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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之死（第1页）

山本之死这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办公室，不大的房间里，陈设简单雅致。也许因为是海军将领，尼米兹对蓝色饰物格外钟情，竹椅上的坐垫和落地窗帘的颜色，与浩瀚的太平洋的颜色是一致的。房间几面墙壁上挂满了地图，办公桌上有一个笔架，还有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烟灰缸：一个是重巡洋舰的模型，另一个是用金属制作的野蜂——他心爱的美国海军营建大队的象征。就在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在西南太平洋、南太平洋与日军殊死搏杀之时，以珍珠港为核心的中太平洋略显沉闷。自去年6月中途岛战役之后，这里已很久没有出现过令人揪心的紧张气氛了。

尼米兹习惯每天早餐后外出散步，7时30分回到办公室阅读夜间收到的电报，对重要的文件及时做出批复。简短的他亲自动手，长一点儿的则由文书、速记获奖者亚当斯代笔。9时的碰头会经常就在办公室开，如果列席人员太多，就会移师不远处的会议室，那里备有一些折叠椅。陆军的埃蒙斯中将经常来参加会议。1943年2月以后，前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戈姆利中将回到珍珠港，出任第十四海军军区司令官。他因此同样是会议的常客。戈姆利患有多年的牙槽溃疡，以前一直没时间治疗。现在将坏牙拔掉之后，他的健康状况好多了。

参加会议的人员随机而定，但情报参谋莱顿中校绝对属于从不缺席的“常委”，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由他汇报最新敌情。会议一般只互通情况，并不制订计划或做出决策，显得比较随意。会议时间长短也由尼米兹自行决定。此前，莱顿曾提出到舰艇上服役，遭到尼米兹严词拒绝：“你在司令部工作，比去指挥舰艇歼灭的敌人要多得多。”

11时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例行接待时间。平易近人的尼米兹对所有来访者都热情友好。他规定不管是哈尔西那样的上将战区司令官，或是一艘航母、战列舰、巡洋舰的上校舰长，抑或是一艘登陆艇的中尉艇长，在抵达珍珠港后都要于11时前来报到，逗留15分钟左右。尼米兹认为这种会面能够让他打开思路，了解第一线情况并得到良策。这些事情一般由副官拉马尔上尉统一安排。

司令官每天接待来访者的消息很快传开，大家觉得好像一下子拉近了同舰队最高领导之间的距离，上将是真正关心和爱护他们的。尼米兹也通过与大家的交往发现其中的杰出者，并把他们提拔到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他叮嘱拉马尔对会见做出详细记录，随时备查。一旦遇到爱表现的人，时间到了还赖着不走，他就会客气地让拉马尔把他带到隔壁参谋长的办公室去。斯普鲁恩斯更绝，他的办公室里没有椅子，连自己批阅文件都是站着进行的。他认为这样能提高效率，一般人到他那儿是“站”不长的，尤其还要面对参谋长那张永远吊得长长的脸。

少数来访者即使没有重要公务，通过拉马尔也能见到尼米兹。这天，司令官办公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来访者——航母“企业”号上的一名年轻水兵，他特意跑来向司令官表示敬意。小伙子见到将军后，一句话还没说，就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原来，他同舰上的伙伴打赌，自己一定能够见到司令官。如果成功了，他就能赢得几百美元巨款，若见不到，则倒贴。此前，他认为自己几乎输定了。

“很好。”尼米兹微笑着说，“为了拿到这笔钱，你还必须有点儿证据才行。”他让拉马尔叫来了司令部的摄影师，和水兵一起合影并送他几张，让他带去作为收钱的证据。

在圣克鲁斯海战中受伤的“肖”号驱逐舰在珍珠港检修期间，舰上水兵奉命分批回国度假。雷达兵麦凯莱布回到了得克萨斯的老家。在姑母家中，他遇见了尼米兹同母异父的妹妹多拉。当得知麦凯莱布是从珍珠港回来时，多拉问他：“麦凯莱布先生，你见过切斯特没有？”

