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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质证轻口供看包公如何平冤究理（第2页）

对于官员失职或错判造成的冤案，历朝历代律令也都有相应的处罚规定。有的是罢职，有的甚至要流配。

《包公案》第二十一则《裁缝选官》就是一例。

话说山东有一监生彭应凤，同妻许氏及子上京听候选官，住在西华门王婆店内。但因选期还有半年，手中用度吃紧，许氏终日只能做刺绣枕头、花鞋等出卖度日。时有浙江举人姚弘禹也来听候选官，住王婆店对面，看到许氏貌赛桃花，就私下拜访王婆，希望其能帮忙撮合见一面。

王婆知姚弘禹心事，遂生一计，故意让彭应凤去午门外找写字的活计干，以贴补家用。彭应凤遂到午门，果然遇到了钦天监李公公要抄写表章。王婆更怂恿彭应凤说，“李公公爱人勤谨，你明到他家中去写，一月不要出来，他自敬重你，日后选官他也会扶持”。彭应凤遂带上儿子住到了李公公家一心抄字。王婆便骗姚弘禹说，彭应凤因贫要卖妻，等姚弘禹赴陈留任知县发船时，彭应凤着轿子把许氏送来。姚弘禹信以为真，问聘礼要多少，王婆开口要了一百两。王婆又哄骗许氏，说彭应凤要接她去李公公家，轿子已来。许氏便随轿而去。等到了一看，是官船迎候，不觉诧异。王婆便对许氏说，是彭应凤因穷困，怕耽误你，遂将你出嫁于姚弘禹，姚弘禹今任陈留知县，“又无前妻，你今日便做奶奶可不是好！彭官人现有八十两婚书在此，你看是不是？”许氏见了，低头无语，只得顺从。

彭应凤一月后回来，不见了妻子，遂问王婆。王婆反叫屈说，你那日叫了轿子来接了许氏去的，如今却反过来诓我，我就要去告到五城兵马司。彭应凤因身无钱财，只得含泪而去。又过了半年，自己无所倚靠，只得学做了裁缝。一日，被吏部邓郎中衙内叫去做衣。仆人看彭应凤凄苦，舍不得吃衙内给的两个馒头，便报知了夫人。夫人一问，彭应凤便将自己苦情诉说出来。等邓郎中回衙，夫人便将情由告知了邓郎中。因均是山东同乡，经邓郎中帮忙，彭应凤选上了陈留县丞。

王婆知道后，心想那姚弘禹就在陈留，怕事情败露，就想让自己的亲弟弟王明一去半道将彭应凤杀了，还假意给了彭应凤一件青布衣。王明一星夜赶到临清，见到彭应凤拔刀就砍，却只见刀往后去，王明一惊异就问彭应凤，是何冤枉，是否在京城得罪了什么人？彭应凤就将王婆一事说了。王明一也将王婆要加害他一事说了一番。王明一遂将彭应凤儿子的发髻割下，又拿了那件青衣回复了王婆。

彭应凤在陈留上任了数月。一日，儿子游玩进入了姚弘禹县衙内，被许氏认出。又正值姚弘禹安排了宴席，彭应凤赴宴，许氏在屏风后见得真切，抢将出来。两人抱头大哭一场，各叙原因，把姚弘禹吓得哑口无言，彭应凤一家人遂得团圆。彭应凤告到开封府，包公大怒，“遂表奏朝廷，将姚知县判武林卫充军；差张龙、赵虎往京城西华门速拿王婆到来，先打一百，然后拷问，从直招了，押往法场处斩”。

品析：

本案可谓曲折凄婉。最可恨当属王婆，之所以包公大怒，是因王婆作恶多端，大坏纲纪，既诈骗又涉谋杀，包公用刑和判处大有惩戒之意。《宋刑统》第十七卷“贼盗律”之“谋杀”条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流三千里。造意者，虽不行，仍为首。雇人杀者，亦同。即从者不行，减行者一等。”王婆的情况，算雇人谋杀，已经施行。要不是有神灵护佑，彭应凤早已成刀下鬼了。以此论，王婆相当于致人已死。

而姚弘禹，先有淫心，后虽不知真情，但也属有意为之，判充军处罚偏重，实乃有惩戒意味。

另有一案，既涉诬告，又涉贿赂。且看包公如何依律处置。

《包公案》第五十八则《废花园》，讲的是四川成都府何达与其叔子何隆争家产，互不相让，讼之于官，连年不决，由此结仇。何达与姑之子施桂芳商议，想上东京找韩节使帮忙。两人到了东京，不巧韩节使外出“按巡都邑”。两人遂各处游玩。一日，两人到一古寺赏玩，步入一片树林，据说这里曾经是刘太守的荒废花园，施桂芳在此被妖迷情而走失。何达寻其不到只好回到家中。何隆知悉，遂将何达以谋害施桂芳之名告到官府，并且上下行贿，要问何达死罪。何达受刑不过，只得屈招，被押解到西京决狱行刑。正巧碰到包公，危情之际得以刀下留人。包公亲自到寺庙查访，找到了被妖迷情的施桂芳。包公“刑拷何隆，隆知情屈，遂一一招承。包公叠成文案，将何隆杖一百，发配沧州充军，永不回乡；台下衙门官吏受何隆之贿赂，不明究其冤枉，诬令何达屈招者，俱革职役不恕，施桂芳、何达供明无罪，各放回家”。这则案例对诬告罪的判决也是较重的，只因差点害死何达人命，又存心诬告，且还上下贿赂官吏，因此，诬告者何隆不仅被杖一百，而且从四川发配到河北边境，永不得回乡，受贿官吏也被革职。

