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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乱舞（第1页）

群魔乱舞前线战局江河日下，为此抓耳挠腮的不过是杉山的参谋本部和永野的军令部，日本民众得到的大部分仍然是胜利消息——仅布干维尔海空大捷就有6次——他们对前线日军的窘境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在帝都东京，首相东条正在为一次政治会议殚精竭虑，往来奔波。他授意自己的大弟子、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起草一份名叫“大东亚共同宣言”的重要文件，因为只有他才最了解东条师父的真实想法。

日本实现政治目标的主要工具是“大东亚共荣圈”，其要旨是“亚洲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在日本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由天皇钦定各国的“应有地位”，促进共同“和平与繁荣”。这一政策是1938年11月由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制定的，提出者是时任外务大臣的松冈洋右。

20世纪初，东乡水军提督在对马海峡一战定乾坤，标志着亚洲从西方统治下的崛起，黄种人因此有了某种民族自豪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荷、澳在远东的连连溃败表明，白人并非不可战胜。日军摧枯拉朽般的迅猛进攻令黄皮肤的亚洲人兴奋、陶醉，他们被当地居民——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顶层——尊为“解放英雄”。缅甸人、印尼人、马来人中的精英分子，都在积极谋划与胜利者结盟。日本人借机在占领区宣传说，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是一场黄种人为了反对白种人的殖民统治而进行的伟大的“种族战争”。只是到后来，当他们发现日本人和先前的欧洲殖民者在种族问题上同样骄傲自大时，才渐渐与之疏远进而敌视。

客观地讲，是西方殖民主义和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共同催生了远东地区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发展。蒂姆·哈泼在《被忘记的军队——英属亚洲的陷落》一书中写道：“随着战争吞没了这些东南亚的土地，殖民社会随之被击败了、杀死了、捕获了。这打破了欧洲控制的神话，改变了本地人看待自身的方式。日本随之而来的占领又激发了当地根深蒂固的反抗文化，塑造了战后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承认：“自日本占领之后，我知道新加坡不愿再受外国的统治了。”

1942年9月1日，东条内阁决定成立大东亚省，目的在于对远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实施一元化管理。11月1日，大东亚省正式成立并开始运作，首任大臣是曾任阿部信行内阁大藏大臣和汪精卫最高经济顾问的青木一男。强烈反对此项设置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愤而辞职，由东条暂时兼任外相。9月17日外相由谷正之接任。1943年4月20日，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重光葵回国出任新外相。

1943年5月31日，东条内阁与大本营奏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决定给予缅甸和菲律宾独立地位，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西等重要资源区依然实行军事管制。

只有中国例外。虽然困守西南一隅处境尴尬，但蒋介石依然在奋力抗战，成了让东京最头疼的首要问题。相对于军方的强硬态度，时任南京傀儡政府大使重光葵提出了新观点。重光认为，共荣圈能否成功建立，取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应该废除与南京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东条起初是赞成军方意见的，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决定部分采纳重光的建议。虽然陆军高层强烈抗议，最终东条还是耐心说服了他们，“从中国取得原料的最好办法就是执行重光计划”。

随后，东京做出安排，将苏州、汉口、天津等八市日本租界归还给南京伪政府，并协调收回了上海英、法租界。因此，重光才被召回东京出任外相。在国会中，重光一再倡导让整个东亚从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给予一定的政治自由。“对日本来说，这意味着采取‘睦邻’政策，改善我国的国际关系。”——这可能正是战后所有甲级战犯中，重光仅获七年有期徒刑的主要原因。

5月5日，东条以视察菲律宾军管情况的名义访问马尼拉，向当地人表达了日本欲让他们独立的想法。6日，东条出席了在马尼拉鲁内塔公园举行的民众感谢大会，同时发表演说：“切望菲律宾全面协助大东亚战争，并以此获得独立荣誉。”在7月25日召开的菲律宾首届国民大会上，独立准备委员长何塞·劳雷尔被指定为第一任总统候选人。9月30日，应日本政府邀请，劳雷尔率巴尔格斯、阿基诺等主要幕僚前往东京，协商有关独立事宜。东条根据《菲律宾独立指导纲要》精神，向劳雷尔一行传达了日本政府要求菲律宾尽快独立的“迫切期望”。其实劳雷尔与日本人合作并非完全出于个人意愿。前文提到，奎松要求他留下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尽可能保护自己人。他牺牲个人的名誉去充当傀儡，暗中保护菲律宾抗日组织，力争将菲律宾人遭受战争荼毒的程度降到最低。

7月初，东条前往新加坡，与未来缅甸的领导人巴莫会晤。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并在法国波尔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巴莫是在英国人撤出缅甸前夕越狱脱逃的——也有人说是日军从监狱里“解救”出来的。巴莫仪表堂堂，举止儒雅，颇有“缅甸汪精卫”之风。作为一个真正热心“共荣圈”的人，他曾在3月18日应日本邀请，率内务长官、财务长官、防卫军总司令等幕僚前往东京，商洽有关独立事宜。缅甸人受到了热情接待。巴莫对东条首相、杉山参谋总长、岛田海军大臣及重光外相等人印象极佳，认为他们是“亚洲爆炸性时代”的真正产物，“有朝气，果敢，充满作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概念基础的亚洲新意识”。东条给予被占领国独立的决心显得“有惊人的远见卓识”，“确实极具政治眼光”。

在新加坡，东条给巴莫带来了自认为会使他高兴的消息：日本将把缅甸东部边境的掸邦大部分地区交还给这个新独立国家，但其中景栋州与孟板州划归泰国。

巴莫的表现出乎东条的预料，他哭丧着脸告诉“恩人”，“把掸族人及其土地肢解，无论是缅甸人还是掸族人，都不会高兴的”。东条表示歉意，提出日本已经答应把那两部分土地给泰国人，作为他们和日本人结盟的报酬。