“没有，伯母。”麦凯莱布回答。他第一次听到有人直接称呼司令官的名字，有些吃惊。对于一个低级士官，单独见到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哎呀！”多拉说，“你在珍珠港工作了1年多，还没见到切斯特。这太可怕了！你回到舰上的时候，我要你去看看他。我写信告诉他接待你。”

回到珍珠港之后，麦凯莱布就给尼米兹写了一封信。按照惯例，发给司令官的信件当然会受到严格审查。知道事情原委之后，舰长威尔布尔·琼斯少校鼓励他发出这封信。几天后，麦凯莱布接到通知，尼米兹将军同意在3天后的10时见他。副舰长为了体面地把雷达兵送去见司令官，特地借来了一部小车和司机。当麦凯莱布走过舷梯时，全舰的伙伴都自发在舷侧列队来欢送他。麦凯莱布自豪地向大家宣布：“好啦！也许我至少会打听到，我们检修后将开往何处。”

为了不使体重增加，尼米兹中午经常不吃饭，而是休息、散步或晒太阳。战争年代，美国太平洋舰队最高指挥官竟然还有这种心情，的确让他的老对手山本汗颜。下午，尼米兹一般不做固定安排，主要和参谋人员讨论、研究作战。他对计划的制订一丝不苟，对每个细节都会一一询问，特别是有关两栖作战的部分。尼米兹认为，作战计划的制订关系到无数士兵的生命，必须将可能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到。他鼓励大家开动脑筋，各抒己见，允许大家就不同的意见展开争论。在充分听取了众人的意见之后，他才会仔细权衡，最终做出决定。他认为现代战争是如此复杂，许多情况、新型战略战术都是无法准确预知的，再高明的指挥官也不可能凭借独断专行做出高瞻远瞩的决定——这点和布里斯班的那位恰好相反。

空余时间，尼米兹也会四处溜达。他是个守时和注意细节的人。一次，他穿着军服，乘坐挂着四星上将旗的专用轿车到檀香山的巴拉塔尼亚大街，路上遇到的上百名水兵，没有一个人向他敬礼。尼米兹非常生气，回到办公室后，他叫来了戈姆利中将，下令将这些人全部用车拉回来，将他们的外出证统统没收。几天后，此事传开，士兵重新恢复了见到长官敬礼的习惯。

在主要战略思想上，参谋长和司令官是完全一致的。沉默寡言的斯普鲁恩斯被人评论“古板”，“老绷着脸”。他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主持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工作和给尼米兹当好助手。他承认自己有点儿疏懒，同时认为机敏、懒惰是一名司令官应有的特征，自己不太适合当一个合格的参谋长。出于对冗长、烦琐的文字报告的反感，他几乎将所有工作都交给参谋去办，自己不插手。一般情况下，两位将军都是口头交换意见。斯普鲁恩斯善于随想随讲，而且喜欢站着讲，能把错综复杂的战略计划讲得头头是道。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一起散步、游泳或听交响乐。斯普鲁恩斯对司令官有着深刻了解，“他的淳朴，甚至有点儿随意的举止，把他的思想敏锐、知识渊博和天资聪慧的特点掩盖了。我越了解他，就越佩服他的聪明、开朗、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和不同意见的气质，特别是他的大无畏精神和驾驭战争的勇气。他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从不知道什么是恐惧的人”。

根据前段作战飞行员损失较多的实际状况，斯普鲁恩斯建议对他们实施轮换制度。将一些“老鸟”调往后方基地，以培养更多的优秀飞行员。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尼米兹的认可并付诸实施，这可能正是美国海军航空兵虽越战越强，但缺乏王牌飞行员的主要原因。

1942年10月，罗彻福特中校调离之后，夏威夷情报站站长的职务由威廉·戈金斯上校接任。h站已离开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搬到了一幢宽敞明亮的大楼里，工作人员也迅速膨胀到千余人——未来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年仅23岁的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任务依然是截收敌人的无线电通信，通过破译探测日军的动向。

