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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部分（第1页）

第九章：无人永生（三）

作为华约组织之中第一次在远东参战的部队，身为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指挥官―克劳斯。洛伦茨上校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尽管不是第一次担负这样深入敌后的作战任务―事实上克劳斯上校已经在民主德国人民军中服役20年了，正是他和当年的那些同僚身着着便衣越过东、西方在古老德意志中心地带建立的战线，将联邦德国的热血青年所急需的武器和作战技能传承到他们手中。

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克劳斯上校深知普通民众对战局发展的深远影响。在联邦德国那场血腥的内战之中，西方世界总是将科隆政权最终崩溃归咎于以莫斯科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对联邦德国不遗余力的颠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和其所奉行的绥靖政策。不过对于亲身经历过那场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的当事人而言，克劳斯上校却有着自己的见解。

应该说莫斯科最初对联邦德国国内所发生的一切起初并不关心。毕竟和法国不同，在莫斯科甚至柏林的眼中，一向强调社会纪律性的德国发生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并不大―特别是在没有强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之下。当然这并不代表克格勃和史塔西（Stasi民国德国国家安全部）在联邦德国内部没有影响力。事实上自1967年，柯尔莫哥洛夫出任克格勃主席之后，苏联方面便强化了对西欧国家的颠覆运动，不过柯尔莫哥洛夫最初的注意力并不在联邦德国身上。

即便在1968年席卷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国家的“五月风暴”之后，莫斯科也依旧认为北约方面驻有重兵，且自身拥有强大国防力量的联邦德国依旧会成为横亘在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堡垒”。但是整个欧洲大陆战略局势的逆转还是深刻影响到的陷入苏联战略合围的联邦德国。以昔日德国工业基地―鲁尔区为中心建立的联邦德国仅拥有原德国不足15的面积大量人口和工业区稠密的坐落于距离东部边界不足100公里的地带内。而随着法国的转向，使这个原本便没有多少战略纵深的国家不得不从原先所奉行的“前沿防御”的理念转入寸土必争的“国土防御”。

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上日益浓郁的悲观情节，最终促使联邦德国陷入全面的崩溃。1969年55岁的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一直位于冷战第一线的联邦德国不得不正视现实，开始推行与苏联、东欧国家“缓和”和“合作”的新东方政策。或许在勃兰特看来，向苏联妥协只是他所信奉的哲学―“历史是运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在变。”中的一部分。但是勃兰特上任之后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同年12月又与波兰签署了《华沙条约》，正式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其东部的边界的作法却引起德国国内右翼势力的极大不满。

此时距离二战结束不过二十余年的时间，阿登纳时期重返政府机关的大批原第三帝国高级官员依旧在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占据要位。这些右翼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勃兰特对苏联和华约组织的让步以及联邦德国国内号召“无情清算”左翼学生运动最终令联邦德国的政府高层感觉到一种空前不安的气氛。

1972年初，联邦德国一位工会干部克罗纳在与民主德国联络人接头时被联邦德国情报局特工逮捕，在克罗纳的记事本里，出现了纪尧姆的名字。而这个名字的主人正是勃兰特总理的私人政治助理、常务顾问。1972年5月，记者格斯多夫被捕，纪尧姆的名字同样出现在他的记事本上。联邦德国宪法保卫局负责人对此异常紧张，除了这位联邦德国总理身边最亲近的人所掌握的大量情报之外，由大量原纳粹军队的军官。甚至原盖世太保、党卫军和纳粹安全局的成员组成的联邦德国情报部门甚至开始怀疑勃兰特总理本人也是东方来的“超级鼹鼠”。

但是由于证据太少，无论是对于纪尧姆还是勃兰特总理本人，联邦德国情报局都一时无法采取行动。而就在此时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最终改写了联邦德国的历史。1972年，德国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11名“红军旅”元老判刑，关押在科隆的“新希望”监狱之中。而这一审判所引发的联邦德国内部空前的动荡，或许在当时是东、西方政治家们所始料未及的。而最初给予联邦德国国内那些躁动的学生以帮助的却不是虎视眈眈的共产主义阵营，而是曾经向西欧“红军旅”提供过军事训练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组织”。

事实上联邦德国内部的左翼**，早在60年代中期便已经如火如荼了。德国的大学大多以所在城市为名，常常再加上创建该大学的或者后来的统治者的名字，比如像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格廷根大学、图宾根大学、弗赖堡大学和维尔茨堡大学都是如此，到了一战结束以后，王公贵族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学纷纷改用出生在该城或者生活在该城的历史名人来为自己命名，比如法兰克福大学以歌德、耶拿大学以席勒、杜塞尔多夫以海涅、维腾堡大学以路德、汉诺威大学以莱布尼茨、美因茨大学以古登堡命名。但是真正成为联邦德国历史转折点的却是位于波恩的“柏林自由大学”。

