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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好像出于一种本能，知道这第一份材料的份量。在第一份材料写出来后，以后再写必须要和这一次写的一致，否则就会被认为不真实不客观，而不真实客观的叙述对一个革命造反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这种事如果在我身上发生，就是给革命造反派脸上抹黑，就是给红十月抹黑，这是绝对不能发生的。写材料必须要有一个原则，很快这原则在我心中明确了：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和强调这件事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响应党中央号召打击流氓恶势力的革命行动。二、对自己的责任不能有任何推诿和隐瞒。只要有可能，能一人担的责任就一人担，牵扯的人越少越好。在明确了这两点后，写材料就变得简单了。自己的事尽可能写详细点，别人的能不写的就不写，避不开的就一笔带过。

在长达九年的预审过程中，公安联司，工宣队，军管会以及后来的法院审判人员多次训斥我把责任大包大揽，说我的交待材料把百分之九十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你又不是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开导我说你这样为别人承担责任，别人在背后怎么整你你知道吗？不论他们怎么说，我始终无怨无悔，不为所动，始终认为自己写的材料是真实、客观、负责任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校周××老师随工宣队提审我一次后，回校对不少老师说李乾一个人把责任都扛了。其实我只不过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推委自己的责任而已。

写完后我在里面等待他们来收。时间已是下午二点多钟，门开了，一个看守进来，我把材料递给他，他没接材料，说等下所长来拿，同时递给我一份报纸。我想这看守还不错，怕我时间不好过还拿报纸给我看。有两天没看报了，我需要了解外面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没再多想，一心看我的报纸。

过了不多会，这看守又拿来一摞报纸和资料，还有毛主席的照片和著作的单行本。这是怎么回事？我一边接过来一边还在纳闷，等我翻开一本《为人民服务》的单行本时，我一下看见用钢笔写的几个字，定神一看：“让思想冲破牢笼，舒国良。”我心里一阵发热，控制不住眼睛开始潮润了。两天两夜的囚禁后第一次有了战友的信息，看到了战友那熟悉的字迹，那亲切的脸庞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禁不住喊出：舒国良，我想念你们哪！继续往后翻，又看到了更多：

“送给李乾

‘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耿卫　　67。12”

“抬头望着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女生寝室全体赠　　一九六七。十二。十八”

“赠李乾友：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前进！！前进！！！

战友岳中杰”

“我们正在呐喊。赠战友李乾。

战友朱海涛。1967。12。18”

……

我赶紧找出送来的第一份报纸，从中缝里找到了一行小字：“我们正在战斗。虎山行。”《虎山行》是初二的一个战斗小组。看来我被抓后，学校在四处找我。刚才初二的战友在这里打听到了我的下落后马上告诉了学校，不少同学都闻讯赶到这里来了。肯定还会送东西来的，我要传话出去。赶紧在一本书上写了“战友们，我想念你们，紧握你们的手。”果然不一会门又被打开了，看守又送来几本书，收下后我对他说：这本书我这里已经有了，麻烦你顺便带出去。他没说什么，接下后转身就走了。

所长来了，他接过材料翻了翻，放在了桌子上。我期待他能说点什么我所需要的东西。

“你的案子不归我们分局管，你们在这儿闹没一点用。”所长用这话开了头。

你们？什么意思？我只一个人怎么称“们”？肯定是我的战友、我的同学在外面为我“闹”。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学校已成立了《营救李乾指挥部》，并且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营救李乾成了学校的主要活动内容，甚至劫狱都进入了话题。我尽量掩饰心里的兴奋，对所长说的话没作任何反应。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你对看守所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接着问。

“我不和那些人在一起，我要单独一间房。”我回答说。此时我认为自己是革命小将，不屑与那些罪犯为伍。同学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用不着再要求和警司通电话了。

“你要单独一间？”所长显得有点诧异。他见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后说，“好吧。”

后来我才明白所长诧异的原因：把一个人单独关押通常用于对囚徒的惩罚。长时间的孤独对人的摧残和折磨是正常人难以忍受的，不仅会造成人的失语、迟钝等诸多问题，甚至会使人精神彻底崩溃。著名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描述了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犹太人被纳粹关进一个大饭店的单间里，长期的单独囚禁使他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弄到了一本象棋谱，这象棋谱成了他与完完全全的虚无状态搏斗的唯一武器，最后他幸免于难并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象棋怪才的故事。书中对人在极度的孤独状态下内心痛苦挣扎的描述震撼人心。他称单独囚禁为“最恶毒的酷刑”。现在我对自己上了这“酷刑”。

