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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公元262年，姜维最后一次北伐被邓艾击溃。撤军后，他没有返回成都，而是以屯田为名义驻守在益州西北部边境的沓中。必须要讲明，虽然诸葛亮、蒋琬、费祎执政时也长期不在成都，但他们的性质和姜维不同。诸葛亮、蒋琬、费祎三人均是在得到朝廷的准许后，才离开成都前往外地驻扎，姜维却是败军后不敢回成都，直接留在了沓中。这不难理解，八年前，几乎同样的事就发生在诸葛恪身上。当时诸葛恪在淮南战败后不敢回建邺，先是在长江北岸徘徊了一个多月，后又打算以屯田的名义长期驻军，可终究顶不住连番诏书的催促，回到建邺没过多久就死于孙峻发动的政变中。此事恰如姜维的前车之鉴，因此，他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姜维在沓中待了半年多，突然获悉钟会入驻关中的消息，他急忙给朝廷上疏发出警报：“近日，臣听闻钟会在关中厉兵秣马，料其或有所行动，请朝廷派遣张翼和廖化率军分别入驻阳安（位于沓中附近）和阴平（位于汉中附近）以防不测。”

可是，这封奏疏到了成都后便似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了。根据《三国志·姜维传》的记载，宦官黄皓竟以巫术占卜为由坚信魏国不会入侵，并劝刘禅不要理会姜维。这则记载简直匪夷所思，若此言属实，难道蜀汉多年来就掌握在一个和宦官狼狈为奸的昏君手中吗？

首先说刘禅。自诸葛亮死后，这位蜀汉皇帝毅然废除了丞相制。他一方面尊重诸葛亮的遗愿，让蒋琬和费祎总揽朝政；另一方面，却分别观察了蒋琬三年、费祎六年才授予他们开府的权力。费祎死后，刘禅又相继提拔诸葛亮昔日的幕僚——董厥和樊建，以及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共同执掌尚书台政务，这三位因为资历尚浅始终没有被获准开府。蒋琬、费祎、董厥、樊建、诸葛瞻，这五个执掌蜀汉政权的人不仅是诸葛亮的嫡系，更全是荆州籍臣子。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刘禅在秉承诸葛亮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将皇权和臣权置于一个极佳的平衡点，同时又谨慎限制着益州派的势力。

再说蜀汉的军权，自费祎死后，雍州派的姜维成为蜀汉军事力量最强的将领，虽然有些超出掌控，但朝廷依然有大量军队握在张翼、廖化、邓芝（刘备死后和吴国建立联盟的功臣）、宗预（诸葛亮死后和吴国延续联盟的功臣）这批极具忠心的宿将手中，他们的实力足以和姜维抗衡。这也就是之前张翼和姜维意见相左，但姜维仍执意拉拢张翼一起北伐的原因。

事实上，在刘禅治理下的蜀汉从未发生像魏国和吴国那样的政变和叛乱，从权力均衡这点来看无疑是三个国家中做得最出色的。刘禅不想事必躬亲把自己累个半死，可也不想让皇权旁落，于是，他巧妙拨弄着权力天平两端的砝码，以游戏的心态乐此不疲，并过得相当潇洒。纵然他的才气比不上曹丕、曹叡这些魏国皇帝，谋略更远逊于吴国皇帝孙权，却也绝不是个昏君。

但不可否认，蜀汉仍是三个国家中最先灭亡的。在蜀汉的最后十年，国力急剧下滑，除了姜维连年发动战争外，宦官黄皓是否也是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呢？

下面，让我们仔细分析分析这位蜀汉政坛晚期的重量级宦官。

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有如下记载。

姜维憎恨黄皓弄权，请刘禅将其处死。但刘禅不以为意地说：“黄皓只是个佞幸小臣，昔日被董允说三道四，惹得我很不高兴，你也别总跟他过不去。”随后，刘禅让黄皓亲自面见姜维谢罪。从这里可以看出刘禅的绝对权威，他虽然护着黄皓，但也只是把黄皓定义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佞臣，并不认同黄皓的权势。

而后，姜维察觉到黄皓在朝中盘根错节的关系，担心自己被谋害，便打算远离成都。可他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同样在《华阳国志》中写道，姜维竟私下对黄皓讲明自己的想法，并请求黄皓帮他美言几句。而黄皓果然不负姜维所托，说服朝廷准许其在沓中屯田。

这真是一个离奇的故事，姜维怎么可能把前途命运托付给自己的政敌黄皓？该如何解释？让我们继续从史书中寻找答案。

孙盛写的《异同记》中有如下记载：“诸葛瞻、樊建等人不满姜维穷兵黩武致使国力疲敝，曾上疏请求刘禅夺去姜维的兵权，同时让右将军阎宇取代姜维的位置。虽时隔多年，这封奏疏仍在巴蜀宿老手中妥善保存。”这就奇怪了，《三国志·姜维传》中说阎宇和黄皓狼狈为奸，可《异同记》中却说阎宇的后台其实是诸葛瞻、樊建这些执掌尚书台政务的重臣，甚至还搬出巴蜀宿老手中的奏疏作为凭证。

让我们进一步探究下去。阎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三国志·姜维传》中描述，他和宦官黄皓乃是一丘之貉。但《三国志·马忠传》中则说：“阎宇作为蜀汉名将马忠的后继者，累建功勋，勤于军政。”这么看来，阎宇也不是个无能之辈。

事实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史书中所言姜维惧怕黄皓在朝中枝附叶连的说法恐怕并不恰当，让我们换个更准确的说法，姜维怕的不是黄皓，而是以诸葛瞻、樊建等实权派为首的绝大多数公卿。因为，当时蜀汉朝中无论是荆州派还是益州派，都对姜维连年北伐深恶痛绝。所以说，在北伐这个问题上，姜维自成一派，满朝公卿皆是他的政敌。

