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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城市社会的主体性问题（第1页）

第十四章城市社会的主体性问题在每个时代，我们都会遭遇主体性问题，都会重构主体，重写主体性。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在文明与主体的互动、发展中，人的主体性日益丰富，文明成果日益丰富，但我们也日益遭遇深刻的文明焦虑、主体焦虑，对主体性的本质特征、发展问题、发展前景、未来方向等日益产生深刻的不安和焦虑。从历史哲学与文明批评史这个维度，以城市社会与世界文明史为背景探索主体性问题，对厘清主体的本质、问题、趋势，减缓、克服文明的焦虑、主体性焦虑，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主体性是我们对自己是什么、人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反思、假设、断定、回答，是人确认自身的一种方式。一般而言，我们习惯于把主体性问题的兴起作为一个近代现象，把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作为主体性的起点和节点，把笛卡尔、卢梭、伏尔泰、康德等作为主体性研究的起点式人物，把这些作家的论著以及《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等文本作为主体性研究的代表性文本。但问题在于：其一，在近代以前是否就不存在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主体性？在近代以前，是否人就不成其为人？人的主体性似乎是一个在近代突然生成的现象，应该如何认识人的主体性的前现代史、前现代性？其二，在西方以外，是否存在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主体性？是否在西方以外，人就不成其为人？应该如何认识不同区域与文明背景下的主体性？主体性是否是一个纯西方范畴？其三，文字文本是否是研究主体性的至上文本？主体性是一个文字现象，还是一个更为实在的社会实在过程、文明变迁过程？那些没有文字文本流转至今的文明，是否有其主体性？考察主体性是否需要关注、回归更为广阔的历史实在、文明变迁？

笔者认为，主体是关系与结构中的主动方、主导者，主体性是作为主体，也就是作为对象性关系与对象性结构中的主动方、主导者所具有的特性。人成长为主体有一个过程，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发展有一个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被动者、受动者，到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动者，是人的主体性成长的重要内容。其二，从人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关系中的被动者、被决定者，到人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关系中的主动者、决定者、主导者，是人的主体性成长的重要内容。其三，从人与自身，包括生理、心理、情感关系中的被动者、不自觉者，到对人与自身包括生理、心理、情感等的自觉、主导与控制的程度提高，也是人的主体性成长的重要内容。

世界是一种对象性存在，人是一种复杂、总体性的对象性存在物，与人相关的对象性存在的所有方面都关涉到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主体性。或者说，人的主体地位，就是人对具体对象性关系的自觉、主导与控制程度的提升，人的主体性就是人在具体地自觉、控制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所生成、展开、积累的素质、能力、特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简言之，所谓人是主体，就是人成长为对象性关系中的主动者，所谓人的主体性，就是人作为主动者所具有的素质、能力与特性。

基于以上判断，可以看到，康德对人的先天综合判断的论断，对人的主体性的论断，核心内容是断定人天生地具有主体素质，断定人生来就是主体。这与卢梭等所断定的人生而平等，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同笛卡尔所断定的人应该天生地怀疑一切，天性就是理性的，表达的也是一个意思，都是在断定人生来就是主体，生来就具有主体性。但问题在于，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如果人的机体、身体本身都有一个进化的过程，有一个从前人类、智人等早期人类到现代人的生成过程，那么，笛卡尔、卢梭、康德等对人的主体性的这种论断就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错误。按照他们的进路，人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最终只能是一个无法研究、讨论的独断论问题、宗教论问题。

在近代早期，进行这种论断，对于反对当时政治、宗教力量对人的压制，无疑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也应该看到，以独断、宗教的方式研究主体性，往往会激化、导致不同主体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也是卢梭、康德等被指认为具有暴力倾向、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在考古、历史、科学等研究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的今天，在人类对自身的产生发展的了解不断具体的今天，如果还停留在非自觉的生物学视角，还停留在康德式的独断、宗教式的层面研究主体性，则无疑会阻碍对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深化。