我搬到了隔壁的空号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战友写给我的那些鼓舞人心的简短话语，想象着外面的情况，很晚才入睡。

这天的狱中日记：“18号上午提讯，写了一份材料，内容是行动经过、由来和我的要求、看法。中午，同学知道了我的着落，给我送来了语录，毛选，我高兴极了。下午经过我的要求和坚持，给了我纸和笔，给了我单独一间号子—6号。”

19号（第六天），更多的同学送来了东西，我这间号子的门几乎就一直开个不停。

这天的狱中日记：“19号上午下午同学又继续送东西来。我班三司革联、燕妮丹设法给我送来两封信，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我鄙视×××这样的小人，我怀念战友，我渴望自由。我也设法弄出去一封信，不知他们收到没有。何儒非在送给我的报上写：“全校同学向你问好，希望你保重身体，坚持斗争问题一定会圆满解决，我们正在和警司交涉。代全校同学。”这一天都很兴奋，司子林，熊长青，周玉娟写信来，要我好好认识自己的问题。”

三司革联写给我的信很侥幸地保存下来了：

“李乾同志：

你蹲监狱也有三天了，我们今天才找到你的下落。你被抓走后，同学们，全校的同学都非常作（着）急，那天早上（上星期六）全校都停止了正常的作息制度，没有一个班继续复课闹革命，同学们不约而同集合在后操场，大家急得像热锅上蚂蚁，而又措手无策，怎么办？怎么办？同学们多想革委会立即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然而革委会的做法失（使）人太失望了！同学们不能再等待了，同学们已忍不住了，走！到警司去，到公安联司去，寻找同志，寻找战友！俞国新和冯栋（他们是和你同时被抓的）他们在警司，而且生活得很好，他们有了着落，同学们放心了，而你，在哪儿呢？全校同学为你作（着）急，全校同学为你奔波。我们班同学几乎全出动了，终于，找到了你，但同学们并不满足于这些，大家一定要和你见面，一定要达到目的。

现在你精神上可能是不太愉快的，这点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你不用作（着）急，你被抓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想判刑是达不到的，因为群众不答应，群众不允许，相信群众的力量是大无边的，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而且马上就会回到学校来的。

现在，武汉市红代会（筹）搞起来了，我们学校在红代筹有一名名额，许多同学推荐你去，可惜你现在却在蹲牢房，不过有点（原件如此——作者注），你马上会回来的，事情马上会弄清楚。

还有一点，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他们打你了没有？如果打了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让他也没有好下场！如果打了你，请在你回给我们的纸条中划上一个O。

初四（3）班三司革联战友　　1967。12。19”

看来我被抓这件事在同学中引起的冲击要远远大于“12。5事件”本身。

在当时武汉市最负盛名的中学，至少对于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坐牢与他们身边的同学是绝对联系不起来的一件事，何况还是在他们心中有威信的负责人。怎能发生这样的事？这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吗？他们要寻找和营救同学和战友肯定成了当时他们心中的第一大事。这封信字体娟秀，我很熟悉这笔迹，只不过没有平日那样工整，大概是在极度的失望和激愤中一挥而就的，我甚至可以想象她在写这封信时的表情。

燕妮丹的信更具体地讲了学校的一些情况，对×××近乎于叛徒的行为义愤填膺，对我的关心溢于言表。她告诉我15号晚上公安联司来人想进学校抓冯栋和俞国新，情急之中有人拉响了警报器，校内象炸了锅，警卫连操起了武器，大家把那几个公安堵在门口，坚决不让抓人，公安联司无功而返。警报一响，她马上想到我，连夜和汪文博一起骑车赶到屈慧君家想通知我转移，那知我已被抓走多时。她说对革命我比她重要，如果可能，她会毫不犹豫地来替我坐牢。这封信让我感动不已。

晚上六点多钟，门又一次打开，脸上堆满笑容的看守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预审室里已站着一个人，一身警服，见我进来很客气地和我握了握手。看守连忙介绍说这是武昌分局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那个看守的表情，这好像不仅是给了我很大面子，更是他们看守所难得的光荣。不是说我这案子与他们无关吗？他来有何公干呢？

他说你已经来了几天了，照说我应该来看一下。你的事是警司直接下的拘留证，我们想帮忙都帮不上。狗日的那些流氓是讨人嫌，但你们不该把他们打死，只要不死人你们一点事没有。

这些话原先怎么没人给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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