“但我们也是你们的盟友呀，”巴莫还在积极争取，“我们也有自己的要求。”

东条试图不了了之，开玩笑答应“用另外方式报答缅甸”。但是巴莫咄咄逼人，指责日本军人在缅甸的傲慢和专断表现，“日军强烈的物资要求正在不断折磨着缅甸的民生”。

东条到新加坡不单是为了会见巴莫，他还要和印度那个“不服从运动”的领袖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见面。尽管甘地和尼赫鲁宣传非暴力主义并拒绝与英国进行任何合作，但在缅甸避难的鲍斯认为，只有武力才能拯救印度，他一直鼓吹和准备发起武装暴动，因此与甘地和国大党分道扬镳。

鲍斯身材高大，很受普通民众欢迎。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具备作为革命家的绝佳口才，他的口号是“给我热血，给你自由”。他曾按照父亲的意愿参加英属印度公务员考试，并以高分被录取，但他拒绝为殖民政府服务。为了理想，他曾先后投靠纳粹德国和日本，最后死在前往苏联寻求帮助的航途之中。鲍斯的头像至今仍悬挂在印度国会议事堂上，与著名的甘地和尼赫鲁并列。就连与其理念截然不同的甘地，在得知鲍斯的死讯时也说，“他无疑是一位爱国者，只是误入了歧途”。

此前，鲍斯在日本支持下在曼谷成立了一个“争取印度独立同盟”，后来于1943年10月21日在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政府”。鲍斯到新加坡不但要觐见东条，还要招募在这里被日军俘虏的数千名印度兵，带领他们打回印度，把英国殖民者赶出去。鲍斯满怀激情地鼓舞自己的战士：“1939年，法国对德国宣战时，德军只喊一个口号——‘到巴黎去！到巴黎去！’1941年12月，当英勇的日军开始远征时，他们也只有一个口号——‘到新加坡去！到新加坡去！’同志们，‘到德里去！到德里去！’就是我们现在的战斗口号！”

1943年8月1日10时，随着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政三中将宣布撤销军事管制，日本驻缅甸行政机关集体撤出。当天上午天气晴朗，间或有蒙蒙细雨落下，仰光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11时20分，在政府大厦，建国议会以全体缅甸国民的名义发表了《独立宣言》，其主要精神是“缅甸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指导者的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环，将为创建世界新秩序做出贡献”。与会者一致推举独立准备委员会委员长巴莫为国家元首，昂山出任国防部长。

当天下午，巴莫宣读了一份用缅文书写的宣言“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同时签署了日缅同盟条约。巴莫告诫国民，自由不只是欢呼和庆祝。“许多人看到了他们以为终生无望的解放的这一天，高兴得痛哭流涕，”巴莫说，“但我们知道，不仅有梦想，还有现实。我们既然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独立，就必须用战争来保卫它。缅甸在这场战争中肯定要站在最前线。”

两个月后，10月14日，菲律宾宣布独立，随后签署了《日菲同盟条约》。日军驻菲律宾最高指挥官黑田重德中将宣布，即日起撤销在菲律宾的军事管制。10月23日，“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宣告成立，鲍斯出任临时国家元首，次日“自由政府”向美、英宣战。这两个“国家”都将应邀参加不久召开的大东亚会议。

10月30日，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谷正之与汪精卫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同时向汪精卫发出了参加大东亚会议的邀请。

11月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褚民谊、陈昌祖、周隆庠、薛蓬元等汉奸离开南京，飞往东京出席大东亚会议。

11月5日和6日，东条谋划已久的第一届大东亚会议——也是最后一届——在东京国会议事厅召开。参会各“独立国”代表有：“中华民国”（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汪精卫本名），泰国内阁总理銮披汶·颂堪的特别代表旺·威泰耶康亲王，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劳雷尔，缅甸国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坡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

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领导人哈达和苏加诺并未在受邀之列。1943年6月，东条发布命令，允许当地人有限参与管理国家。1943年9月，在日本人主持下，爪哇岛成立了一个以苏加诺为主席的“中央协商委员会”，协助日军进行管理。据佐藤说，东条反对让印尼独立，因为日本要靠他们的原料特别是石油跟美、英打仗，印尼人显然“还未做好管理这些宝物的充分准备”。

此外，法属印度支那和马来亚同样不在受邀之列。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虽已被日军占领，但仍保留维希法国的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3月，日本理所当然地怀疑殖民政府已经投靠了戴高乐之后，才将之彻底推翻。马来亚有很多华人，小规模的共产主义游击运动在他们当中蓬勃发展，这里同样不适合尝试自治。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属婆罗洲、澳属帝汶和已占领的新几内亚部分，因战略位置重要，全部被纳入帝国的版图，置于军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我们欢聚一堂，”巴莫高声欢呼道，“与其说是不同的民族，倒不如说是包括所有这些国家在内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家庭的成员。”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并获博士学位的菲律宾总统劳雷尔提出，泛亚主义是不可抗拒的。“10亿东方人，10亿大东亚人，”他目光炯炯地在第一次会议前夕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他们怎么能受别人的统治，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受英、美的统治？”

11月5日，东京国会大厦会议大厅的布置，同与会者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会议桌铺上了蓝色的纯毛哔叽，桌子被摆成方马蹄形，两旁是三棵盆栽树。东条作为会议主席，坐在“马蹄”前端。坐在他右边的是缅甸、伪满洲国和汪伪国民政府的代表，左边是泰国、菲律宾和自由印度的临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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