虽然没有海德堡大学（1386）和科隆大学（1388）历史悠久，但是在德国乃至世界大学史上的位置却是非同凡响，1809年根据威廉？冯？洪堡的倡议，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决定建立柏林大学，后来大学就以这位国王的名字命名。柏林大学植根于洪堡的大学理念，这就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由此勾勒出近代大学的雏形，也奠定了德国大学长达百年的引领地位。洪堡的大学理念实际上就是自由原则，所谓大学自治就是治校的自由，所谓学术自由就是研究的自由，所谓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就是学习的自由，也就是说学习不再为传统知识所束缚，满足于传递和保存，而是自由地探究和发现未知的知识，强调探索和创新。看来柏林自由大学的名称在这里已经埋下伏笔。

二战结束之后，原来的柏林大学和整个柏林都在苏联军队的占领之下，战后的柏林大学一片残垣断壁，更严重的是师资的流失，其中虽然有战争的原因，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纳粹德国的种族清洗和**造成严重的人员流失，约三分之一的教职员在纳粹统治时期被解聘，其中有二百五十多位犹太裔的教授和职员被剥夺教席和职位，二战之后世界学术研究中心的西移与纳粹的这一愚蠢之举不无关系。1946年1月柏林苏占区军管会借地利之便决定新建柏林大学，之所以新建一来是为了显示新社会的新气象，二来也是为了避免西方盟国的干涉，如果说是重建柏林大学，必须得到其它三个盟国的同意，还要接受它们的共同管理。苏占区当局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但是在冷战背景下柏林大学内部的斗争依旧不可避免，一方面是苏联占领军当局试图从各方面控制柏林大学，另一方面是不无西方背景的师生的抗议活动，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一些教师和学生甚至被捕入狱。1947年底出现了要求另建一所大学的呼声。

1948年4月23日学生举行抗议游行之后，要求在西方盟国占领区新建一所柏林大学，并提出“自由的柏林大学”的口号，西方盟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一个宏扬“民主、自由”的决好机会。于是6月19日便成立了“自由大学筹备委员会”，由政界人士、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23日该筹备委员会向社会各界发出“建立一所自由的柏林大学的呼吁”，寻求社会公众的支持。

而在西方盟国的支持之下，还在襁褓之中的联邦德国也很快做出建立一所新的大学的决议，并且通过了新的大学的章程，11月15日开课，12月4日在波恩举行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建校仪式，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迈内克，校名为“柏林自由大学”，同时自由也是三大校训之一。柏林自由大学创建了著名的“自由大学模式”：与当时所有的德国大学不同，柏林自由大学不直接隶属于国家，而是成为公法团体，由校董会负责，校董会由六名政府代表和三名学校代表组成，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学校管理中占据一席之地，不仅学校的各层管理委员会中有学生的位置，连校董会中也有一个学生的席位。

柏林自由大学的自由传统继承了洪堡的大学理念，更重要的是多了三个自由的指标，一个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具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在成立之初，柏林自由大学校名中的自由标榜的主要是这个自由，这就是西方所谓“自由世界”的自由，其中隐含着对苏联和东欧阵营的指责，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的大力支持，建校之时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就派来祝贺的代表，建校初期美国提供各方面的便利条件，美占区当局提供学校用房，美国大学捐赠图书资料，美国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多次提供巨额资金用于学校的运转和建设，1950年代建造的亨利？福特楼是这一时期的标志，另一方面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阵营的反对，一直到两德统一之前民主德国都称柏林自由大学为“所谓的自由大学”；另一个是学生参与的自由，大学不仅是国家的大学、教授的大学，也是学生的大学，学生的兴趣和利益通过学生的代表和组织得到体现和维护，这在当时的德国是绝无仅有的，这或许应归功于筹备过程中学生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个自由在成立时还不是十分明显，不过“自由世界”很快就会感受到“自由的学生”的力量。

由于其治校理念的特殊性，柏林自由大学很快便成为不满现实的年轻一代汇集的地方。196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两大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联合执政，组成大联盟政府，议会中只剩下自民党一个小党，完全没有了反对派的活动空间，这时柏林自由大学便成为议会外反对派（APO）的大本营之一，同时也是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的风暴中心。

此时西方的“自由世界”开始不得不面对要求对现状充满了不满的年轻学生。学生一方面要求更多地参与学校的决策，反对学校的教授至上式管理体制，提出高校体制改革的主张，另一方面更将目光投向国内和国际政治，他们对上一代人发出质问，要求弄清纳粹时期的事实真相，追究纳粹时期的罪责问题；他们抨击政府的亲美政策，不仅指责联邦德国的政府，而且直接将矛头指向美国，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这座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兴建起来的大学成为联邦德国反美运动的核心阵地。

