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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零九章傅作义臣服（第1页）

相对注重经济的翁文灏，参加会议的蒋经国却另有一番见解。

谢昌云与蒋经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都喜欢喝咖啡，这天下午大家分头核定各省重要项目时，谢昌云带着咖啡来到蒋经国的住处，与他一边品着陈绪带来的埃塞俄比亚咖啡，一边就这次研讨会的有关内容谈了起来。

蒋经国在苏联很长时间、回国之后又先后担任过县长和督察区专员，对苏联计划体制和中国官督民办的经济都有着较深的了解，因此谈出了自己的观点道：“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起苏联来感觉是多了一条腿，走起路来要灵活得多。但是中国的经济毕竟基础薄弱，又是战争时期，民间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的依赖还很强，与某个地方的政府和掌权者的认识和支持有很重要的关联。老弟，你这一套由你来主持推行可以，换一个人根本做不到。但由此一来，各地方的差距可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在民主和社会方面，事实上也处在了不同的阶段。一国多制，以谁为根本政体？也不知是好是坏？”

谢昌云举起咖啡杯道：“我们今天喝的这个咖啡时原产地埃塞俄比亚的，但谁又能说美洲和东南亚的咖啡不行呢？具备了咖啡的基本味道，其他的细节就是伯仲之间了！推行经济和社会建设，手段可以不同，但衡量结果的标准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看经济发展了没有、看人民富起来了没有、看政府廉洁了没有？我搞这些不一定非得全面效仿，谁有更好的办法都可以使出来。因此国民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最后检验彼此的结果就是了。”

蒋经国道：“那党派的作用如何体现呢？中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的政党，如何能将人民的意志集中体现出来？但是一个政党内怎么又可以有不同的政策纲领呢？”

谢昌云道：“经国兄这段话道出了事情的本质了。国民党现在是借用抗战实行一党独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部统一为一个腔调而无对比，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纲领政策是体现了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呢？我之所以在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推行多元化，无非是给国民党、包括共产党、以及全国民众有一个可参照的比较标准，这对国民党也可能是一个促动。经国兄你在苏联的铁幕下差点连命都没有了，你不会希望中国今也是如此吧？”

蒋经国赶紧拍手道：“不会不会！我只不过是为了国民党的前景堪忧罢了。老弟你不是国民党员，自然不会有这些担心。”

谢昌云道：“实际上我所做的这些，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不然这么多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怎么能容得了我？怎么会积极附庸？从这点来看，我倒是觉得自己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且顺应的很及时，因而才没有被动和危急之感。经国兄在地方的时候踌躇满志，怎么一到了中枢之后就迷失了起来？”

蒋经国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场面大了，想的问题自然也多了。不过我只是提出一些想法，并没有阻碍老弟的意思。可叹父亲制肘过多，有些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希望老弟不要因为这些与父亲产生根本隔阂。”

谢昌云道：“委员长能把抗战支撑到这个地步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不会有过多苛求。我已经向委员长反复表示过，置中国于独裁的事我不做、置中国于分裂的事我不做、于战不利的事我不做，一切我都会按照这三个原则办理。除此之外，任何不同认识都是一些枝节，不会成为根本对立的因素。”

蒋经国道：“老弟这三个原则概括的很全面，我也应该以此作为诫勉。回重庆之后我必将老弟的话向父亲转告。”

谢昌云道：“经国兄出面，我说一百遍都管用。”

蒋经国道：“你这话就错了，你不知你在父亲和阿姆心里的地位是何等重要。我每次回到官邸，吃饭的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对你的称赞。”

谢昌云一笑道：“那我不成了经国兄下饭的菜了？对了，纬国上个月跟着远征军追击德意联军打到了利比亚并且因战功荣升为营长，现在已调回了远征军司令部任作战处任副科长。这事我不便单独向委员长禀报，还请经国兄回去之后向委员长讲明，好让委员长和夫人宽心。”

蒋经国道：“可惜父亲不让我从军杀敌，铸成我心中一大憾事！”

谢昌云劝解道：“又想杀敌立功，又想政务上有所建树，世上哪有这么称心如意的事？”

蒋经国不反道：“怎么没有？我眼前不就有一个？”

谢昌云一愣，赶紧自我排解道：“机缘巧合、机缘巧合。”

