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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会议（第1页）

开罗会议

早在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期间，罗斯福就告知重庆国民政府驻华盛顿负责督办援助物资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准备在合适时机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大国首脑参加的会议，统一谋划全球战局及战后一系列政治规划。罗斯福特别指出，在四国峰会召开之前，他愿与蒋介石单独会见。

起初，蒋介石对参加这样的会议并不热心。当时宋美龄恰好在美国，6月7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对于罗总统拟请丘（丘吉尔）、史（斯大林）与余四人会谈，并愿先与余畅谈之建议，甚所感纫。惟余觉在苏联尚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以前，余之参加会谈，是否将使史大林感觉不便”。蒋介石清楚，除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对中国都不太感兴趣。如果会前得不到美国对中国抗战和战后前景的某种承诺，他无法确定自己在四国会议上将处于何等位置。因此他提议，其余三国会议可先行召开，“余个人甚愿与罗总统把晤倾谈，若届时有机会，请总统赐约，随时可趋教也……请照此意面见总统密为切商，并请以此意先商三妹（宋美龄），然后再达罗总统可也”。

对宋子文转达的意见，罗斯福于7月4日回复称，“单独会面十分必要，会议地点可放在重庆和华盛顿之间某一地点为好”。蒋介石于7月8日回电，同意罗斯福的建议。罗斯福在7月中旬再次致电蒋介石，提出在美国阿拉斯加召开同时有丘吉尔参加的三国会议。21日，依旧对苏联心存疑虑的蒋介石回电说，如果他前往阿拉斯加，就必须经过西伯利亚。从那里经过，不见斯大林说不过去，建议换个地方会晤。至于中美首脑单独会晤的地点，罗斯福建议蒋介石在他动身之前先来华盛顿，却被宋子文以“委座军政羁身，似难远行，除非此行有解决太平洋战事之把握”为由婉拒。

就在魁北克会议期间的8月7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联名再次向斯大林提议，举行三国间的首脑会议。8月10日，斯大林回电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十分必要”，但不同意丘吉尔提出的地点斯卡帕湾，因为“在目前苏德战线的形势下，我甚至连一星期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和前线”。斯大林进而提出，必要时可先召开一次外长级会议。

这是苏联人第一次表示赞同在三大盟国之间举行任何一级的会议。8月19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联名致电莫斯科，“我们完全理解，您有充分理由要留在前线，您亲临战场，才使战争取得如此多的胜利”，同时建议未来首脑会晤的地点放在阿拉斯加，外长会议可以提前召开。斯大林8月25日答复说，“不能接受阿拉斯加作为未来首脑会晤的地点，但外长会议可以在最近召开，建议地点在莫斯科”。至于三国首脑会晤地点，斯大林提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因为三国在那里都有公使馆，时间最好在11月到12月之间。

罗斯福希望，年迈的赫尔先生能够免除飞往莫斯科的长途劳顿，建议外长会议放在伦敦。斯大林拒绝更改地点。赫尔并无畏难情绪，愿意前往。对这位老练的职业外交家来说，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做生平第一次长途飞行，的确算是一种英勇行为。

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美国国务卿赫尔与会。赫尔和艾登分别向会议提交了4条、12条议题，大部分是属于政治方面的内容。莫洛托夫的议题只有一条，“如何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的作战时间，美、英何时在法国登陆”，这显然是一个军事问题。苏联人表明，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不准备讨论任何问题。这种级别的会议除了达成一些意向之外，不可能做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项。

“每一个主角都有一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题目。苏联人关心的是1944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最合乎赫尔心意的题目是关于战争目标的四国宣言和战后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我的目的是就建立使盟国可以磋商与战争有关的欧洲问题的机构达成协议。”艾登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会议发布的公报宣布：三国的首要目标是尽快结束战争，决定在伦敦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以研究战后合作问题，并负责制定有关法西斯国家投降的条款。会议通过了4项宣言，其中包括有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签字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傅秉常能够到会，着实不易，赫尔以退出会议相威胁，才使英、苏同意让中国人参会。会上最具价值的信息是，赫尔第一次听苏联人说，一旦德国战败，苏联愿意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可以看出，外长会议大家不过是在试探应手，最终问题的解决必须等到工“一把手”会晤。