在刘备时代末期，收复荆州的呼声主导了蜀汉政界。到了诸葛亮时代，为顾全孙刘联盟，国策从收复荆州改为北伐雍州，借此转移国内矛盾。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他们制定出这样迥异的战略，除了自身的理想、信念等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乃是要照顾荆州派臣子的利益，战争是转移荆州派和益州派矛盾的主要手段。另外，刘备和诸葛亮能顺利发起战争而甚少有反对声，这也是得益于他们极高的个人魅力。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荆州人逐渐将巴蜀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和益州人一样无法容忍主动挑起战事的行为。这个时候，身为雍州派的姜维成了唯一的好战分子，连年北伐让百姓深受其害，姜维不仅得不到刘禅的支持，更激起同僚的敌视。

黄皓，如刘禅所说，只是个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获取利益的佞臣而已。他无疑具有一定政治能量，但也远没达到东汉末年桓灵时代宦官那样大的权势，黄皓在刘禅、诸葛瞻等公卿以及姜维这三方之间充当着缓冲层，他谄媚刘禅，帮助诸葛瞻、樊建等人提拔阎宇，同时又为姜维说好话让其驻军沓中屯田，拿了谁的好处就替谁办事。可一旦大厦倾覆，任何屎盆子都会顺理成章地扣到这个宦官头上了。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谴责诸葛瞻没有压制黄皓，这让后世部分史学家误认为陈寿故意贬低诸葛瞻。事实上，陈寿不仅没有贬低诸葛瞻，反而在黄皓问题上给包括诸葛瞻在内的所有人留足了颜面。即便像陈寿这样公允的史学家，出于复杂的心理，也很难接受满朝公卿都跟黄皓有瓜葛这个事实。虽然压制姜维无可厚非，但毕竟，与宦官勾勾搭搭是一件很可耻的事。何况，蜀汉的衰败最后又必须归结到黄皓头上，这就让他们更加难以启齿了。

总之，姜维那封颇具先见之明的奏疏终归是被昏庸的朝廷压了下来。既然黄皓的权势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刘禅也不傻，蜀汉的政权又掌握在诸葛瞻、樊建等人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简单地说，这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十年来，姜维简直比魏国人还要关注魏国政坛的风起云涌，夏侯玄被杀、曹芳被废、司马师暴毙、诸葛诞反叛、曹髦被弑……但凡魏国有风吹草动，姜维总会以此为由发动战争，而他所掌握的兵力正是借着一次次北伐愈来愈强。姜维警告朝廷说钟会入驻关中，在刘禅等人看来无疑是为下次北伐找借口。更何况，这个时候，姜维仍坐拥数万劲旅超脱于朝廷掌控范围之外，刘禅又怎么可能让张翼、廖化带着中央军划归姜维管辖？

这个偏居一隅的小国就这样在姜维的反复折腾中走过了十年，现在，让我们回到公元263年，蜀汉的国祚即将走到终点了。

不归途

公元263年夏，司马昭颁布诏书：“蜀国地狭民寡，姜维穷兵黩武，苛剥羌人，致使百姓苦不堪言。现命征西将军邓艾进军沓中牵制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进军武都，隔断姜维和汉中之间的通路，镇西将军钟会攻取汉中，东西并进扫平巴蜀！”

这封诏书传到雍州后遭到邓艾的反对，他连番上表请求司马昭取消伐蜀计划。“蜀国政局平稳，不宜攻伐。”邓艾如是写道。这并非他的心里话。此刻，他在雍州的军营中徒自发泄着怨气：“老夫官拜征西将军，本就高于镇西将军钟会（前文说过，魏国的四征将军位阶高于四镇将军），而今，朝廷竟要我替钟会牵制姜维！这是何道理？”邓艾的激烈反对不难理解，他年已六十六岁高龄，很享受在雍州养寇（姜维）自重的安逸，而且，他性格本来就傲慢强横，并不甘心为钟会的成功作嫁衣。

司马昭对邓艾的抗拒心理感到很忧心，遂派遣师纂（zuǎn）前往雍州进行游说。在师纂的威逼利诱下，邓艾总算同意举兵伐蜀。

这年秋天，邓艾率兵三万，直逼驻守在沓中的蜀国大将军姜维（位于益州西北边境）；诸葛绪率兵三万攻入武都（位于益州正北边境）；钟会则率兵十二万攻入汉中（位于益州东北边境），他的兵力远远超过征西将军邓艾和雍州刺史诸葛绪的兵力总和。如此，魏军分为西、中、东三路攻入益州，而作为西路和中路的主帅——邓艾、诸葛绪二人，无疑是为东路主帅钟会的成功铺平道路。

有人提醒司马昭：“但凡将帅出征，都要把家属留在京都作为人质，可钟会没子嗣，这也太危险了。”

司马昭淡然一笑：“我怎能不明白这层道理，但满朝公卿就只有钟会赞同伐蜀，我料定他此去必能荡平蜀国。事成后，那些蜀国遗臣心存恐惧，中原将士归乡心切，就算钟会谋反也一定成不了气候。”

在魏都洛阳的一所宅子中，有主客二人正对坐攀谈。

宾客问：“先生，您说邓艾和钟会能攻克蜀国吗？”

主人答：“必克蜀国。”这位主人名叫刘寔，前面在王肃死时曾提到过他，他同样是司马昭的幕僚。

宾客放心地点了点头。却没想到刘寔慢悠悠地又补了一句。

“但他们二人恐怕都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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