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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现代城市观哲学研究（第1页）

第七章现代城市观哲学研究人是一种可能性存在，城市化是人对可能性生活的一种空间建构。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的空间化聚集，城市发展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所有文明要素，会全面触及所有相关主体、利益相关方的综合利益。只考虑一些或个别要素和主体的城市观，是一种片面或者说单维度的城市观。片面、单维度城市观是相对于全面城市观而言的。全面的城市观，也就是一种总体城市观，一种统筹兼顾城市发展中所有相关要素与所有主体的城市发展观念与发展战略。

由于历史条件、问题语境、行为契机等原因，人们往往主动或被动地实践某种单向度的观念。反思城市发展史，单向度的城市观有多种形式，例如：文明早期阶段，以政治、王权为核心的城市观；中世纪，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城市观；商业与工业革命以来，以经济、财富为核心的城市观。反思世界文明史，诸多曾经繁华的城市最终成为文明的遗迹，与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了某种片面、单向度的城市观密切相关。

现代社会，人们日益有条件建构、实践全面的城市观。但由于各种原因，仍然存在多种形态的单维、片面城市观。单维、片面城市观的继续实践，将使城市在发展的同时，深陷问题与冲突丛林。目前流行的城市观主要有三种：以理性主义为支撑的“技术经济”城市观，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田园文化”城市观，以结构主义为底蕴的“社会政治”城市观。在哲学层面反思这些城市观的内容、价值与问题，对具体确立“总体全面”城市观，推进城市化的进一步合理化，意义重大。

一

正如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人地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对基本矛盾。随着相对人口的不断增加、需求的不断扩张，土地等资源日益变得相对有限甚至绝对稀缺，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支持下推进城市化成为解决人地矛盾的必然选择。应该承认，技术与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内在变量，没有技术进步（包括科学进步）与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城市化。但问题在于，在城市发展中，当人们走向对技术与经济的无限度追求甚至迷信时，就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城市观：技术经济城市观。

近代以来，伴随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城市化对建筑、交通、传播、控制等技术的依赖日益加强，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对财富增长、经济实力的追求日益明显，形成了技术经济城市三极互动、互相生产的格局。首先，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空间营造提供了重要基础。很难想象没有技术的不断发展，会有不断发展的经济，不断变高、变大，日益复杂的城市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技术生产着经济与城市。其次，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聚集、交往、溢出、需要等效应，强力推动着经济的增长，为技术的不断创新提供了综合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市又生产着经济与技术。再次，经济总量的提升、结构的转换、发展方式的调整，也为技术的创新、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财富基础与需求拉动。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经济生产着技术与城市。

在技术、经济、城市的互动中，城市化在总体上呈加速趋势，人们以技术与经济为基础改造城市、发展城市、管理城市的信心与乐观情绪不断增长，似乎有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城市就能够自然地实现不断繁荣、和谐有序，似乎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技术经济空间机械有机体，发展城市、管理城市、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路径就是保持经济不断增长、技术不断创新。

技术经济城市观，是一种注重城市物质空间、物质财富的城市发展观念与发展策略。应该说，在特定的条件与问题语境下，在局部地区或城市化的启动阶段，选择这种城市观，有其历史合理性甚至必然性。面对不断紧张的人地矛盾，不断增加的人口，日益稀缺的资源，日益紧迫的生存、居住等需要，以技术与经济为中轴，着力生产物质空间与物质财富，在总体上使更多的人转换了生存方式，提高了生活水平，拥有了更为方便的生活与居住空间，使城市发展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但这种城市观建立在对社会构成与城市发展的片面、单维度理解上，如果长期实行或上升为城市意识形态，则会引起严重的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意义上的负面结果，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利益冲突、生态冲突。正如人们所日益认识到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也正如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所指出：反思人类发展城市的经验与教训，城市发展需要财富、制度、意义等文明要素的动态协调，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导致问题与衰落。我国目前城市发展中之所以问题频发，与技术经济城市观在实践中的盛行有内在关联，需要对这种城市观的本质与问题进行深刻的哲学反省。

技术经济城市观以一种特定的哲学观、方法论为基础：近代理性主义，其本质是一种理性主义城市观。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主导精神原则、发展理念，以笛卡尔的唯理主义、绝对理性为代表或基础。理性主义渗透到当代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技术经济城市观是近代理性主义在城市问题、城市发展中的运用。技术经济城市观的价值与问题，与近代理性主义的价值与问题在本质上深层同一。