在生命科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已经取得深入进步的今天，主体性研究需要一种新的思路、新的线索。正如斯宾格勒所揭示，文明是人类主体性的物质与实在成果。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主体性的成长与变迁史。反之，一部主体性的成长史，也就是一部文明的生成过程史。离开了文明史，所谓主体性研究往往会走向抽象和独断。回到历史本身，结合全球文明史或者说世界文明史，对主体与主体性进行新的沉思、新的考察，探索主体性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是深化主体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进路。主体性的变迁史，同人类文明的变迁史具有深层的同构性。人的主体性不仅是观念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在论的问题。反思世界文明与人类主体性的历史互动，主体性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人的主体性的成长史，也就是人对与人有关的对象性关系的调控能力不断提升的历史。主体性不是一个纯知识性、反思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实在论、综合实践论的问题。历史转换中，主体性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人日益从自然、社会、自我等对象性关系对人的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人日益成为对象性关系的主导。从不断获得调控自然的能力，到不断获得调控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情感、身体等的能力，人日益成为世界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主体性不断丰富。比如，在文明与城市发展中，“与自然的决定因素相比，人为决定因素的数量众多，并随着城市社会和技术从最初的演进开始，数量不断增加”。所谓人为因素的不断增加，也就是人的主体力量增加的过程。如何理解主体性问题的实在性、实在内容及其变迁，对主体性研究能否深化具有基础制约。

其二，人的主体性有一个生成、壮大的过程，自发与自觉并存，是主体性变迁的规律性特征。正如城市变迁是有机自觉变迁与理性规划变迁的统一，文明变迁是自发转换与自觉规划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构，主体与主体性的成长，也是自觉转换与自觉规划的统一。但理论研究中，我们往往走向过度强调主体性增长的规划性、自觉性，甚至用一个统一的模式与路径来理解主体性的成长。反思城市与文明史，“将会看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特点，即一方面可以发现附加于有机生长部分之外，经规划扩展或重建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有机生长改变了起源于规划的城镇形态。……20世纪后期，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家都致力于建造‘规划’城市，而忽略了有机生长的遗产”。对文明变迁的自发性、自然性、有机性的忽视，导致了文明变迁中的霸权、暴力等深刻问题。在人类对世界、对人自身的理解远未成熟的条件下，如何平衡自觉与自发的关系，如何尊重文明与主体性变迁的自发进程、内在规律，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三，从古代到现代，多样性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的主体与主体性的重要特征。在文明的早期，人类就具有不同的居住方式、生计方式、制度与习俗等。即使在饮食传统上，各区域的文明与主体之间也是各有差异。比如，“新石器时代，中国北部沿黄河流域发展出了以粟为基础的农业体系。……在美洲，农业革命以玉米、木薯和红薯为基础”。“早期文明都要创建制度并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尽管拥有一些共同特征，但这些文明在政治结构和文化模式方面是不同的。”“区域环境，包括地理条件，使每个文明各有独特的模式。”“早期文明的政治和文化特征多有不同。比如，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信人的命运不可抗拒相比，埃及文明更注重来世。这两个文明发展出来的很多风俗习惯在地中海沿岸、欧洲部分地区甚至大西洋对岸的文明中都能找到踪迹。”但诸多研究中，人们往往更为强调主体与主体性的统一性，并把这种统一性理解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性。如何理解文明与主体性的理论与逻辑层面的抽象统一性及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具体多样性，对于主体性研究的深化具有基础意义。

