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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对此，我有些恼火。一个卖国皇帝，还那样神秘兮兮的，让人摸不透。

溥仪对我们谈的一些意见，是接受，还是反对，也不表示个态度。究竟他听进去了多少？听懂了多少？谁也弄不清。当时，我就有些看不起这个卖国求荣的皇帝。

我和陆曦认为，溥仪想和我们谈话的用心是，一味想试探我中央精神，但他却丝毫没有诚意。讲好要在晚饭之后再继续谈，可他却高枕无忧地睡起大觉来了。

于是，我们也没再理他，让他睡吧！

溥仪等人都睡了之后，我和陆曦都不想睡，便聊起了日本战俘的事。

我们这次引渡工作中，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接受苏联移交给中方的大批日本战犯和战俘。因此在沿途中，掌握一下日本战俘的情况，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工作。但是，考虑到我们两人也没有力量照顾那么多，又没有日文翻译；溥仪和日本战俘还要区别对待等情况，我们只能除了关注溥仪等人外，对日本战犯、战俘的情况，只能做原则性的掌握。

日本战俘969名，按他们的军衔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被安排乘坐闷罐车里。闷罐车里，地铺稻草垫，可席地而坐；车厢上方两侧有四个小窗户，可通风换气；把车门一关，你有三头六臂，也插翅难飞。那些挑衅滋事之徒，想闹点事，也只能是自讨苦吃。一部分日俘将领军官被安排乘坐前面一节糊了窗户的车厢里。

这列火车离开绥芬河后，前面车厢的日本战俘，由公安部专人看管。因此，有关日本战俘在沿途的情况，我和陆曦在后面车厢里，就了解得不多。

仅就听陆曦说的和我们看到的有关日本战俘的一些材料，就已经使我大吃一惊了。

一份日本战犯名单，有几个拼音的名字就把我吓了一跳。这份名单中，每个名下，都有官衔和许多注解。可以看出，这些侵华日军将领，个个都是杀人无数的刽子手，都是些吃人魔王。他们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例如名单里最刺眼的有：日本关东军头子武部六藏，他是伪满洲国的头号“太上皇”，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是血腥统治伪满洲国的刽子手；二号“太上皇”是，武部六藏的副手古海忠之；还有在山东施行“三光”政策的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伐；还有在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关东军731部队的支部长神厚秀夫等。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此时，把这批日本战犯交给东北老百姓，交给那些横遭日寇屠杀、幸免生还的老百姓，立即会把他们一个个碎尸万段。

苏联方面代表科富托夫中校曾对陆曦说：这些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在苏联关押的五年期间里，一直不服管教，经常闹事。有的日本将佐级战犯，并没把自己看成是战败国的俘虏，倒像凯旋归来的功臣，还那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点负罪感都没有；低级官兵的素质也很坏，他们整天骂骂咧咧的，怨气冲天；有的战犯还经常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视死如归的架势。好像谁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苏联战俘管教所对这些日本战犯也进行了一些严格教育，但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有许多日本战俘抓住一条国际惯例而有恃无恐，认为战后应尽早把他们遣送回国，不应长期押在战胜国内不放。因而，这些战俘还时不时地向苏联当局提出回国的强烈要求。

关于处理这批日本战俘问题，苏中双方高层领导人已达成协议，拟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因为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直接受害国。这批日本战俘对被移交到中国一事，他们事先都不知道。

为了顺利地把这些战俘移交给中方，并防止这些战俘途中闹事，苏联战俘管理局没有告诉战俘要转移的去向。

在苏联境内，由于日俘一再追问，苏方押送人员骗他们说，将遣返他们回国。开始，这些战犯信以为真，途中还算平静。后来，当火车转向开往格罗捷阔沃时，有些机警的战俘发现，火车开的方向，不是向东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是向西开往中国边境，已感到有些不对头。当他们看到火车在格罗捷阔沃停车，并知道边境对面就是中国小城绥芬河时，就断定他们不是被遣送回国，而是被转移到中国。这时，这些战俘大部分都按捺不住对苏方欺骗的不满，也收敛不住对被移交到中国的恐惧。

火车西去一事，在日本战俘中传开后，车厢里，顿时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有的害怕，有的不服，有的沮丧。

