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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论历史的和心理的辩证转化（第2页）

既然新兴资产阶级力图给新登基的路易十四戴上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帝国光彩夺目的王冠，新古典主义也就极力再现贺拉斯的严谨、和谐与表面辉煌的美学理想。

新古典主义强调文艺的教育职能，不仅表现生活，而且要评价生活，因而它往往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拥护王权，主张国家统一，歌颂“贤明的君主”。它的基本主题是：公民的义务和理智战胜自发的个人倾向，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奋斗。

它把正确的思辨看作作品的源泉，因此它崇尚理性，把理性作为文学评论和批评的最高标准，认为唯有理性，才能辨别美和丑，只有凭理性，才能写出真与美的东西。

它强调模仿自然，模仿古典。但它对理性的崇尚，使得自古就有的模仿自然的理论和模仿古代的创作倾向，都得到了新的解释和发展。他们所说的“自然”，其实是被理性净化了的、当作“本性”来承认的主——客体世界；而他们所说的“古代”，实际上只是借古代形式追慕的现实的理想。

它在艺术形式技巧上要求正确完美，首尾融贯一致，具有整体的和谐。因此它高度重视语言，要求准确、明晰、合乎逻辑。它曲解希腊戏剧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制定了要求作家严格遵守的“三一律”，即时间、地点和情节（主要指性格）的一致。它严格划开了文学体裁上的范畴；规定了文学语言的界限。总之，它力求在这纯净的形式框架中再现人的本质，分析人的心理，研究人的性格和情欲。

所有这些，构成了当时文化结构的特质。这是一种纯净的理性内容和同样的理性形式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说，新古典主义高扬起的严谨、和谐和表面辉煌的外在风格，与整个文化结构侧重于高度理性化的“整体性”这一内在特点，是一致的。然而，文化结构作为人类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改造内部世界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价值系统，它的基本特性，除了整体性外，还应有创造性。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比前者更重要的特性。而理性，当它被片面强调到否定人的情感、想象时，不仅会使人失去创造的活力，而且将失去真实性，使崇高的目的变成现实性的手段，走向伪善。新古典主义中由贵族宫廷派最终导致的伪古典主义，就是这历史地形成的伪善而后公开打出的一面旗帜。

莫里哀的达尔杜弗，就其性格的深层心理结构来看，它已远远超出了对伪善信士乃至整个没落贵族的影射，而是当时一种正在向整个社会心理渗透的心理特征的凝结。它打破了理性内容和理性形式最终虚假的统一，将因为被褊狭形式限制而已走向反面的真实历史内容，赤裸裸地揭示在人们面前。它集中地体现着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中包孕的现实主义倾向，体现着新古典主义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新古典主义的超越，成为17世纪法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补充。

换一个角度说，作为这文化结构的直接对应物，《达尔杜弗》这部喜剧几乎是必然地获得了一个千锤百炼、严谨完美的结构形式，使得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文化背景，结晶在一个单一的性格之中。这被高度艺术概括了的社会生活、文化背景及其动力趋势，不仅突破着性格单一性的限制，也突破着新古典主义狭隘性的限制。“限制即否定”，斯宾诺莎的名言在这里恰好暗示着新古典主义自身蕴含的悲喜剧。这悲喜剧对垂死的老贵族，是含笑的挽歌，对新兴的资产阶级小伙子，则是十足的滑稽剧。也就是说，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两个即将移位的阶级间无意识的暂时妥协，其包含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偏以可调和的妥协方式表现出来。这本身既是新古典主义在它的“低级”体裁——喜剧——中取得最高成就的历史依据，也是莫里哀作为新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深厚现实根源。

莫里哀抓住了独特历史现象之后深刻的喜剧本质，从而突破新古典主义日益显露的虚假的崇高性，返回到真实的尘世生活。在新古典主义这时代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中，达尔杜弗像聚焦之点，将社会心理袒露在沉浸于时代的悲喜剧里却不自觉的人们面前：在构成新旧社会过渡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全面关系中，渗透着一种封建贵族以假当真和资产阶级以真当假的普遍颠倒的虚伪精神。特别是封建贵族阶级面对着分崩离析的生存基础，却要强撑着完善的统治意识，它就不得不把已走向伪善的理性，当作招魂的引幡，而摄动整个社会心理。莫里哀敏锐地感受着这独特的心理特征，通过达尔杜弗的形象，把“伪善”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凸现出来，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个特定时代所激起的特定心理意识，已达到何等触目惊心的尖锐程度。伪善——这一由历史转化而来的单一而复杂的心理特征，在一种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中，获得了内容充实的真实生命，不可思议地成为欧洲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种著名典型。