罗彻福特之前的出色工作为h站的密码破译奠定了坚实基础。1943年初，该项工作再次因为一次意外事件得到加强。1月29日，在瓜岛附近海域，新西兰皇家海军“基威”号轻巡洋舰撞沉了一艘日军潜艇，成功从潜艇上获取了日本海军最新使用的密码本。上次在达尔文港外海，这次在瓜岛，盟军的密码破译工作都是从日军潜艇上取得突破的。这应该不能算是巧合。

4月13日17时55分，驻阿留申群岛荷兰港的一处美军监听哨截收到一份日军电报，并立即发往珍珠港。翌日清晨，h站已将电报译成日文明码。海军陆战队外语专家阿尔瓦·拉斯韦尔中校和他的工作人员填上了电文中的一些空白，并辨认出密码代号所代表的地名，如rr代表拉包尔，rxz代表巴拉尔——那正是山本视察前线的详细日程安排。

14日8时02分，莱顿中校手持一份电文，旋风一般闯进了司令官的办公室，话语中透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消息了，我们的老朋友山本！”

尼米兹仔细看了电报，起身查看地图，仔细追踪山本的巡视路线。两人确认，巡视第一站将使这位帝国海军的头号人物处于瓜岛亨德森机场美军战斗机的有效攻击距离之内。尼米兹对着莱顿微微一笑：“你的意见，干掉山本？”

莱顿点头，随后指出：“山本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独一无二，他已成为青年军官崇拜的偶像。除了天皇，在增强民心士气方面，可能无人像他一样有那么大的影响。将军了解日本人的心理，如果我们把山本干掉，日本海军的士气将一蹶不振，同时一定也会使日本举国上下不知所措。”

这些道理尼米兹无疑都懂。但作为一名运筹全局的战略家，他并未因此而得意忘形。他首先考虑的是，一旦干掉了山本，联合舰队能否找到更出色的司令官。如果继任者比他还厉害，那不就弄巧成拙了吗？

针对尼米兹的质疑，莱顿立即过电影般地将日本海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军官细细梳理了一遍。作为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参谋，他对日军将领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人。莱顿将有可能接任司令官的人物向尼米兹一一列举，分析他们的资历、经验、能力及胆识，末了，他肯定地说：“在日本海军中，山本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任何可能的继任者在他面前都会相形见绌，日本人找不到更出色的人来接替他。”话到此处，莱顿不失时机地拍了领导一马屁，“就像日本人干掉你，我们同样找不到更好的继任者一样。”实际上，咱们清楚，山本对于日本海军，比尼米兹对于美国海军要重要得多。

听到这话，尼米兹有点儿醺醺然地笑了：“这是哈尔西地盘上的事，他会有办法把他干掉的。好，让我们试试看。”

尼米兹随即用便笺给哈尔西起草了一封电文，把山本的活动安排通知他。谨慎的尼米兹特别指示莱顿，告诉哈尔西这份情报是从澳大利亚“斐迪南”那里获取的，以免暴露美军破译日军密码的秘密。其实这明显是忽悠老哈，海岸观察哨能实时了解敌机和舰艇动向，怎么可能拿到如此有提前量的绝密情报呢？尼米兹在电报最后说：“如果你所指挥的部队有打下山本和他幕僚的能力，那就特授权你开始制订作战计划。”

莱顿离开之后，尼米兹又坐下来，想了一会儿。干掉山本不仅是一项军事行动，还可能牵涉政治因素。一向谨慎的尼米兹于是决定向华盛顿请示。

当副官威廉·莫特少将把电报送到罗斯福手上时，总统正与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作战部部长金上将共进午餐。看完电报，罗斯福并未当场表态。西方世界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战争中不得暗杀对方国王或统帅，认为那是一种不道德的懦弱行为——这似乎颇有几分骑士风度。此前有几个暗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民间团体向美国求援，都被罗斯福婉言谢绝。甚至在杜立特空袭东京时，马歇尔还特意强调日本皇宫在禁止轰炸之列。事实上，在二战中，德、英都曾组织过针对敌方首脑的暗杀活动，罗斯福就得到过德国潜艇的格外“关照”。倒是美国人还始终坚持这一原则。罗斯福一时颇感踌躇。