所谓沮丧，是许多日本战犯本来就看不起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是一片“散沙”腐败落后的国家，中国人都是些软弱无力的东亚病夫，东北又是他们日本统治多年的殖民地。像中国这样一个统治者低能、经济又落后的国家，有什么资格收容日本战俘？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1）

如果说，当年他们这些日本官兵作为俘虏被收容到苏联集中营，他们还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因为苏联是个有战斗力的国家。不仅强悍的德国败在苏军手中，而且“武运长久”的日本军也被苏军击垮。因此，苏联才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它才有资格收容日本战俘。而今天，他们竟被移交给中国收容、管理和审判，因没有思想准备，而深感沮丧。

所谓不服，是许多日本战犯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不以为然。有些日本战犯是长期盘踞在东北的关东军，除血腥镇压中共领导的“东北联军”外，没和中共主力部队交过锋，没吃过中共的苦头，因而对中共也不了解。而且，他们长期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满脑子自以为是，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他们认为一个代表贫穷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成不了大气候；靠日本三八大盖枪起家的政权，维持不了多久。而今天，这些日本人，竟要成为中共政权的阶下囚。他们十分不服。

所谓害怕，是因为这批日本战俘曾在东北作恶多端，杀人无数，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

当年，日本宣布投降时，这批日本战俘都想逃回日本，以逃避欠下的这笔血债。当被苏联红军俘虏之后，他们就期待着有朝一日，由苏联直接被遣返回日。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可以糊里糊涂地蒙混过关。

但是，这批日本战犯万没想到，他们将被移交到中共政府手里。这样，他们就将面临一场无法逃避的灾难。要么他们将被送上军事法庭，依法审判；要么他们将被交给东北老百姓，用来祭典亡灵。总之等待他们的惟一出路，是死罪、是死刑。因此，这批战犯，除少数杀人魔王面对死亡蛮不在乎外，大部分官兵都很害怕。

以上种种，使这批日本战俘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但是，当火车抵达格罗捷阔沃车站时，一个十分严密的苏军警戒线把战犯火车包围得紧紧的。

在这种真枪实弹的监视下，这批日本战犯，谁都不敢再有什么奢望，只好乖乖地等候被移交。

移交工作十分顺利，九百多日本战俘，都规规矩矩地登上了中国的火车。

在火车上，我和陆曦要办的事，要听的汇报，要说的话很多很多，一路上并没觉得寂寞，时间过得也快。转眼间，火车已经到达沈阳。

那天的沈阳火车站，整洁、寂静，看不到旅客，看不到小商小贩。

我和陆曦准备下车。小王在车厢里大声嘱咐：“我们的列车已经到达沈阳，现在都不要离开座，听候安排！”

我们刚走下火车，迎面走过来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和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为首的一位负责人一面向陆曦表示对旅途劳累的慰问，一面转达了中央以及林枫同志关于安排这批战俘在沈阳车站暂时休息的指示。这时，石屏等两位公安部的处长也由前面车厢走了过来，一起听听中央有关指示。这位接站的同志说：指示有三条：一、拟把溥仪、溥杰与几个年纪大的伪满政府大臣接到交际处，稍事休息，借机与向他们宣布一下对他们的学习安排，给他们一颗定心丸吃；二、其他一些伪满政府官员和日本战犯都在车上待命。公安部门在车站里，做好周密安排，外松内紧，万无一失；三、溥仪等人和日本战俘全体将送往抚顺“沈阳军区战俘管理所”。将来条件允许，可把溥仪和日本战俘分开管理。

陆曦听后，立即表示，这样安排很好，我们照办。

溥仪等十几人下车后，在我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通过车站左边贵宾室通道，走出车站，乘上一辆面包车，去了交际处。

这时，我和陆曦已乘自己的车，先到了交际处。

在交际处，陆曦向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栗又文扼要报告了苏联代表谈判移交战俘的前后经过，陆说：“在移交战俘过程中，苏方代表比较合作，并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战俘的档案材料和清点移交了溥仪的个人财产，最后和我签订了苏中移交战俘的换文。在来沈阳的火车上，日本战俘平安无事。溥仪等伪满洲国各大臣都听从安排。同时，通过和溥仪等人的接触和交谈，我们也摸到了一些他们的思想动向。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顾虑是，都担心会被处以死刑。这些情况，我们将向领导写一份书面报告。”

栗又文听后很满意，他说：“对溥仪等几个人的安排，中央很重视。我们准备送他们去抚顺，在那里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以提高他们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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