二

主体性同文明史深层、共同转换。伴随世界文明史，人的主体性不断展开、不断深化，在转换与深化中，多样性、具体性始终是主体性的重要特点。

公元前500年之前，是人类文明的早期。在这个阶段，以城市为重要代表，在不同区域的人类就营建起不同特点的文明，生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主体性。据考古学、历史学研究，人类文明从早期就具有复杂性，“大约在6000年前，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城市，这些城市很快又成为各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事实上，自从城市出现以后，整个世界的人类一步一步地被纳入到围绕城市所组成的复杂社会的影响之下”。在不同的区域，分别生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早期复杂性社会。“在公元前3500年到前500年间，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北部、中国、中美洲以及安第斯山脉中部都孤立发展了复杂社会。”在这些早期的复杂社会，不同区域的人们建构起各具特点的城市，建构起具有不同特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不同的复杂社会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各不相同。某些社会致力于组织宗教活动，寻求神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在另外一些社会中，宗教仪式很大程度上由个别的家庭团体所把持”。一方面，人们对不同空间的营建以及对不同形态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建构，说明在以农业革命为基础的文明早期，人的主体地位已经比在采集、狩猎社会时有了巨大提升，人的主体性已经开始崛起并不断丰富。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成为自然与自我的主人，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主体。另一方面，在这个阶段，以不同区域空间形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又具有不同的特点文明为标志和代表，人的主体性也开始呈现具体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文明的早期，一方面，以农业革命为标志，人的主体性已经开始真正生成，另一方面，以不同区域农业文明的差异为标志，人的主体与主体性又具有不同的特点。从文明的早期开始，多样性就是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特点。

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500年，是人类文明的古典时期与后古典时代。在世界史学麦克尼尔看来，这个阶段是多种文明平衡发展的阶段。其重要特点是，在这个时期，以不同的都城为中心，在不同的区域形成了几个早期帝国，或者说四大文明古国。“这些杰出的社会在是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沿岸发展起来的。它们的遗产历史历久弥长，影响了几千万人的生活方式，历史学家称它们为古典社会。”这些不同的早期帝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主题，比如如何管理庞大的疆域，如何应对外部的军事挑战，如何应对内部的财富等差异。正是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早期帝国的政治体系、管理体系、信仰体系、知识体系等得到了发展。在这个帝国文明阶段，人对世界，特别是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比早期文明社会时有了重要提升，标示着人的主体性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人类对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开始以文本的形式流存。东西方不同区域的哲学体系开始形成，这些不同的体系标志着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标示着人的主体性进一步呈现出比较鲜明的多样化、差异化特征。“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地区的古典社会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它们收割不同的农作物，用不同的建筑材料搭建房屋，遵守不同的法律和道德标准，信仰不同的神。”虽然有一系列的震荡，但四大文明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的2000年时间，没有任何一个文明生活中心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不同帝国之间在交流与冲突中的总体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不同形态的主体性之间的总体平衡关系。这个时期，一方面，以不同形态的大型帝国为标志，人的主体性进一步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以不同的哲学体系、社会体系为标志，主体性之多样性也日益鲜明、日益突出。

公元1500年至1800年，这300年间，人类文明的格局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公元1500年比其他任何历史标志都更适合作为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分界线。”一方面，这是一个西方地位提升的时期，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缘起的时期。“西方跃居全球支配地位的确是现代世界历史的重大主题。”“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民族都逐渐发现，他们必须进行某些急剧的变革，以阻止欧洲人令人不安的侵扰。”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标示、推动着西方的崛起，也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深入提升，人类从精神与地理两个方面进一步提升了自己主体性。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的重要内容是挑战已有的精神权威、信仰权威，人们可以以自己民族的语言理解和重建宗教，这无疑代表着人们对自己的终极关怀具备了控制能力，说明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提升。科学革命的重要内容是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自由探索自然的规律，则更象征着人对自然的理解和控制进入规律论层面，人的主体地位获得了真正的确立。而地理大发现则进一步说明人开始把征服、控制自然的空间拓展到海洋，象征着人的主体地位在自然控制能力方面进入了新的阶段。

