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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4页）

由于没有路灯，通往新“家”的路上一片黑暗。

我差点给司机指错了路。

到了公寓，我让保安帮着卸下了行李，并给司机付了车费。

司机正要开车走人，一个小伙子问他去中关村要多少钱，他想运一台电视机去那儿。

谈好价钱后，小伙子让司机等几分钟，他去抱彩电过来。

这一等就是十几分钟。

司机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启动车子要走之际，朋友和他的女友骑车赶到了。

女孩泪水涟涟，说，快，把行李装上车，回去！这么荒凉的鬼地方，哪里是人呆的？！

我说，要回去你们回去吧，我是不走了……

于是，留下了我的行李，我又押着朋友的行李上路了。

出了黑糊糊的小路，终于看到密集的灯火时，我的眼里涌出了不争气的泪水——搬一个家，　有多难啊！

走在地铁的人流里，我感到温暖和幸福！……

安顿好新家之后，我去拜访了作家王宏甲。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轰动全国的著名作家，我的老乡。

王宏甲老师说，接到我那封“实在无床可睡”的信后，觉得对我有一种责任……

这番话语，让我忽然想到：我该原谅两个人——我原本想一辈子都不原谅的嫂嫂和大姐。

听我说了一些生活经历后，王老师指出，应该把你的经历写成书，这将启迪很多人。

临走时，王老师见我衣着单薄，把他的一件大衣和几件毛衣送给了我，还硬塞给了我300元钱。

那天晚上，拎着一手提包满满的衣服，口袋里揣着那300元钱，走在地铁的人流里，我感到温暖和幸福！……

我会有“自己的神座”么？

１９９９年12月9日，我在北大听了周国平的讲座。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11）

他主讲的题目写在了电教报告厅的黑板上：

中国人缺少什么？

看了题目，我大言不惭地对身边的一位北大学生说，我想，中国人所缺少的，在我身上肯定有。

周国平的演讲证实了我的猜测。

2003年，我从周国平的新书《安静》中，找到了这篇演讲稿。

那么，中国人究竟缺少什么呢？

请允许我在此断章取义，摘录演讲稿中的一些片断，它们或许能使您进一步看清“沙漠舟”这家伙的“嘴脸”：

“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从而也缺少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

“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说精神性相当弱。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

“精神性的另一个层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

“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巴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出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实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

“总起来说，我们缺少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或者说，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讲座结束后，我请周国平在我带去的一本旧书上题字。

那书，是周国平早几年前出版的《只有一个人生》。

周问我题什么，我说，就写您的一本新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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