品析：

历代律令对受贿官吏科罚应当说还是严厉的，对因受贿而酿成冤案判罚尤重。如《宋刑统》第二十九卷“断狱律”之“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条中，就援引和沿袭了唐长庆元年十一月五日敕节文的规定。“应犯诸罪，临决称冤，已经三度断结，不在重推限。”“其中纵有进状敕下，如是已经三度结断者，亦请受敕处闻奏执论。如是告本推官典受贿赂，推勘不平，及有称冤事状，言讫便可立验者，即请与重推。如所告及称冤无理者，除本犯是死刑外，余罪请于本条外更加一等科罪。如官典取受有实者，亦请于本罪外加罪一等。如囚徒冤屈不虚者，其第三度推事官典，伏请本法外更加一等贬责；其第二、第一度官典，亦请节级科处。”上述引用唐朝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穆宗皇帝的敕文，说的是已经经过三审定案判刑，如果还有人喊冤，就应不局限于三审制，要及时上报朝廷重新推审。如果冤情不符，对嫌犯要加重一等科罪。受贿的官吏也要按本罪外加罪一等。如果冤案属实，就要对三度官加罪一等贬责，原二审、一审的官吏也要降级科罪。

《宋刑统》另有“职制律”之“枉法赃不枉法赃”条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无禄者，各减一等，枉法者，二十匹绞；不枉法者，四十匹加役流。”因受贿而枉法，处罚最重，十五匹布就要被处以绞刑。而就算受贿但没有枉法的，处罚也仍然较重，达到三十匹布，就要被劳役和流放。可见封建王朝对待因贿赂而导致冤案的情形还是高度警惕的，对于这种暗箱操作、徇私枉法的行为至少从法律上保持了高压态势。甚至是私下求情，也会被法律制裁。如“职制律”中有专门的“请求公事”条，就明文规定：“诸有所请求者，笞五十；主司许者，与同罪。已施行者，各杖一百。所枉罪重者，主司以出入人罪论。他人及亲属为请求者，减主司罪三等；自请求者，加本罪一等。即监临势要。为人嘱请者，杖一百；所枉重者，罪与主司同；至死者，减一等。”就是请求者要被笞刑五十。如果主持案件的官吏接受托请而曲法，与请求者同罪。对于势要者（即官卑的执行人）替人托请说辞也同罪。对于主司依法判死刑者，监临势要去说情的，以减势要死罪一等加以处罚。

第九十八则《床被什物》案情相对简单，是涉及昏官误判渎职而被处罚的案例。

话说广东惠州府河源街上，两个光棍张逸、李陶见一八九岁小孩眉目秀美，便尾随进入其家，欲调戏强奸其母，妇人高声喊叫，被其丈夫孙诲听见而持杖打之，但两个光棍就是不走，与孙诲厮打至大街上，反说是孙诲妻子拿了两人银子不与他们干好事。孙诲气愤不过以强奸罪具状告到县衙。

没想到柳知县昏聩，偏听了两个光棍的话，认为“若是强奸，必不敢扯出门外打，又不敢在街上骂，即邻里也不肯依。此是孙诲纵妻通奸，这二光棍争风相打孙诲是的”。于是各打三十收监，又差人去拿孙诲妻，欲将其官卖。

孙诲妻冤，叫出邻里申诉，邻里有见识的就出主意让孙诲妻直接告到包公那里。包公将孙诲妻叫来问清屋里的各种摆设，又问两个光棍，孙诲妻叫什么名字、屋里有什么物件，两人却都回答错了，于是判定两个光棍乃强奸不成反诬陷好人。包公的判词相当严厉：“行强不容宽贷，斩首用戒刁淫。知县柳某，不得其情，欲官卖守贞之妇；轻斤重两，反刑加告实之夫。理民反以冤民，空食朝廷俸禄。听讼不能断讼，哪堪父母官衙。三尺之法不明，五斗之俸应罚。”

随后复申上司，依判词裁定“将张逸、李陶问强奸处斩；柳知县罚俸三月；孙诲之妻守贞不染，赏白绢一匹，以旌洁白”。

此案中，两光棍虽入户调戏孙妻，欲行非礼之事，但未遂，也未酿人命。判处斩刑委实过重。而柳知县昏庸错判，罚俸应当。只罚三月，又显稍轻。

对照《宋刑统》关于官吏玩忽职守、错案误判的处罚规定是较多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官司出入人罪”“断罪不当”“决罚不如法”等。在“断狱律”之“官司出入人罪”条中，引用了“议”的注释：“官司入人罪者，谓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锻炼成罪。”在此案中，柳知县可谓“妄构异端”，主观臆断，结果导致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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