身的复杂性，要求城市观念、城市战略的全面性、总体性。

城市认识、城市战略的全面化有一个过程。在前现代特别是现代性的早期，人们往往以政治、经济为目标，以一定区域为尺度认识、发展、管理城市。随着现代性的深化、全球化的推进、城市化率的不断提升，人们日益发现城市是一个天、地、人有机互动的复杂巨系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所有文明要素，再固守某种所谓的专业方法，不仅不能发展、管理好城市，反而会导致冲突与问题。城市不单纯属于任何一个单一学科，任何一个主体、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垄断城市发展与城市权力。因此，建构没有学科边界与学科归属的一般城市学、城市哲学，建构所有城市主体都能参与其中的城市制度，就成为一种必需。总体全面的城市观，是知识论、主体论、行动论的统一，是城市认识论与城市制度论的统一。具体而言，正在生成的全面总体城市观，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在知识论层面，有效借鉴不同向度的城市研究的合理要素。一方面，全面辩证地借鉴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城市观，既运用技术、经济、生态、文化、社会、政治等概念，又避免片面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另一方面，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学习借鉴城市建筑与规划、城市历史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融会贯通中推进城市观的不断完善。

可能、开放是全面总体城市观的两个基本关键词。城市化是影响所有人的可能性实践，任何一个主体、一种力量对城市知识的垄断，都会导致、积累城市问题。城市越发展，城市化程度越高，对城市知识民主化的要求就越高。在《城市革命》中，列斐伏尔对垄断、霸权性的城市研究进行了批判，在《韵律分析》中，列斐伏尔以音乐为例，主张一种总体性、全面性的思维方法，其本质都是对知识民主的倡导。垄断型城市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把有限的理性、有限的自我僭越为无限全能的上帝。城市知识的民主化与城市本身的民主化互相生产。推进城市知识、城市研究的开放与民主，是建构合理城市社会的重要基础。

其二，在主体论层面，兼顾不同城市主体，不断实现城市权利。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社会是一个既不同于农业社会，也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城市社会的重要特点是日常生活、世俗社会日益重要，社会结构日益多极化，日益要求城市权利的普遍化。一个没有普遍城市权利的城市社会将问题频繁、冲突不断。城市越发展，城市权利的普遍实现对于城市的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作用越大。当然，并不存在抽象的城市权利，城市权利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发展、确认有一个过程。

中世纪后期，伴随着商业革命，在新兴的商业城市，人们逐渐培育起城市权利意识。“城市是一个让人感到自由的地方”，这个时期，城市权利的主要内容是自由：人口自由流动、商品自由交换。在工业革命时期，在众多人口被迫取得和贫困相伴的所谓自由权利后，能够在城市中生存、工作成为诸多无产者的权利梦想，平等、生存成为这个时期城市权利的主要内容。后工业时期，随着城市社会、消费社会的推进与深化，全面有效参与城市事务逐渐成为人们的权利要求，参与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城市权利的重要内容。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社会，所谓城市权利，就是“不被排斥于城市中心和城市运行之外”，就是能够作为生活主体全面参与城市发展、城市事务、城市生活。不断走向覆盖所有城市主体的全面权利，是城市权利发展的总体趋势。推进城市权利的不断全面、自觉，为城市权利的全面实现进行理论确认，是全面总体城市观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三，在行动论层面，注重完善城市制度，合理配置城市权力。权力的多极化、多中心化，是城市与城市制度发展的方向。反思城市发展史，可以发现一种中心边缘辩证法。在城市化的初期，人口与资源往往向一个中心聚集，形成以一个首位城市为结点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由于首位城市的空间、生态、资源等承载力有限，人口与资源会向其他地区溢出，形成新的空间结点与中心。在一定条件下，这个新中心在地位与作用上甚至有可能超过原有的中心城市。在“时空压缩”效应下，城市的多极化、多中心化这个进程将不断加速。与此相伴，城市权力的总体趋势，也必然是不断走向多中心、多极化，城市区域中心的权力将不断扩大。自觉适应这种趋势，调整城市制度与城市权力，是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繁荣的重要选择。

但现实中，由于既得利益、思维定式等原因，人们仍往往习惯于运用单一中心、单极思维来设置城市制度、配置城市权力、管理城市运行。这必然阻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并导致诸多连带问题。现代条件下，城市权力、城市管理的重要责任是解决城市问题、推进城市发展，实现城市活力与城市秩序的有机统一。随着城市结构的多极化，以单一权力中心应对日益多样复杂的具体城市问题，已日渐变得不可持续。城市权力、城市管理的结构多极化、生成民主化、运行公开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如何推进城市权力、城市制度的历史转换，是总体全面城市观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总之，城市发展是城市战略、城市主体、城市制度的动态统一，总体全面城市观是城市认识论、城市主体论与城市制度论的具体统一。总体全面城市观的建构有一个过程，需要诸多历史条件，更需要城市研究者、城市主体的集体行动、自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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