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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第1页）

进步主义

早就有人知道书的实用功能正在被削弱，知道更强大的信息手段正在取印刷物而代之——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当埃及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总统宣称：“收音机改变了一切”，敏感到埃及将面对西方媒体的技术强势，正在走向一个很不确定的新世界。“西方化已经不再仅仅依靠牛津的大学和巴黎的沙龙，而是依靠喇叭向乡村广场上不识字但反应迅速的群众大声播送消息，因此西方化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一位当代历史学家也是这样描述当年。

在不久的以前，这种西方化曾经表现为直接军事占领，比如英国对北美和澳洲的殖民，西班牙对南美的殖民，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对非洲的殖民，还有英国、法国、荷兰、德国在亚洲的疆土拓展……再加上日本“脱亚入欧”时对朝鲜的殖民和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贸易专营和资源独享全靠枪炮来保卫，世界几乎到处都有热爱奶酪和威士忌的统治大人。但那种方式在二十世纪已经越来越显得笨拙和成本高昂，正如1945年上台的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认识的那样：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抗，使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大为萎缩，而维持统治的费用已超过殖民所得，令人厌倦的印度问题必须斩仓割肉，舍此别无选择。艾德礼政府推动了印度独立法案在国会的通过。

与很多共产主义人士的预测相反，同时也与很多帝国主义人士的预测相反，英国从广阔殖民地的撤出后并没有进入衰败，相反却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法国其它西方列强的情况竟然也大致如此。可以比照的是：过于老派和僵硬的葡萄牙拒不放弃殖民地，后来倒成了欧洲的贫困户。

葡萄牙是否证明殖民主义只是西方列强历时四个世纪的愚顽之举？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进入和撤出殖民地，都是西方强国的竞争选择。只是这四个世纪前后的技术条件已经大变，殖民者们在撤出时已经获得了一个比枪炮更有效的武器，即纳赛尔总统面前的收音机。古人云：攻城莫若攻心。以枪炮攻城，较之以广播攻心，乃不得已之下策。继收音机之后出现的电影、电视、因特网等各种手段，使听觉更添视觉，西方强国可以籍此轻松地俘虏任何边地居民的两耳和双眼，可以让数以百计的颇道快速实施全天候的视听轰炸，越过任何军事防线、政治边界以及文化传统屏障，摧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心理抵抗。一般来说，这种摧毁并不主要体现为颠覆性宣传。鹰派的冷战宣传在鸽派看来并不高明也失风雅，意识形态的张牙舞爪让人反感，美国在韩战中的重挫，在古巴和越南的失败，让大多数人更相信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已属过时的臭招。即便能够强行占领，谁还有能耐去辛辛苦苦管理好那些穷国和乱国？

这里的征服，其实唯西方文明生活的演示一项足矣。人人都想过上好生活，过上视听传媒中那种技术优越和财富丰裕的生活——那就是西方！西方！西方呵！曾经率先把人送上太空的红色苏联，也是这个西方的一个变体部分。构成那种生活的一切要件：无论是苏联的航天飞船，还是欧美更高超的航天飞船，还有汽车，电话，飞机，高楼，化妆品，时装，唱片，电脑，其生产核心技术皆为西方垄断，后发展国家，即昔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必须把廉价资源投入交换才能获得这一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沦为单纯的资源供应方。1938年的世界贸易统计资料称：相对于工业品来说，原料价格一直被迫走低，后发展国家用一定原料与西方换取的工业品在十年间要少去13（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多年以后，联合国《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坦承这种交换不平衡的结果：除了少数成功追赶西方的国家，世界上约34的后发展国家比十年前更穷，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水准比由1960年的1：30扩大到1995的1：74。多达34的后发展国家越来越不可能建立同西方竞争的同类生产结构和同等技术能力，只能一步步更加依附西方，并且背上沉重债务。联合国科教文组织2002年的统计更加惊人：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今天世界上最富的3个人，其财富可敌世界上最穷的48个国家；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投入90亿美元才能确保正常用水，美国妇女每年美容的花费就高达8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每年解决温饱问题尚缺130亿美元，而欧美国家每年为饲养宠物就用掉170亿美元。