趁这次会议，谢昌云与张治中和孙蔚如、邓汉祥一起讨论了三月底以后从河南向新疆继续移民的事，初步把全年的数量定位十三万人，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要达到十万人。

新疆计划今年开垦荒地一百万亩，其中要播种五十万亩，此外张治中还计划在全国招收三千名农业学校毕业生或农业技术人员。

其中所需经费自然还是落到了谢昌云的头上，不过新疆的棉花和啤酒花已经开始实行了专卖制，这样南华公司就可保证稳定的货源和出口价格，正常获利之外的盈利可拿出来用于反哺新疆的移民和农业，因此对新疆的投资很快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绥远色省府主席傅作义是头一次接触到谢昌云的圈内，看到谢昌云经济实力如此之强大，看到张治中、陈仪、薛岳这几个在中国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对谢昌云如此的言听计从，不由把因绥远实际控制权旁落的产生的纠结给解开了。

而谢昌云也跟傅作义诚恳的交谈了一次。

谢昌云道：“傅主席，你在绥远的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做了不少的事实，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但是以你自己之力要想彻底改变绥远的经济状况、要想以绥远的成就来影响外蒙，恐怕是时不待你。中国已经不允许任何人再走割据的老路，某一地方绝不可能成为个人巢穴。实不相瞒，就是广东这里，抗战胜利之后也是要逐步向中央交出全部军权和部分财权的，外交上的交往则一律归属中央政府。所以傅主席如果为了绥远更好的将来着想，为了不使自己与国家政令统一的发展趋势而相背，就应该把胸襟放得更开阔一些。”

傅作义道：“我自己倒无所谓，但总是想着能给弟兄们留一个根基下来，不至将来孤零漂泊。”

谢昌云点头道：“这点我可以理解。抗战结束之前，绥远可始终作为第二路军所部的主要给养补充地和家属安置地，绥远的财政可按一定比例支出军费，只要规矩定好了，这方面我不会干预，此外在绥远财政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十五集团军和新一军的全部需用仍从另外渠道解决，包括军粮也全部采取按市价购买方式，不会增加绥远的负担。绥远的经济如果与内地沟通起来、各项社会改革的措施再能跟上，我估计一年多之后第二路军就可丰衣足食、兵强马壮了！”

傅作义道：“所部后顾之忧如能解决，一切就全凭谢主任做主了，即便是出征数千里、即便有再多付出也在所不辞。”

谢昌云道：“那我倒真要做一次主。绥远经济近年来所开设项目多为傅主席出资的兴办，其收益的支出多有含混不清，工厂农场的效益也体现不清，自现在起不论军办还是官办的经济体，所有收入都必须纳入省府财政收入，与外部投资一起进行统筹规划，军队的一切需用均从财政支出，不得在自行开辟渠道与民争利。如果暂时存在缺口，或筹或借，由省财政另行设法解决，我这里也可以给与一些协助。”

傅作义道：“绥远地处偏僻，供应缺少而又缓慢，驻军经商也是迫不得已，其中确实弊端不少，各部待遇也因此厚薄不一，并致使一些商家望而却步。这个积习我一定设法尽快消除。”

谢昌云道：“傅主席既然有这个决心，我就可以放心动员资金去绥远投资了。此次大约会给绥远安排十几个工业项目，多为利用绥远原料优势的肉食品加工和皮毛加工业，与之配套的还会有一个电厂，我们今后向苏联销售的一些产品可以直接从绥远经外蒙交付，驻军的军需很大部分也可就地解决，将来我们一旦进军东北，绥远也可以起到后方基地的作用。有这样一个起步，绥远的现代工业基础也就初步搭起来了。”

傅作义道：“这是谢主任运筹有方，是绥远百姓的幸运。作为省府主席，我一定为之努力创造条件，其他方面不再做多想。”

连续的表态，说明傅作义在强大的经济诱惑和军事压力之下，已经不再敢做当土皇帝的奢望了。

从各军阀系统出身的人，对地盘要比中央军系统的将领看中得多，往往都梦寐以求的能掌握一个地方的军政权力，这一点在以往的派系混战中往往被老蒋所利用，封官许愿许以地盘，因而瓦解了众多的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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