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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布兰卡会议（第2页）

英国人无奈使出了绝招，提出任何扩大太平洋攻势的行动必然使韦维尔失去收复仰光的“安纳吉姆”行动所需要的登陆艇。金立即反将一军，表示愿意提供足够的登陆艇，马上把英国人的嘴堵住。

马歇尔要求英国人确定一个缅甸作战的具体时间，布鲁克支支吾吾，不愿答复。马歇尔毫不客气地威胁道，倘若无法在缅甸展开攻势以打通滇缅公路，“太平洋随时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蒋介石退出和日本人作战，那么美国就有必要遗憾地放弃对欧洲战区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欧洲战争美国人不参与了，你们自己和希特勒玩去吧。

由此看来，我们似乎应该感谢美国人。上面的争论可见中国在美国人心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英国人眼里恰恰相反，虽然马歇尔一向赞成“先欧后亚”。此时，在英国人眼中，“金一如既往如皮革般坚韧”，“马歇尔像大理石雕像一般冷若冰霜”。一向比金厚道得多的马歇尔，似乎变得一点儿都不厚道了。

只有“快乐的阿诺德”面带微笑，一言不发。作为独立空军的倡导者，他只对使用重型轰炸机空袭德国感兴趣。因为是直接攻击轴心国，所以阿诺德和英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上将建议实施联合轰炸，认为仅用战略轰炸就能打败希特勒，此后用同样的办法打败日本。陆军和海军指挥官对空军的说法表示怀疑，但还是同意让他们试试，反正都是在打击敌人。

现在是日落西山的英国人有求于对方，他们必须做出适当让步。英国人退而求其次地提出，1943年盟军在远东的军事行动仅限于缅甸和拉包尔。金强硬指出，马里亚纳群岛同样必须在范围之内。从6月开始，新型“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将陆续开出船厂，美国人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太平洋发起大规模攻势，让它们闲置是最大的浪费，况且这些行动不会转移原定用于欧洲的人力物力。

英国人反应冷淡，他们不允许美国人在太平洋上干任何可能削弱对德国进攻的事情。于是，金拉长了脸，指出在太平洋上何时进攻何地只能由美国人自主决定，不需要英国人多操闲心。因为太平洋与美国感情密切，“珍珠港、巴丹和瓜岛这些地名，远比罗马、巴黎和柏林更令美国人动心”。

布鲁克非常沮丧。虽然上次阿卡迪亚会议他在伦敦看家没来，但他早知道金极难对付，这次算是当面领教了。他担心不管英国人怎么说，都不能“对金产生多大影响，使他断了去太平洋的念头”，欧洲战争“只不过是使他不能专心致志打他的太平洋战争的一桩小事而已”。中午吃饭时，他绝望地告诉英国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前陆军参谋长约翰·迪尔元帅：“没有用，我们永远也无法同美国人达成协议。”

阿卡迪亚会议之后，迪尔受命留在华盛顿，出任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英方首席代表，协调两国的军事行动。他和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他和金也建立起深厚的个人友谊。这种友谊和谅解已成为双方实现军事合作的一种依靠，虽然激烈的争吵仍时有发生。更多时候，迪尔经常在布鲁克和美国人之间充当润滑剂。他告诉自己的继任者：“大部分问题你已经取得协议，剩下的只是解决其余问题了。”

“我寸步不让。”布鲁克愤愤不平地说。——世界老大怎能任由乡巴佬摆布？

“你一定要让！”迪尔微笑着劝解他，“你知道你必须达成协议，否则就得把事情全部推给首相和总统。你我都清楚，他们总是会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别看布鲁克这么说，战后史学家评价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协调了英、美盟军战略，并尽可能阻止了丘吉尔在军事上的瞎指挥。

争吵持续了整整4天，迪尔和马歇尔不得不时常按捺性子，耐心寻求某种妥协。不断上升的肝火屡屡使会议濒临破裂的边缘，军事将领常常被要求退出会场，以让罗斯福和丘吉尔继续私下的辩论。

但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的罗斯福，他的“情绪就像一个放了假的小学生，使他在处理某些困难问题时抱着几乎漫不经心的玩赏态度”。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欧洲征战记》中写道：“他显得开朗乐观，充满活力，甚至有点儿活泼诙谐。我认为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是与笼罩在整个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空的进取气氛分不开的。成功摆脱了繁忙的政府事务之后，他为能利用这几天时间秘密地从华盛顿来到这个两个月前还在打仗的地方，参加一次历史性会晤，而深感似乎已经从中汲取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

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巴顿将军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卡萨布兰卡东北140公里的拉巴特，视察了美国陆军第五集团军，并露天同20000多名将士共进午餐。