这种信息、权力、资本不对称条件下的交换，造成抽血后的残疾，当然会更进一步反衬出西方的“进步”。残疾者只能自叹无能和自理后事。现在哪怕你想请回当年的总督，请回夹着皮包的帝国主义，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再踏上你殷勤铺下的红地毯。

这是很多西方有识之士也为之扼腕的趋向。后发展国家就不能拒绝或者摆脱这种交换吗？当然能，如果他们能安于马车而不要汽车，安于草房而不要高楼，安于草木灰而不要肥皂……就像中国人在文化革命时代的勒紧肚子，他们当然可以不需要西方的商品和技术，或者慢慢等待自己发展出来的商品和技术，包括等待这种发展中的对外吸收。但他们越来越无法做到这一点。电子视听所实施的文明示范和消费示范，造成了大众性心理高压，造成了对西方产品的普遍性渴求。掌握着权力的很多官僚尤其难守清苦，总是在推进这种交换时抢先一步，成为很多穷国的买办性新贵集团。获得了知识的很多精英分子也难耐荒废，于是大批流向西方以求个人发展空间，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西方与母国的技术差距，构成了这种不平衡交换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交换看来确实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再有帝国的总督和军队在一旁实施强迫；但交换事实上又别无选择，因为来自西方的视听传媒早已规定了大众心理高压之下的选择结果，规定了很多穷国朝野上下对这种交换的心甘情愿甚至急不可耐：看不见的手取代了看得见的手，传媒殖民主义取代了炮舰殖民主义，霸业转型再次确保了西方在全世界市场经济活动中牢不可破的控制力——甚至比老一代霸权更加成本低廉和成效卓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微笑着想到了一句中国格言：“不战而胜”。

也许，这就是西方在二十世纪撤出殖民地以后更加强盛的秘密之一，是西方在二十世纪同时失败和胜利的秘密之一。

视听技术是这次世界重组的主要依托。中国人素来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比较而言，书报无法企及影视的“眼见”之功，心理冲击力较为有限。我在乡下插队时看到过台湾用汽球送来的红绿传单，当时公社民兵漫山遍野地去搜缴；也偷偷听到美国或苏联的华语广播，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这种勾当并无太多危险。但坦白地说，这些文字宣传虽然令我好奇，却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即便我愿意相信它们对美国制度或苏联制度的夸耀，这种相信也只是文字而不是迎面扑来和暗袭心头的形象，其痛不足以切肤，其爱不足以入骨。我想象在更早的以前，在连书报都没有的时候，来自商人、水手、教士的一点传说，根本不足以引导社会舆论，不同制度和文明之间的竞比几乎缺乏信息依据，因此不可能展开。1793年，中国清朝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与英国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声称“那里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从不重视那些古怪或者精巧的玩意。”可以想见，皇帝是在没有视听技术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出这种傲慢自大的判断。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还没有“进步”的概念，更没有“落后了就要挨打”之类共识。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如果说曾经有过“进步”的文明的话，一般的惨痛经验恰恰是“进步了就要挨打”！“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第一批被所谓游牧蛮族摧毁的例证。同样“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游牧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强敌的铁蹄，朝廷一次次屁滚尿流地南迁乃至覆灭。

这些“进步”大多体现为农业文明，以至英语词culture意指文化和文明，同时又意指耕作与养殖，而且成为agriculture（农业）的词根，暗示出农业在往日的高贵身份。道理很简单：唯农耕才可能定居，才可能有巨大的城堡宫殿，奇妙的水利设施，成熟的文字，精美的饮食，繁荣的市场与货币，华丽的戏剧与词赋，还有寄生性的官僚和贵族，让游牧部落望尘莫及。但这些“进步”与其说未能对“落后”文明产生示范、引导、磁吸、征服的作用，不如说它们几乎不可能被外界知道。在很多域外人那里，盾牌和长城那边的一切完全是空白，只是一些可能存在的粮食和女奴。没有充分的视听信息传播，世界就不是一个世界，而是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互相隔绝的世界。有些世界，比如曾经一度辉煌的玛雅，自生自灭后直到沦为废墟一片才被后世的考古者们发现，否则就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

