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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使杨千里也被杜月笙接到香港，杜月笙如果有什么重要文稿、题词题字，常常要借重他的大手笔。杨千里曾集杜句，为杜月笙题了一副对联，杜月笙便喜滋滋地挂在客厅中间，联曰：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一生好做名山游。

杨志雄和杨管北两位智囊，由于上海方面事务很多，总是在沪港之间来回的跑，杨志雄去了上海，杨管北便留在香港，杨管北要走，杨志雄再来。在杜月笙的带领下，秦待时、江倬云、庞京周、毛和源等一般老朋友都接受了杜月笙的忠告，相继避难香港，这帮人也是杜公馆的常客。

这时，杜月笙担任两项职务，那是每天他都要做的事情，一个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会长王正廷这时在菲律宾，一切业务全交给杜月笙，杜月笙又交给他的得意门生、“红十字会”秘书郭兰馨代拆代行，郭兰馨便在杜公馆三楼右首要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长驻办公。另一个业务是“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管第９区的贿济工作；这里的日常行政事项，杜月笙派他另一得意门生林啸谷负责主持，林啸谷在楼下也要了一间房，每天过来办事。因此，柯士道１１３到１１５号杜公馆，里面又设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赈济委员会”两大机关。

赈济委员会的对面，住的是芮庆荣和吴家元，后来叶焯山到了，芮庆荣的家眷不久也赶来，他搬到德承街去自立门户，他的那间房便移交给叶焯山，叶焯山仍是在打光杆，这位百发百中的神枪将，一直在香港替杜月笙把头一道关。顾嘉棠跟芮庆荣两个，住是住在外头，每天中午以前，一定会照往先早年的老规矩，准时准刻，到杜公馆来向杜月笙哥报到。机密大事他们还是要杜月笙商议参详。

杜月笙自己一家，不论来了多少人，都住在二楼。

无意间，杜公馆仿效了曾国藩的会食制度，每天中午，开一桌饭，人多再加，家人父子，亲戚朋友，老弟兄，师爷、秘书还有学徒子、徒孙们，谈谈说说，聚而食之。菜色不多，却是极精，因为港沪之间多的是轮船、飞机往来，香港市场买不到的江南菜肴，川流不息送到杜公馆，因而使这一帮流浪客减了思乡之情，餐餐吃得朵颐大快。他们交换消息、商议事体，都在这一餐饭间，轻松愉快的进行。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６日，中日大战进行了５个多月，南京陷落两天后的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消息：“中国若愿议和，日可停止战争。”但是，中国上下已经决心抗战到底。因为中外人士都认为战事虽然延长，但是日本必败！

第三部分异域香港，仍然门庭若市（2）

南京失陷，日本急想结束战争，他们授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提出议和条件，与此同时，进攻芜湖的日军第６师团都已经奉令“凯旋”，日本兵欢声雷动，纷纷将行装搬回码头，结果是日本人议和条件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于是日方恼羞成怒，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由内阁总理近卫文麿发表声明：

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

，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日本致力于制造汉奸傀儡政权，以贯彻其“以华灭华、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治阴谋。这是军事进攻以外的另一毒辣险恶新攻势。１９３８年初，杜月笙经政府明令发表为“赈济委员会第九区特派员。”同时，由已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而实际主持局务的戴笠拨给他一笔经费，请他多方设法，派人去把日本瞩目的“汉奸”对象，自１９２６年段祺瑞垮台时分布于平津京沪一带做了寓公的皖系人物，亦即所谓安福派人，一一的接到香港地区。

杜月笙的这一使命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安福也罢，皖系也好，段祺瑞手底下的人物多半亲日。日方操纵汉奸组阁的一纸名单，其榜上有名的，不是跟日本人有公宜，便有私交，而且还个个交情很深。

因为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４日爆发的直皖之战，吴佩孚在短短４天之内把段祺瑞的皖系大军打得土崩鱼烂，风流云散，那般安福要人困在北京，无路可逃，纷纷躲在往东交民巷和六国饭店，但是，英、美、法等各国领事开会决定拒绝庇护和容纳他们。这时只有日本使馆同意收容他们，这样安福要人们才得以潜逃而脱险。如今，这一股人投置闲散了将近１２年，官瘾又相当的大，虽然杜月笙有意营救他们南下，但是，他们自己的心中的愿不愿意，却是谁也无法臆测。