这样的文学艺术形象当然是会有普遍而长久的审美价值的。因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从整个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都可能深入、内聚成心理结构的东西，转化成心理意识，获得不朽的生命力。

认为达尔杜弗是一种孤立的、性格特征式的抽象品，无疑是理论认识上的误解。在这种误解中，历史消失了，文化背景消失了。人们只看到一种单一的性格特征。然而恰恰是这误解，作为一个流行的常识，从侧面启示我们认识审美心理中的一个奇妙的现象。即当一个形象真实地站立起来了以后，人们往往不再去追究这个形象是否真实，去寻找这个形象成立的历史依据，而只是直观地把握着已经获得的审美判断。它可能是以直接肯定形式出现的，也可能是以间接肯定形式亦即补充进现实内容的形式出现的。它是审美主体生动（变动）的心理结构和审美对象物态化的心理结构之间，在审美过程中，以不同形式进行的交流、感应。这两种心理结构，在被历史隔绝的同时，又被历史联系着。不论在个性形态乃至民族、时代特点上，有何等的差异，它们归根结底是同一部人类历史的沉淀，因而终究是相通的。在这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所谓被直观地把握着的审美判断，本身就包含着“真”的根据、“善”的尺度。它们只是没有浮现在意识中罢了。

进而，特定心理结构所突出的心理特征，它所沉淀的历史内容愈广，就愈能引起广泛的交流、感应。而伪善，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巨大历史感的心理特征。它呈现着由极其复杂的历史转化而来的“单一”，却牵动着“单一”后意想不到的历史的复杂。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达尔杜弗才可能像一面镜子，给伪善者以“伪善”之名。它不曾是，也不可能是失去具体历史内容的、空洞的道德评价。

伪善，不是单纯的行善，也不是单纯的作恶。而是善恶之间宽广的中间地带和丰富的中间层次。它因而从“文化——道德”的角度，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换环节。

其实，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有绝对意义上的，也有相对意义上的。绝对意义上的善，是在人类由自然而人的历史发展中，作为无限目的来追求的个体与类的不断丰富的统一。它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但却作为一个极限概念存在着，构成在人们的现实性中打开更广阔界限的、不断后退着的诱导性目的。相对意义上的善，应该是绝对意义的善的具有阶级特征的具体历史形态。它因发展着的历史，而处在不断转换的历史发展中。具体说，它总是一定历史时期上升为社会统治意识的理想，是人们曾经为之追求的崇高的目的。然而，与此同时上升到统治地位的阶级，却往往因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而使这崇高的目的变成现实性的手段，成为所谓社会公共利益的虚伪的守护神。显然，善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在历史的前进中，是不断“冲突——统一”的。在统一中包含着的差异，通过“伪善”这一环节，从不意识达到意识，最后导致冲突、解体，而向新的统一即新的善过渡。

伪善是恶的一个丰富的对立面。绝对意义的恶，是空洞的否定，即对自身的抛弃。这时的个体，是不容于类而自行死灭的，如动物性的奸淫抢掠等。但它一旦披上伪善的外衣，便可能转换成某种相对意义的恶。相对意义的恶，它作为辩证环节的否定，自身包含着肯定或向肯定转化的机因，必然成为历史前进的杠杆。它与相对意义的善，往往处在极复杂的、互相渗透转换的运动过程中。一般地说，它总是作为相对意义善的直接对立面出现。当相对性的善开始从绝对性的善中硬化，恶便以绝对性善的辩证否定环节的形式开始同相对性善相分离，乃至对抗。这时的相对性善，实质上已向伪善转化。开始是无意识的，在个人心理上表现为善的不彻底性。后来是有意识的。它一方面是对奉为神圣的相对性善的自觉嘲弄，成为不受骗的意识而高于恶，这是积极的，如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另一方面，它仍然以相对性善作为自己现实性的依据，将目的变为手段，成为彻底的伪善而低于恶，这就是莫里哀的达尔杜弗。