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技术主义、理性主义的泛滥对人的存在造成了深重的危害，使人深刻地远离了自己的存在本质。“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的统治的危险，对于技术的控制意愿就愈加迫切。”在列斐伏尔看来，技术主义、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已经异化到空间生产、城市发展领域，并造成了诸多问题。理性主义在繁荣城市的同时，也不断孕育社会冲突、生态危机、意义与价值失落，造成了综合性的主客间性断裂、主体间性断裂，以及主体自身内部间性的断裂，使城市日益异化、物化、非意义化。具体而言，技术经济城市观、理性主义城市观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本质论层面，在对城市本性的认识上，走向简单的还原主义。城市是一个复杂生命有机体，是理性与非理性，制度、财富、精神与自然等的综合统一，其可持续运行需要财富逻辑、秩序逻辑、意义逻辑、生态逻辑等的总体动态统一。理性主义是理性的绝对化，是理性的不合理无限放大。任何事物的本质包括城市的本质都具有复杂性，是一种关系总和。理性主义往往把复杂的对象与本质还原为相对简单的要素和原理。理性主义有其认识论意义，但作用有限，并会导致实践问题。理性主义城市观把复杂的城市还原为相对单一的技术与经济逻辑，把复杂的现实生命主体还原为简单的城市增长机器，把城市与人的全面关系还原为简单的物化、利益关系。在单向度无限工具理性的主导下，城市与人都沦为增长的工具，成为和意义无关的物化存在。

其二，关系论层面，在城市主体间性这个问题上，走向霸权的精英主义。以启蒙运动为重要起源的理性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也讨论平等，但往往强调小众、精英的主体地位，实质上认同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例如，作为现代理性主义城市规划重要代表的柯布西耶，就在强调人的主体创造地位，人可以用理性自由地生产城市的同时，走向强调社会精英的作用，甚至有走向绝对自我、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生活中有两种人：比所有人都更强大的支配者，以及乌合之众。我绝不想让自己沦为乌合之众。”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理性主义往往成为少数人的理性，理性主义的平等、自由往往是少数人可以理性、平等、自由地成为特权者。城市发展也是如此，以理性主义、技术主义、经济主义为底板逻辑的城市化，其结果是少数人成为城市的主人，特定、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城市发展获得利益。以绝对理性、技术思维为底蕴的城市观，是一种服务于少数人、特殊利益阶层的城市本质观、城市发展观与城市秩序观。

其三，态度论层面，以线性逻辑为基础，对城市发展持一种无根的乐观主义。在柯布西耶看来，“城市是人类的工具”。人可以也应该运用理性自由甚至随意地重建全新的社会与城市。他把历史形成的传统曲线道路称为“驴行之道”，认为只有代表理性的直线道路才是“人行之道”。在20世纪初那个理性狂飙突进的时代，柯布西耶个人在观念中形成这种无根自信的浪漫主义城市理性可以理解。但现实中，其所谓代表“明日之城市”的城市规划却无法被城市实践主体所接受，往往只能停留在纸上无法实施。当然，在特殊的集权体制下，也可能在一定时期与范围实施这种浪漫的理性主义城市观，但其实际效果、长远结果往往是问题与失败。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中曾对这种表面理性其实非理性的浪漫的理性主义城市观进行过批判。理性浪漫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历史性、区域性、情境性、多样性，以为用一个线性的逻辑就可以充分解释、完全快速地解决所有问题，在方法论上，理性主义其实使自己成为脱离历史、现实与客观的非理性。人们可以无根、浪漫地构想城市，但城市发展始终是一种历史与现实多种力量交汇下的自然历史过程。

二

针对技术经济城市观所造成的问题，面对人们对更加人性化城市的向往，诸多研究者在反思的同时努力建构不同形态的新的城市观。在这些城市观中，有一种在城市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人本主义城市观。在话语策略上，人本主义城市观主要有由三种构成：一是以自然、生态为中介，强调人在城市中主体地位的人本主义城市观，以霍华德及其“田园城市”为代表；一是直接强调人作为城市存在的意象性主体的人本主义城市观，以凯文·林奇及其“意象城市”为代表；一是强调人与城市的相互作用，强调城市的文化功能的人本主义城市观，以芒福德及其“文化城市”为代表。

在霍华德看来，以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化使人们远离了自然。人与自然的分离具体体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市提供了工作机会、发展机遇、便捷的交通、方便的住宅；乡村是上帝给人的恩赐，为人们提供赏心悦目的田野、清新的空气、宽阔的空间。人作为主体，应该同时享有城市与乡村这两种便利。但现实中，往往是城市畸形发展，乡村走向凋敝，城市与乡村成为不相关甚至对立的两极。霍华德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人的全面需要的城市策略，特别是没有形成从人的全面需要出发的合理城市观。他认为，完全可以建构一种兼备城市与乡村两种便利的新城市，作为吸引人们聚集的“第三极”。他把这种新的城市称为田园城市（gardencity）。田园城市内部有完备的生产、生活、消费、交往等空间，周围有宽阔的绿带，整体如一个花园，总人口两三万。不同的田园城市由便捷的交通线连接。诸多田园城市组成了“社会城市（sociablecities）”，也就是有内在社会联系的城市群。可以看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社会城市，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城市，人们可以同时享有城市的机会和乡村的美好的城市与城市群落。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现象上，霍华德的理想城市是田园城市、花园城市，强调的是空间的重建，但本质上，霍华德的城市其实是人本城市，他真正强调的是人在城市发展的主体地位。