这个时期左翼的学生团体纷纷成立，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DS），它是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一时间传单、集会、游行、静坐、罢课风起云涌，让学校管理部门和市政当局手忙脚乱，同时又尴尬不已，原因在于抗议和攻击的目标大多是美国政府、美国的政策和来自美国的贵宾，而美国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占领者，同时又是主要保护者和最大的“恩主”，所以它们一方面要劝阻和制止学生的行动，另一方面又要向美方表达歉意，以免引起美方的不快。

1967年6月2日柏林大学生抗议美国盟友伊朗国王巴列维来访之时，学生与警察之间爆发冲突，柏林自由大学学生贝诺。欧内索克被警察开枪打死，引起学生的强烈反应，学生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对抗进一步加剧。1968年4月11日，著名的学生领袖、柏林自由大学学生鲁迪。杜契克神秘遇刺，身受重伤，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学生与警察的冲突升级成为街垒战。

如果说1968年的联邦德国学生运动只是“五月风暴”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联邦德国政府无疑是胜利者。因为伴随着科隆政府的一系列强力措施，包括实施紧急状态法。联邦德国内部的学生运动逐渐走向了低谷。学生运动组织内部的不断分化，彼此隔绝甚至冲突。运动骨干中有不少人响应杜契克“进入机构”的号召，试图通过融入体制来改变体制，不过最后究竟是谁改变了谁似乎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当年激进的毛分子成了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大学教授，曾在街头扔莫洛托夫燃烧瓶的街垒斗士成了游刃于党派纷争之间的知名政客，甚至连红军旅的创建者之一也成了极右翼分子和反犹分子。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步步的暴力升级促使大学生中的强硬派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日后大名鼎鼎的联邦德国城市游击队―“红军旅”就是诞生于这一背景。1968年4月3日越南米莱发生大屠杀事件之后，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和他在柏林自由大学就读德语系的女友―古德伦。恩斯林选择了在波恩的一家商场纵火，以“抗议社会对越南血案的冷漠态度”。这一过激的举动当然遭到了赶到现场的联邦警察的拘捕。

不过2年之后还在监狱之中的巴德尔却被获准去德国社会问题研究所查阅资料，这个荒唐的举动据说是因为安德列亚斯？巴德尔正打算用写一本有关青少年犯罪的书以向科隆当局输诚。但是结果却是巴德尔在其合作者―柏林自由大学新闻系的女讲师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及其同伙的帮助下，成功治服了随行的监狱看守，逃之夭夭。很多人将这一天―1970年5月14日被视为联邦德国“红军旅”的诞生之日。

从本质上来讲，“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联邦德国红军旅的两位创始人都缺乏足够的组织和领导才能，更没有系统的斗争路线和斗争经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反对越战，称美国和联邦德国推行帝国主义，憎恨资本主义和纳粹，梦想建造一个平等而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的主张对于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却极富煽动性。而随着1972年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再次被科隆当局逮捕，这个稚嫩的组织成功由单纯的极端左翼派别转化为了一个联邦德国的年轻一代的精神符号。

尽管西方世界对其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英国《泰晤士报》就宣称“他们（“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伪装下，其实是另一个赤裸裸的希特勒”。但是越来越多战后出生的联邦德国青年却认同这种用极端方式来实现自身理想的方式。当“红军旅”的成员在巴勒斯坦接受当地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如何使用自己步枪和炸弹。返回联邦德后，开始抢劫银行、纵火烧毁房屋、用炸弹袭击驻德美军营地。用暴力来实现所谓的理想之时，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九章：无人永生（四）上

对于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大陆而言，夜生活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依旧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不过作为这个古老而富有传统的国家，作为首都的北京和经济引擎的上海却已经在打开国门之后成为迅速与西方世界接轨的两极，在北京的夏夜，除了衣着时尚的年轻男女伴随着双卡录音机所演奏的动感曲调中，在露天公园里翩翩起舞外，一些新开设的涉外酒吧里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游人外，也不乏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倒爷”们的身影。

不过在今夜，那些曾经灯红酒绿的酒吧却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熄灭了霓虹，不愿在黑暗中穿越战区的男男女女们屏住呼吸，在窗口紧张的注视着一辆又一辆苏联伞兵战车那大功率的车灯从自己面前闪过。“即便是华约组织最为先进的T―72型主战坦克，在巷战也是极端脆弱的。何况是这些装甲厚度仅能抵御机枪子弹和杀伤破片的伞兵战车。”在已经完全被苏德两国伞兵控制的北京市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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