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现象。二战中，德、意、日三大轴心国之间从未召开类似的会议探讨共同作战，他们之间彼此缺乏信任。一个明显的例子，1942年7月20日，受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之托，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向东京拍发了机密第881号电报，强烈要求日本对苏宣战。东京随即回电予以拒绝。当讨论是否将这一决定告知另一盟友意大利时，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表示：“如通告它们，有立即泄密的危险，因此只通告德方为好。”为了缓和因此带来的紧张关系，东京提出向柏林派驻联络使。即使这样一件小事，也一直拖到1943年2月20日才做出决定。东京最后派出的人选是参谋本部情报部的冈本清福少将和第十五课课长甲谷悦雄中佐，海军军令部的代表是小野田舍次郎大佐，外务省派出的是书记官与谢野秀，“出差”时间暂定5个月。这些人3月10日从东京动身，4月13日到达柏林，最后于10月13日就地解散。领导不出面，凭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能联络些什么？

两位最高领导十分小心地避免介入直接争吵。丘吉尔婉转地表示，双方的分歧只是侧重点和优先地位上的不同，并非原则上的。尽管老丘有着“迷人的魅力、冷静的劝说、粗鲁的坚持、口若悬河般的雄辩、短暂的愤怒和几近落泪的伤感”，但国力日渐衰落，使他必须迁就后辈罗斯福。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丘吉尔对开辟第二战场始终心存恐惧。在之前的1941年7月5日，当谈到一战和二战他指挥过的四场损失惨重的两栖登陆行动时，他就对着艾登高喊：“记住，我的胸前挂着达达尼尔、安特卫普、达喀尔和希腊的奖章。”现在面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他有求于人家，必须收敛并小心应对才行。

尽管双方分歧巨大，但大家毕竟是不远万里，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就这样吵吵，各回各家，显然不行，最终必须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最后，双方都做了彬彬有礼的让步，从而达成了“原则上的统一”。英国人愿意接受扩大太平洋攻势的观点，但“必须保持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即按联合参谋长会议的看法，当决定性打败德国的时机在1943年出现时，它不应有损于盟国抓住这一时机的能力”，同时同意扩大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稳固蒋介石的地位。作为交换，罗斯福同意暂时不开辟第二战场，出动兵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等于是丘吉尔进攻意大利计划的缩小版。为支援英军在缅甸作战，罗斯福答应向他们提供护卫舰和登陆艇。

18日上午，双方参谋人员终于草拟出一项概述盟国1943年目标的协议。协议措辞非常含糊，以使布鲁克和金都能够接受。上边写道，“盟军在太平洋上的行动，将继续以保持对日本的压力为目标”，这让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太平洋战区对日作战的行动超越了完全防御的限度。但“这些行动不应从欧洲抽调过多人力物力”，这又使布鲁克感到满意——这可能正是太平洋战场1943年未出现激动人心战斗场面的主要原因。然而，是否抽调过多，标准由美国的参谋长们决定。

霍普金斯读完协议后，告诉迪尔：“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文件，一个绝妙的计划，所以我感觉好受多了。”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几乎完全归功于英国人高超的外交技巧。

丘吉尔和罗斯福几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一协议。丘吉尔高度赞扬了联合参谋部，“在我所知的所有盟国会议中，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议那样，从军事、武器生产以及经济等各个领域对世界大战的局势进行长时间的专门研究”。

当天17时，总统和首相偕同其参谋长签署了双方关于1943年盟军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文件。

第一，击败德国潜艇仍处于物力损耗上的首位，所以应最先把力量集中于大西洋战场。

第二，必须为苏联提供更多援助。罗斯福强调，竭尽所能援助苏联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

第三，继续执行“包列罗”行动，在英国集结军队物资，为在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做好准备。

第四，逐步增加对德国本土的战略轰炸，顺序依次为潜艇工厂、飞机工业、交通设施、炼油厂等目标。

第五，随着轴心国在北非的失败，应开始制订进攻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

第六，太平洋行动扩大到除确保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外，还应包括收复阿留申群岛以及进攻日本在加罗林和马绍尔群岛的基地。

第七，英国同意接受为1943年11月进攻缅甸的“安纳吉姆”作战制订计划。

会议宣布，准许参与“火炬行动”的军队在北非战役结束后向西西里岛进军。这是丘吉尔唯一关心的条款，因为他明白出兵西西里岛将妨碍1943年第二战场的开辟。美国人将西西里岛战事视为众多战事中的一个，依然妄想地中海策略不会影响到对大西洋壁垒的进攻。他们用了将近1年逐渐认识到，即使是美国庞大的、不断扩充的战争机器，也无法生产出足够的武器同时维持两大战事。

从会议决议可以看出，这并不是美、英双方原来期待会议所要制订的“如何开始打赢这场战争的宏伟蓝图”，许多关键问题悬而未决。会议确定，给予摧毁德国潜艇最优先考虑，让被邓尼茨折磨得生不如死的英国人如释重负。布鲁克坦承，“实际上，我们得到了我们到这里来希望得到的一切”。最失望的是马歇尔，他关注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得到落实，英国人对缅甸的承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因素。他的助手魏德迈少将的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参谋长的沮丧心情，“我们把全部财产都赔上了”。这当然不是一种精确估价，至少金得到了在中太平洋扩大攻势的许可。让罗斯福和丘吉尔感到欣慰的是，至少他们的军事首脑在表面上取得了一致。从会议进程及最后达成的协议来看，斯大林拒绝参加会议无疑非常正确。