于是，杜月笙派吴家元和李择一，还有朋友朱秀峰与陈兰，穿梭不停地往来于港沪、港津道上，分别拜访，再三致意，拍胸保证，秘密安排，居然在敌伪特务严密监视检查之下，从虎口中抢救出来大部分列名汉奸榜的伪朝新贵，使日方费尽心血，威逼利诱摆出来的伪政府“堂堂阵容”，被杜月笙“拉角”拉得台柱尽折，惨不忍睹，只剩下小猫三、两只。

在这一段时期，经杜月笙之手接出来的日方目标，大名鼎鼎的就有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土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政院副议长汤漪，这许多显赫一时的北洋皖系大佬，抵达香港之初，大部住在杜月笙的家里，诗酒留连，日夕盘梗，再加上半个东道主、曾经当过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第２８任国务总理许世英，内阁十大阁员到了六、七个，香港杜公馆开出一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第三部分家道变故，一夜感慨不已

正在这时，突然之间从英国伦敦来了航空信。原来，孙夫人带维屏和维新两个儿子负笈英伦，１９３８年底两兄弟转赴美国求学，孙夫人关切国内大局和杜月笙的行止，当她获悉杜月笙业已逃出虎口到了香港，她便命维屏、维新去美国，自己飘洋过海到香港来了探视丈夫。

杜月笙对于孙夫人万里来共患难，非常高兴。随后孙夫人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１年，

足有３年随侍杜月笙之侧。

抗战发生后，杜月笙家庭之中发生的一项变故是沈月英逝世。

沈月英身体一向虚弱，鸦片烟瘾又越来越大，整日从早到晚，一榻横陈，喷云吐雾，鸦片剥削了她的健康，毒素在加速她的死亡，１９３８年底，她旧疾复发，衰弱不堪，杜维藩两夫妻１天２４小时衣不解带的侍疾，一度情势危急，孝心可嘉的杜维藩还割了股。

晚年时期，沈月英是和杜月笙分了居，杜维藩对他母亲之死是非常伤心的。

早在１９３７年底，杜月笙逃出重围，只身抵达香港时，便有不少亲友向他忠告，日本人既已对他的门徒、学生采取报复手段，杜维藩和杜美如这一对长子、长女住在上海就有危险。因为谁都知道：杜先生最喜欢的便是大少爷和大小姐，杜维藩之结婚和杜美如之满月，铺张之盛，场面之大，向与杜月笙开祠堂、陈夫人过生日相提并论。杜月笙自家曾经解释他为什么对这两个孩子特别钟爱，因为，———

“维藩和美如出世，脚步走得最正。”

这话怎么说呢？原来，杜维藩诞生于民国五年，从那一年起，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三大亨”义结金兰，打出了十里洋场的大好江山。而杜美如出世，是为民国十九年，杜月笙从这一年起脱颖而出，连升三级，和财金工商、乃至党务政治都结了不解之缘。

所以，杜月笙听到亲友们的警告，身在客地却思念子女，这想得他愁眉不展，魂梦为萦。于是，他向上海家中拍出一封封的电报，叫杜维藩和杜美如快到香港来，杜维藩在１９３８年春匆匆的到香港一趟，不久便因为他母亲的病，夫妻两人双双又回了上海。杜月笙心底下极是担忧，却是苦于拦阻的话说不出口，他不能留下儿子不许他去娘面前尽孝心，因此一直到１９３９年９月，杜维藩在上海办好了他母亲的丧事，才戴着重孝，十分沮丧的重来香港。

一到杜公馆，当他见到望眼欲穿的父亲，又是悲从中来，杜维藩放声大哭，扑跪在杜月笙的面前。

这一晚杜月笙心情悒闷，他辞却一切应酬约会，跟杜维藩谈了很久的话，倾吐他自己的感慨，同时也抚慰惨遭失恃之恸的大儿子，他曾意味深长地说道：

“当初娶你娘进门，两夫妻一家一当还是朋友们帮的忙，我没有正当职业，用钱又松，家里经常青黄不接，我们一家也只有你娘跟我吃过几年苦头。开不出伙食的时候我常在想，只要两夫妻同心协力，有朝一日混出一个平安是福，窄门浅户，粗茶淡饭，我跟你娘就此满足。哪里想到往后场面越来越大，事体越来越多，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过过那种衣食无忧、绵密深稳的小家庭生活咧！如今回想起来，越加叫我心里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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