但问题在于，欧洲是近代以来人类主体地位的重要提升者，人类主体性的重要丰富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主体性就是西方性。西方并不是科学的首创，也不是科学的一直领先者，并且其对科学的推动也受到了东方已有成就的巨大影响。“8世纪到12世纪，亦即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之前，伊斯兰的科技水平绝对超过欧洲。在14、15和16世纪，欧洲学者才开始领先他们的穆斯林前辈。……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的进步要归功于他们的穆斯林同行，以及通过后者传入欧洲的各种亚洲成就。”众所周知，启蒙运动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人性观、社会观等理念的影响。也就是说，虽然，近代欧洲对人的主体地位提升、主体性的展开与丰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并不能说明近代以来的主体推进只是由欧洲推动的，并不意味着主体性只有理性化、世俗化等内容，也不意味着理性化、世俗化只有近代欧洲所推进的唯一形式。在近代，一方面，人的主体性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推进，另一方面，主体性的多样性、丰富性也仍然存在，并将进一步推进和丰富。

从1800年以来，以社会革命、民族国家、工业革命等为标志，世界文明实质性地进入了现代性这个新阶段。工业革命的推进，标示着人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自然的主人，标志着在自然关系这个层面，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深入提升。“法国大革命打破了旧制度下社会政治的相对稳定，开启了被西方史学家称作‘现代’的历史时期”，标志着人类文明从政治层面进入了现代，标志着在社会关系这个层面人的主体性的提升。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推进，则为人的主体性的成长打开了新的空间，人类的主体性日益表现出共性与统一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多样性开始减少。恰恰相反，在工业革命、全球交往等的推动下，不仅不同区域的人们日益注重自身具有个性的主体性，即使同一区域的人们也开始倡导不同的主体性。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群主义等多样思潮的共存与激荡，正是现代性语境下主体性之多样性的重要反映。这些不同思潮的并存与激荡，深刻反映了现代性语境下，人们对主体性问题的不同认识，深刻地说明多样性仍是主体性的重要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1世纪以来，虽然文明之间的交往日益深化，但多样并存仍然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格局，也是主体性的重要格局。反思世界文明的变迁，反思主体性的转换，可以看到，从早期文明到当代文明，虽然主体性的具体内容不断展开，不断深化，但多样性始终是主体性的结构性特点。

三

世界文明发展与丰富的过程，就是人的主体性的成长与丰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性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对外在世界的调控日益走向对人自身的调控。具体而言，就是从对自然的调控，走向到对政治的调控、经济的调控、社会的调控、文化的控制，再走向对自身的机体、精神、情感等的控制。这个过程，也就是人日益成长为自然的主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的主体，再到人自身的生命、精神、情感等活动的主体的过程。

人的主体性就是人的调控能力，并不意味着不同区域与时代的人的主体性是相同的。在不同的区域，相对于具体的对象，人的调控能力、调控方式会有所不同。相对于自然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会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别，比如，不同区域的人们会建筑不同的空间，驯化不同的植物与动物。相对于政治活动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在不同的区域也会有所区别，例如，在帝国时期，雅典的政治形态就与两河流域不同。相对于经济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也是如此，不同的区域，人们会建构不同的生产方式，也会有不同的生产结构。相对于精神领域的主体性，也是如此，例如在不同区域所生成的几大宗教。相对于人自身的主体性，不同区域的人们也有差异，比如，不同区域的人们会具有不同的心理、情感调控方式，也会有不同的运动与健身方式。

主体性既存在统一性，也存在多样性，但只有在作为调控能力这个意义上，主体性才具有统一性。在现实中，主体性总是表现为具体而多样的调控能力、调控方式。正是在多样、具体调控能力的不断展开中，人的主体性才得以不断展开、不断丰富。取消、否定了多样性，也就取消、否定了主体性。多样性是主体性的内在特点。在反思与逻辑的意义上，主体性的多样性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相对于不同领域的对象性活动而言的多样性。从相对于自然，到相对于宗教、政治、经济，不同的社会运行与构成领域，需要人们发展出不同的、多样的能力。一是相对于同一类领域的对象性活动的多样性。比如，同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活动，也不意味着政治、经济、社会等活动只有一种形式。

多样性是理解主体性的核心线索。所谓主体性，也就是人的调控能力，即人对与自身有关的对象性关系的调控能力。主体性不是恒定的，有一个生成与变迁的过程。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主体性的成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主体性的成长过程中，关键性的机制有两个，一是聚集，一是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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