凯文·林奇则直接强调了在人与城市的关系中，人的意象性主体地位。在林奇那里，城市是一个文化体，一个现象学意义的意象性的文化存在。“城市中移动的元素，尤其是人类及其活动，与静止的物质元素是同等重要的。在场景中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观察者，与其他的参与者一样，我们也是场景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将城市仅仅看成是自身存在的事物，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由它的市民感受到的城市。”也就是说，城市不仅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人们的主体意识、意象性存在物，一种具有强烈主体色彩的观念性、知识性存在。面对客观上相同的物质环境，不同的人其实分别构建、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城市意象。面对同一个城市，人们之间的城市意象有共同之处，也有诸多差异。城市意象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意象是个体头脑对外部环境归纳出的意象，是直接感觉与过去经验记忆的共同产物，可以用来掌握信息进而指导行为”。因此，设计、建构城市时应该以人为本位与中心，充分考虑人的文化主体地位，人的主体感受规律与意象形成规律。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有利于人们在头脑中形成清晰、有序、连续而生动的城市意象。“环境意象的生动性与连贯性被推举为享有和使用城市的决定性条件。”“整个大都市地区清晰而且全面的意象是未来城市的基本要求。”

在芒福德看来，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的深层本质是文化城市。城市是大地的产儿、时间的产儿，更是人类的文化创造，“莫不缘起于人类的社会需求”。“城市既是人类解决共同生活问题的一种物质手段；同时，城市又是记述人类这种共同生活方式和这种有利环境条件下所产生的一致性的一种象征符号。”不应该仅仅关注城市的建筑与经济功能，把城市仅仅理解为物质容器、物质外壳、获得经济利益的场所，而应该把关注的重心拉回到人本身，关注城市的文化创造与文化保存等功能。城市已经被过分地利益化、物质化。城市如果需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调整其目标，把人、文化、文明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将来城市的任务是充分发展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各个人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的特性。”回归人本，是推进城市合理发展的根本价值归依。“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社会组织的和个人的，最后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构想出这样一种新秩序，我们才能为城市找到一种新的形式。”

可以看到，霍华德、林奇、芒福德的城市观各有特点，有的侧重于社会，有的侧于意象，有的侧重于文化，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人本主义城市观，都从不同维度与侧面强调人的城市主体地位。相对于侧重技术与经济的理性主义城市观而言，人本主义城市观的价值在于，对城市性进行了深刻的人文揭示，对城市问题的成因进行了独到的人文指认，对城市发展方向进行了自觉的人文确认。人本主义城市观，为现实中正在兴起的生态城市、文化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与理念支撑。

从哲学基础看，强调田园文化因素的人本主义城市观，与哲学思潮中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在精神上内在相通。可以说，人本主义城市观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等人文哲学思潮的影响，在逻辑上甚至可以说，人本主义城市观是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哲学思想在城市领域的具体展开。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有其价值也有其问题，人本主义城市观也是如此。人本主义城市观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对人本身的理解侧重个体，对整体的理解有失抽象。人本主义城市观视野中的人，虽然不同于理性主义城市观的理想性的经济人，但仍有其抽象性，是一种理想性的主观性、精神性个体。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相同，人本主义城市观在本质上关注、考察、立足的也主要是现代性条件下的孤立个体。这种人性论的价值在于，看到了现代性条件下作为个体的人所普遍遭遇的深刻精神危机。其问题在于，没有充分考虑人本身的历史性、具体性、多样性、阶层性，没有看到现实中的人是一种复杂的阶层、类型、利益存在，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普遍地遭遇精神与价值危机，其实有着深刻的制度、环境、体系原因。考察、解决现代性条件下的人性问题，考虑人与城市的关系，需要联系更为复杂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其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侧重人自身，对自然价值的理解有失抽象。人本主义城市观往往以自然为策略，把自然作为回归人的全面本质的一个重要中介或载体，体现出强烈的生态乡愁意识。其价值在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城市发展中人与自然的本体性关联；其问题在于，仍然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点思考人与自然，仍认为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可以相对随意地改造自然，自然是满足人类中心的一种工具，而没有对自然的深层敬畏。实践中，一些区域在建设所谓花园城市、森林城市、园林城市时，往往以牺牲、破坏其他地区的生态为代价，正是这种“田园文化”城市观所内含问题的一种现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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