看来领导开一次会也实在不容易，各方的面子都要照顾。10月18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正式邀请，中、美、英三国首脑将在埃及海岸的某地进行会晤。罗斯福说，目前还未得到斯大林是否与会的承诺。但即使苏联人最后不来，其余三国的会晤也必须进行。届时自己将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众大腕前往参会，中美之间任何棘手的问题，都将在会上得到圆满解决。看到蒋介石还在犹豫，11月1日和9日，罗斯福接连两次发函承诺，“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可以与蒋先生单独会晤”。

蒋介石这才回电答应按期参加会议：“余当如最后尊电之所约，届时前往与阁下及丘吉尔先生会晤，此间一切当严守机密。此次四国宣言之签订，全由阁下坚持正义团结之精神所感召，实为一伟大之成功。此举对于未来世界之和平和安全，必有莫大之贡献，殊堪庆幸，余兹请阁下接受余热烈之感忱……”被戴了高帽子的罗斯福对这一答复非常满意。

虽然一直反对美国人邀请中国人参会，但既然罗斯福和蒋介石已经商定，丘吉尔也只好致电重庆，表示将“借此良机，不仅得以相互承认，并得以共同商讨如何早日克服共同之敌人，获得完全之胜利，以及相互保证同盟国间将来各方面之工作，以促进其安全和繁荣”。

对会议地点，丘吉尔以德黑兰治安状况不佳为由，相继提出了塞浦路斯、喀土穆或开罗三地。斯大林依然咬定德黑兰不放。罗斯福提出自己不能前往德黑兰，因为会议期间美国国会有一次重要会议，宪法规定必须在10天内由总统签署，通过的法案和决议文本送交国会才能生效。上述事务是不能通过无线电或电报来办理的。飞越崇山峻岭——去时向东，返时向西——会造成无法克服的耽搁，时间很可能来不及。罗斯福首先提议开罗，其次是原意大利属地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还可以是地中海东部的某个港口，最后的建议是巴格达一带。

然而，斯大林依然坚持德黑兰，因为他必须亲自指挥苏联红军作战，“我的同事一致认为，夏季和冬季的作战行动需要我个人与指挥部时刻保持联系，并需要向最高指挥部每天发出指示”，德黑兰有直通莫斯科的电话，其他地方不具备这种条件。

罗斯福提出将开会地点放在巴士拉，“我为了参加会谈，从美国起程要旅行6000公里，而您从苏联出发，只要600公里就可以了。我若不是必须领导一个具有150年历史的立宪政府，将欣然地走10倍路程去和您会晤。我请求您想想，我对于美国政府，对于保持美国全部作战努力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仍在莫斯科的艾登尽一切努力去做斯大林的工作，后者依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罗斯福可以不迁就蒋介石，但不得不违心答应斯大林的一切要求。

鉴于苏联和日本目前尚未撕破脸，斯大林和蒋介石直接会面必将引发日本的警惕乃至抗议。11月11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建议首脑会晤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英、美在开罗达成初步协议；第二，在德黑兰召开三大国首脑会议；第三，回到开罗后，就确实紧迫的印缅战场和印度洋战争这一纯属英、美范围的事务进行最后讨论。

罗斯福答应先到开罗，但他想让苏联人和中国人一起来，即使不是斯大林本人。中国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苏联人是莫洛托夫和一名军事代表，很可能是陆军元帅伏罗希洛夫。此举是避免让斯大林怀疑，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之前，美、英先在军事行动上结成一伙来对付他。丘吉尔认为，会议一开始就邀请苏联人参加将造成非常尴尬的局面，因为美、英的参谋长必须进行一系列秘密会谈。这一问题随着蒋介石的与会得到了妥善解决，美、英、苏三方开会借口可以是对付德国，有中国参加，那肯定是针对日本了。斯大林不愿因此危及苏联和日本的关系。

11月9日，罗斯福致电重庆，首脑会晤定在开罗，并透露丘吉尔预计于11月21日抵达，希望蒋介石能在22日赶到，罗斯福显然吃透了中国人“贵客后到”的心理。这就是对我中华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根据惯例，本次会议被丘吉尔命名为“六分仪”。

经过一番匆忙的准备，1943年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偕宋美龄率中国代表团分两批离开重庆，取道印度前往开罗。蒋介石给自己定下的格调是“淡泊自得，无求于人”，秉承国人一贯爱面子的传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事宜，当待英、美率先提出，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外交部参事郭斌佳，侍卫长俞济时，其他还有朱世明、蔡文治等人。