当达尔杜弗作为这种彻底伪善的化身获得真实的生命之后，它就同作为真善美之苦恼追求的化身的哈姆雷特一样，获得了普遍而长久的审美价值。在单一的伪善之下的伪善心理，同在复杂、多面的性格特征之下的苦恼追求一样，也是一种复杂而迷人的心理现象。如果哈姆雷特苦恼的追求，是至善的理想与丑恶的现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给予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那么，达尔杜弗的伪善，则是至善与丑恶之间扩展着的中间地带或中间层次，在尔后漫长的历史中，给予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如果，苦恼的追求，是无限的反思运动的绝对中介，是人类现实性的历史自身，那么，伪善，则是无限的反思运动和人类现实性历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转换环节。它在无限的历史运动中获得了自己无限的生命。更具体地说，达尔杜弗在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绝不单纯是它出色地概括了17世纪法国历史转折时期的独特的社会关系，也不单纯是达尔杜弗性格特征的单一可用伪善一言以蔽之，而是伪善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转变，在任何时代，都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因而它所沉入、积淀的现实心理，也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特别是伪善本身，它事实上不是一个不动的点或单一的面，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由此及彼的中介过程。这就使得达尔杜弗的伪善形象，一旦历史地产生出来，就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不断地被带入社会现实的乃至个人心理的生动内容。

同哈姆雷特相比，达尔杜弗是过于概括了。在这种概括中，文化面的丰富层次和积淀着人类历史的复杂心理的丰富层次，都呈现为一种极其单一的状态。但这依然是一个完整的性格。在这一性格整体中，其表层结构，远不像哈姆雷特那样，集中着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时代矛盾，而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层次——阶级关系，这种关系是当时社会关系、时代矛盾的高度概括。正是在这样的性格整体的表层，靠着外在社会关系的严格历史规定，一种单一的性格特征站立了起来。它指示着性格整体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心理活动具有着广泛的历史基础。它是单一的伪善行动的源泉。对于这深层心理结构，整部喜剧几乎没有一点直接的揭示。但它却真实地存在着。作为人物性格的主动性、主体性的源泉真实地存在着。因而，它不是空洞的无，而是注满了历史内容的“空地”。蕴含着这深层心理结构的性格整体，固然不能像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整体那样，让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无限地丰满和再创造，留下一部五光十色的达尔杜弗批评史，但它却令人惊异地走进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审美的心灵。

也许在这里还应该顺便地却不无必要地说明，达尔杜弗绝不是类型。任何类型，就同任何孤立的性格特征式的抽象品一样，是不可能有真实的生命的。从典型的角度看问题，达尔杜弗的单一，同哈姆雷特的丰富一样，也达到了一种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也不是在一个平面即一个层次上完成的。因为，达尔杜弗作为性格整体，当它事实上是深入到深层心理结构才真正构成了一种完整时，它同时也就是使表层结构的共性具有了个性，使深层结构的个性具有了共性。于是，不仅两个层次都有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横向上；而且两个层次之间也表现出一种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纵向上。这种性格整体，当然也就是典型。

一个人物形象，不管呈现出如何的丰富或单一，只要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对人的本质及其社会属性的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层次，给予深刻的揭示，由此推动人的自我认识，从而能动地变革社会以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它和它的创造者，就会取得里程碑式的历史地位，成为不朽。莎士比亚及其哈姆雷特是如此，莫里哀及其达尔杜弗也是如此。

1983年12月

我们把历史不是看作堆满各种死人骨骼的战场，而是看作这样一个过程：收发展着的世界于内心并同化为深层心理结构，进而使之在世界的发展中外化，追加人的意志。这是一个越来越富于精神性的、动荡不息的世界。人，这个天地之精英的大写的人，怎么能老是屈从于盲目的必然性，让这恶的命运无情地捉弄摆布。不，自然是人的自然，世界是人的世界，应该按照人的自觉意志和审美理想来重新建造一番。

——《〈哈姆雷特〉的结构和性格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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