听说领导在开会研究大事，麦克阿瑟撺掇柯廷以澳大利亚政府的名义索要增援。柯廷于是致电大会，要求向西南太平洋战区增调至少2000架飞机和大批人员、物资。在澳洲柯廷是老大，在卡萨布兰卡他绝对属于无人理睬的小人物。连太平洋问题都被排在会议的最末两位，大腕们对柯廷的建议简直都懒得搭理。

其实也不是有飞机故意不给柯廷。1942年到1943年，世界各地的盟军部队指挥官都是在人员、物资、装备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进行作战的。空军指挥官也一样。在中缅印战区，史迪威打算阻止日军前进，但连美军一个师的兵力也弄不到手，尽管马歇尔和史汀生都非常器重他。会议期间，艾森豪威尔在向马歇尔讲述他的后勤保障问题时，几乎要哭了。

1943年堪称盟军的“会议之年”，卡萨布兰卡仅仅是开端而已。随后从华盛顿、魁北克、开罗到德黑兰，盟军大腕将时间全用在开会和吵架上了，从而使缺乏重大战事的1943年显得寡然无味。与之相反，1942年大家只顾打仗，会议当然就开得少了。相对于后来的开罗、德黑兰、波茨坦来说，这次会议效率很低，除罗斯福最后突然放了一炮外，并未形成什么重大决议，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乏善可陈”，很多事情还要等5月的“三叉戟”会议来解决。

1月24日上午，同盟国的巨擘聚集在安法的热带花园，举行了会议期间唯一一次记者招待会。所有人都竭力摆出一副精诚团结的样子，对记者宣布向柏林和东京的进军已经开始。会议的主角儿无疑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强迫戴高乐、吉罗和他们交错地坐在同一排椅子上，并让他们当着记者与摄影师的面握手——两个法国人的表情说多别扭有多别扭。卡萨布兰卡会议对外一直保密，因此，记者忽然发现眼前涌出这么一大堆牛人时——这时候，你是个中将，至少要站在三排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听说这些人已经在这里待了两周，他们几乎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了。

丘吉尔和罗斯福开始与记者畅谈战争的未来。罗斯福事前未经商量，突然宣布：“只有消灭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全部战争力量，世界才能真正进入和平。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谈判条件只能是无条件投降，同盟国不会容忍比这更高的条件。”罗斯福此言可以看作对未能与会的苏联人的一种表态，以免他们在极端情况下倒向轴心国。一战时，苏联人就干过类似的事情。但要知道，即使是牛人拿破仑在巅峰时期，也未将媾和的大门完全关死。罗斯福的话对所有人都不啻为一颗重磅炸弹，除了丘吉尔。前一天有霍普金斯和罗斯福儿子参加的私人午宴上，丘吉尔听美国总统说过这句话。对罗斯福的突然表态，丘吉尔皱起了眉头，但很快就微笑着解释说：“好极了！我倒要看看戈培尔之流将如何叫喊！”

有些人说“无条件投降”源于罗斯福的心血来潮。罗斯福的传记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女士甚至说，因为天气很好，罗斯福心情极佳，才脱口说出这句话。丘吉尔毫不知情，感到震惊。其实早在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罗斯福在谈话中就多次流露出反法西斯战争一定要取得彻底胜利的观点。1943年1月7日，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夕，罗斯福和军事顾问交谈过关于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丘吉尔也曾和罗斯福就这一问题讨论过。丘吉尔希望“无条件投降”不要将意大利包括在内，以使其尽快退出战争。但在和副首相艾德礼及战时内阁交换意见之后，丘吉尔收回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在1943年5月1日纪念五一劳动节的讲话中说了让德国无条件投降之类的话，算是对罗斯福的一种呼应。

这种说法对战争的影响是好是坏，众说纷纭。有人说它强化了德国和日本的抵抗情绪，从而拖延了战争，并使战后的恢复更为困难。但也有人说，它增强了盟国广大军民的斗志。不可否认，希特勒和东条得到了一份鼓动人民抵抗到底的宝贵素材。另外，在盟军阵营内部特别是军方，许多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担忧。莱希上将说，现在我们不得不全部消灭敌人了，外交途径被彻底丢弃，盟军已走上了打无限制战争的严峻道路。

总统和首相在第二天有更多理由为自己庆贺。有确切消息说，麦克阿瑟将军终于摧毁了巴布亚半岛日军的最后据点，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了数十万德军。如果大家知道日本人已经决定从瓜岛撤退，当天豪华晚宴上浪费的美酒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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