受飞机航程限制，代表团需在南亚次大陆盘桓两日。1942年2月，蒋介石曾以中华民国首脑的身份访问印度，正是那次访问使中英关系更加紧张。当时英军在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日本趁势大造印度独立舆论。蒋介石希望英国政府能给予印度民众更多自由，以更广泛地动员各方参加对日作战。其间，蒋介石不但会见了印度民权主义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宋美龄还以娴熟的英语宣读了《中国政府告印度人民书》。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丘吉尔为此亲自写信给蒋介石：“不干涉盟国内部事务是最明智的准则，如当贵国国共两党争斗最激烈之时，英国就保持了足够的自我克制。”这话说得好像老丘多喜欢共产党似的，谁不知道你是全球反共的第一斗士？

有了上次的教训，蒋介石决定在本次会议上，有关印度和缅甸问题只谈军事不谈政治，途经印度也只是低调降落加油后直飞走人。11月21日早上，7时05分，中国代表团抵达埃及，入住开罗西南15公里处尼罗河西岸米纳饭店一号别墅。这里正对着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被称为“落日衔沙、风景奇绝”。中国人显然来早了，此时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均还未到。

11月12日下午，丘吉尔乘“声望”号——它的姊妹舰“反击”号早已在中国南海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击沉——从英国普利茅斯港起航。这艘1916年服役的战列巡洋舰排水量虽有33000吨，现在显然已日薄西山，与大英帝国此时的境况颇有几分相似。随同首相出访的除三军参谋长布鲁克、坎宁安——他刚刚接替两个月前因健康原因辞职的庞德爵士——和波特尔之外，还有美国驻伦敦大使怀南特、首相参谋长伊斯梅中将等人。丘吉尔患重感冒并引发肺炎，在皇家空军服役的次女萨拉奉命一路随行，照顾父亲。庞大的参会队伍足有400余人。在直布罗陀、马耳他、阿尔及尔短暂停留之后，“声望”号于11月21日晨驶入亚历山大港。丘吉尔旋即乘机前往金字塔附近的沙漠机场，随后入住米纳饭店第十八号别墅。趁罗斯福未到，丘吉尔准备走访数百米外的蒋介石。两人虽已通信数年，但还没有真正见过面。

英国驻埃及大使将首相欲来走访的消息及时通报给中国客人。蒋介石本拟和罗斯福先会面，不料想见的没来，不想见的丘吉尔倒先过来了。经过一番思量，蒋介石决定主动去拜访丘吉尔。在米纳饭店十八号别墅，两人进行了半小时谈话。丘吉尔说，自己能乘军舰到亚历山大港然后飞来开罗，完全是盟军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之故，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简单寒暄，说了一些诸如“久仰久仰”之类的话后，丘吉尔提到了一个敏感问题：中国是否希望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蒋介石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对这次会面，两人在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描述。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写道：“丘指示各战区作战之现状，其实，此等语皆余所熟闻者，而彼仍津津乐道。丘氏为英国式政治家，实不为盎格鲁-撒克逊之典型人物。虽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但他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在现有政治家中实属罕见。”

丘吉尔认为蒋介石“沉着、谨严而有所作为的性格”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并不认同罗斯福将其视为亚洲新龙头的说法，认为这过高估计了蒋的力量以及中国在未来世界上的贡献。“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反对共产党。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原有的看法。后来他在自己的国家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不过，丘吉尔对宋美龄评价极高，“她是一个非常出色而又富于魅力的人物”。几个月前，两人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不愉快，彼此拒绝去会见对方。丘吉尔告诉蒋夫人，“当我们同时都在美国时，竟未能找到一个会面的机会，这曾使我感到多么遗憾”。蒋夫人对丘吉尔不甚感冒，说这位英国首相“嗜烟如命，一根接一根抽着雪茄，噼啪作响”。丘吉尔的保镖暗笑领导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目疾未愈的宋美龄同样是抱病参会，随后，丘吉尔特意派私人医生莫兰爵士为蒋夫人检查身体。莫兰在日记中写道：“她已不再年轻，但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也有一些憔悴的魅力。”

行程最跌宕起伏的当属最早出发的罗斯福了。11月11日22时许，罗斯福率“影子总统”霍普金斯，总统特别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上将等80多名随员，登上停泊在弗吉尼亚海湾的一艘游艇，顺波托马克河而下。次日9时16分，游艇将众人送上了早已等候于切沙比克湾的新式战列舰“衣阿华”号——这艘新舰1942年8月27日下水，1943年2月22日刚刚服役，其威武雄姿与此时美国的新贵身份颇为相似。