作为文官，诺克斯显然不赞成用这样的方法猎杀山本：“这是一项不太光彩的行动。我们应该听听随军主教的意见，看看猎杀敌方领导人是否符合教义。我们还应听听阿诺德的意见，看看在技术上是否可行。”作为美国陆军副参谋长和航空兵司令官，阿诺德很快确认，驻瓜岛的所罗门航空队理论上具备击落山本座机的所有条件。

陆军部部长史汀生不赞成诺克斯的观点：“暗杀固然不那么体面，但山本偷袭珍珠港难道就很体面吗？山本既然挑起了臭名昭著的偷袭，他自然就丧失了教义的保护，我们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况且他现在是去战斗区域视察，战场上一名大将和普通士兵是没什么区别的。”

金上将立即随声附和：“对日本而言，山本的确是栋梁之材；对美国来说，他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凶神。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他。”

马歇尔发表了类似看法：“山本是我们的心头大患，是太平洋战场最难对付的家伙。如果趁此良机干掉他，既可以报珍珠港一箭之仇，又可使我们的海军免遭更大损失。”

诺克斯的意见显然居于下风。但他从另一角度提出了问题：“这一巡视日程有点儿像精心安排过的，是否是一个圈套，要把我们的飞机引出来一网打尽呢？”

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扎卡赖亚斯上校立即做出了解释：“伪造电文的可能性不大。这份电报是用日本人自以为高深莫测的五位乱数码拍发的，那套系统不久之前刚刚更新。以日本人的自信，他们肯定不会想到电报已被我们破译。”况且大家都清楚，即使截击行动失败，参与战斗的美军战斗机可以快速逃逸，最多不过浪费一些燃油而已。

听毕众人的议论，罗斯福终于下定了决心：“那么我们就击落它，干掉我们这位‘老朋友’，如何？”

诺克斯提议说：“既然截杀山本是为了报珍珠港的一箭之仇，我们就叫它‘复仇行动’吧。”众人一致点头认可，山本的命运就这样在餐桌上被决定了。

1943年4月15日，哈尔西接到了尼米兹发出的执行“复仇行动”的电令。在电报的末尾处，尼米兹预祝他“走好运，马到成功”。哈尔西正准备动身前往布里斯班，与麦克阿瑟就下一步作战进行会晤，他将作战任务交给了所罗门航空队司令官米切尔少将，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击毙山本。在命令最后，哈尔西特意指出：“总统非常重视此项任务，战斗结束，速报华盛顿。此电报不得转抄保存，立即销毁。”

接到哈尔西发来的电令，米切尔丝毫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制订详细行动计划。1年前，米切尔担任“大黄蜂”号舰长时，参加过空袭东京的行动。但那是陆军飞行员杜立特在出风头，海军不过是将飞机运至日本近海。因为在中途岛海战中表现平平，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米切尔的日子一直过得恓恓惶惶。如果再无惊人表现，他似乎会很快淡出一线了。凭借和哈尔西良好的私人关系，米切尔在3月刚刚到瓜岛出任所罗门航空队司令官。既然连总统、海军部部长、作战部部长都高度重视，猎杀山本对自己来说，无疑是咸鱼翻生的绝佳机会。

经慎重考虑，米切尔选择了p-38闪电战斗机作为“刺客”。这是美军第一种双引擎的战斗机，由洛克希德公司研制，最大时速732公里，最大航程3600公里，武备为1门20毫米机炮和4挺12.7毫米机枪。机炮配弹120发，机枪每挺配弹500发，火力强劲，各项性能指标都胜出日军零式战斗机一筹。对之又恨又惧的日军飞行员称它为“双身恶魔”。目前，驻亨德森机场第三三九战斗机中队就装备有这种飞机，恰好可以派上用场。

事不宜迟，米切尔立即抖擞精神，招来第三三九中队中队长约翰·米歇尔少校和飞行员托马斯·兰菲尔中尉等人研究截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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