那个时候的族群冲突中不可能有文化霸权而唯有武力霸权，“进步”既不会产生商业优势也不会产生政治优势，更不能产生异族崇拜和它国崇拜。在能征善战甚至茹毛饮血的好些游牧民族看来，“进步”倒常常是文弱、怪异、腐败以及臭狗屎的代名词——就像中国清朝乾隆皇帝后来猜想中的英国。现在好了，视听传媒大规模改变了这一切，每一个人都可以耳闻目赌远方的生活，身临其境，声气相接，天涯若比邻。域外文明已不再仅仅是几个外交使臣、不再是少量的外贸货品和外国传奇读本，而是通过视听技术潜入普通民宅并且与我们朝夕相处的男女来客。他们密集的来访和闹腾甚至使我们无暇与真正的邻居和亲友们交道。他们金发碧眼奇装异服喜怒不定非吻即杀，常常使我们对伦敦、巴黎、莫斯科、继而对东京的银座与纽约的曼哈顿、皇后区、华尔街、第五大道更熟悉，对天天在门前扫地或拉车的同胞反而感觉陌生。直到这个时候，一个统一融合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似乎也必不可免：人们都卷入以欧美为源头和中心的现代化进程。

要人们蔑视乃至憎恶屏幕里的好生活是很困难的，以不合国情之类说辞来怀疑这个好生活也是很困难的，除非施以正教或邪教的魔力，本能和常识会驱使人们在屏幕来客那里悄悄凝定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即便是一些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他们愤怒的面孔之下通常也是欧美风味的领带和皮鞋，电话和手表，还有哲学或宗教，由此显示出他们愤怒中隐伏的西方血缘。他们常常不过是要在现代化大赛中要争当一个更强而不是更弱的选手，要用反西方的方式来赶超西方，在最终目标上与其冲撞对手并没有太大差异。他们的桀骜不驯同样是西方文明一枚易地变性的坚果——红色苏联就曾经是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步”是比较的产物，如果没有视听技术充当最有效的全球性比较手段，“进步主义”简单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进步主义”意味着标准统一和直线进化的历史观，意味着所有后发展国家向西方文明融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向欧美文明融入——同样是根据这个主义，这个欧美一定是最有钱的“欧美”，是布什的“欧美”政治而不是华盛顿的“欧美”政治，是好莱坞的“欧美”艺术而不是丹麦或葡萄牙民间的“欧美”艺术。人们从此明白了，见官不一定要叩头，女人不一定要蒙面，被警察逮住了有沉默的权利，还有世界上居然存在着快过牛车的汽车和飞机一类神物。他们当然还看到了人人开车和家家别墅的幸福，虽然那意味着不足世界人口5%的美国消耗着世界34%的能源，意味着欧洲当年向外移民6300万，包括说英语人口的13去了美洲——此类缓解资源人口压力的特权地位和历史机遇其实不可复制。按一下手里的遥控器，屏幕中的幸福诱惑委实太多了，孰宜孰乖并不容易分辨。穷国国民们对幸福的追赶因此便成了一个令人兴奋不已又痛苦难熬的过程。他们的学习要比他人的创造要容易，可以跨越式抄近道避弯路以及低费搭车。但他们生搬硬套或半生不熟的现代化，又常常带来太多的代价：压力和冲突加剧，道德和秩序瓦解，各说纷纭令人目眩，政乱频繁致人力乏，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大规模重构中总有一批批倒霉蛋在内战、政变、犯罪、失业、破产、灾祸以及荒漠化中牺牲出局，以至世界上34的后发展国家一直在忍受这种代价却无望收获，屏幕上的好生活一步步离他们更远。

在这些国家，在这些出局者当中，人们不能不渐生疑惑：视听传媒给我们的“进步”是不是空空道人的风月宝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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