对这艘排水量45000吨的战列舰而言，靠近波托马克河入海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舰上的水兵西姆斯回忆说：“大家都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那阵子舰上有许多不寻常的事情，有人竟然在舰上安装了一个浴盆，这可是件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就在水兵满腹狐疑之时，从游艇上登舰的总统及众随从，让大家茅塞顿开，“大家一下子明白浴盆是为谁准备的了”。随后，马歇尔、金、阿诺德等170余名随员前来会合，同时从欧洲、北非分头赴会的还有300多人。登舰后的罗斯福，特意将行程电告蒋介石，并“遥祝蒋夫人玉体安康”。

“衣阿华”号在2艘护航航母、3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驶入浩瀚的大西洋，向着非洲海岸破浪前进。虽然之前兴风作浪的德国潜艇已经得到有效压制，但船上拉的这些人实在太重要了，谁也不敢有丝毫大意。即便以最高航速行驶，本次航行也要持续整整8天。护送如此多的重要人物，水兵难免会有些紧张，天知道是否会有意外发生。

11月14日，当舰队行驶至百慕大以东海面时，可能想给领导枯燥的航程解解闷儿，“衣阿华”号舰长约翰·麦克雷上校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向总统展示一下新型战列舰出色的对空打击能力。一大批气球被放飞空中，战列舰众多防空炮火轰然打响，在总统和一大批军政要人的阵阵喝彩声中，气球纷纷破裂，冉冉落下，那景象实在精彩极了。

好像故意和麦克雷作对，几只未被击落的气球忽悠悠飘入10公里外护航驱逐舰“威廉·波特”号的对空射程之内。作为一艘刚刚服役4个月的新舰，“威廉·波特”号上大都是些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125名官兵中有121人是初次出海。这艘舰出行途中事故连连。出航之前，该舰锚链被邻近友舰挂掉，接着航行中一颗深水炸弹坠海爆炸，着实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随后，驱逐舰因轮机故障失去动力掉队，在拼命赶上大队伍时，一名水兵又意外坠海失踪。“威廉·波特”号的古怪行为，让金在“衣阿华”号上的总统和一众要员面前丢尽了脸，他命令年轻的舰长注意此次任务对其职业生涯的重要性。看看身边的这些年轻人，尴尬的威尔弗莱德·沃尔特少校能说什么，只能表示努力表现，绝不让领导难堪。

现在对沃尔特及其弟兄们来说，将剩余气球击落，不啻为打翻身仗的绝佳机会。少校麻利地命令以全部防空火力对气球开火。这时，他又多了句嘴，下令向大型舰艇实施鱼雷攻击演习。因为只是训练，不需要将鱼雷射出去。劳顿·道森和托尼·法齐奥就把距离最近、块头最大的“衣阿华”号作为模拟射击目标。诡异的一幕随之出现，一条鱼雷一头扎进白浪翻滚的大海，在舰桥诸般人等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头也不回地冲“衣阿华”号疾驰而去。根据测算，2分钟后它将准确命中总统乘坐的战列舰，如果那艘舰不及时规避的话。

沃尔特命令立即向“衣阿华”号发出示警。由于编队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信号只能以灯光发出。谁知忙中出错，新入伍的信号兵慌乱中把信号发成了“水中有鱼雷，正远离你而去”，再发一次又变成了“我们正全速离开”。战列舰上的水兵以为驱逐舰在提醒自己遭到了德国潜艇的攻击：“请重复，说明你的身份！敌人潜艇在哪里？”

眼见灯光信号已无作用，沃尔特果断打破无线电静默向战列舰呼叫：“狮子，狮子，立刻右转！”此时，“衣阿华”号观察哨已发现了快速逼近的鱼雷，舰上瞬间警报大作，观察哨声嘶力竭地高喊：“我舰右舷发现鱼雷！这不是演习！”水兵纷纷奔向岗位，舰上长枪短炮一起拼命向鱼雷开火，试图尽快将之引爆。甲板上一众高官都看到了水面那条不怀好意的白线。战列舰的紧急规避导致甲板左倾，保镖必须紧紧抓住轮椅，以防总统滑进海里。一名保镖下意识地拔出手枪，向鱼雷来袭的方向胡乱射击。

“衣阿华”号庞大的身躯转了一个完美的弯，与来袭的鱼雷擦肩而过。轰的一声，鱼雷在舰尾300米外的尾流中炸响——这次真不是哑雷！罗斯福后来在日记中幽默地写道：“星期一举行了一次射击演习。‘威廉·波特’号不小心向我们发射了一条鱼雷，我们都看见了——偏了大约1000码。谢天谢地，它最终没能射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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