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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最后四年的行言思十年祭20062016（第2页）

贾冬阳、郭熙明、牟琦三人涉及萌萌老师最后四年的“行、言、思”，我当时的回答太过粗略且含混。趁此萌萌逝世十周年之际，我有责任补充完整。

“行”

2000年，学校要我们外国哲学“重点学科”申报外国哲学硕士点。所谓“外国哲学重点学科”是海南大学许祥源校长1996年改革的成绩。我任“学科带头人”。申报外国哲学硕士点因有年龄限制，我自然将学科带头人转让给陈家琪。我们的外国哲学硕士点在初审时没有出线，是学部委员复旦刘放桐教授、北大叶朗教授、武大托德麟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唐凯麟教授等联合专门提名破格通过的。这个背景是当时学校党委书记赵康太后来透露的消息（传到我的耳朵当然更晚）。于是，我们这个外国哲学学科点，尽管学校历任校长不重视（许祥源例外），由于有了研究生教学，使得我们终于能合法生存下来了（有教学，不吃白饭）。

此前，敏感的萌萌一直在此生存危机中，因为1994年调进海南大学后，我们三人的生存状况是相当艰难的，即便后来拿了硕士研究生点，在历任校长眼里，我们常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所以，我们几个人只能靠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为自己正名。与此同时，萌萌还独立承担了两个大的项目（不属体制项目，完全自己设定）：一个是主编“哲学随笔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卷（陈家琪《沉默的视野》、萌萌《断裂的声音》、张志扬《缺席的权利》、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一个是世纪之交的《1999独白》（四卷）。后者基本上是用萌萌的名义，动用她的人脉邀请全国各路朋友参入书写跨世纪的“问题与感想”。据我所知，应征者多达五六百人，分为四卷交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结果只出了两卷，另两卷因远东出版社出了一个政治事故停办而夭折。这批底稿也压在远东出版社丢失了。

顺带插一句，这种丢失原稿的事情并非仅此一次。之前还有一次，是《无常的毁灭与不朽的生命》，即关于毛姆《月亮与六便士》的评论集。它是萌萌、赵越胜和我推动的一次武汉与北京两地朋友连手的“以文会友”结集而成。可惜这批稿子压在当时的责编赵丁丁手里，至今没有下落。越胜是个写东西不留底稿的人，当时（1984年前后）没有什么计算机，完全靠誊写留底。其他朋友可能都留有底稿，唯独越胜没有。前不久他来深圳看我时还问及底稿下落一事，实在太对不起越胜了！

正因为我们三人多年形成“家琪和我为自己，萌萌为大家”的格局，所以，萌萌自发担任对外事务（顺便说一句，萌萌做事必成的能力是朋友中少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外国哲学学科点一旦成为学校任命的“重点学科”，在做成两套丛书之后，她就想到同时应有一个对外的名号。究竟用什么名号，她本来可以直接遵求小枫的意见，因当时我在一旁作陪，也就参入其中了。也只是确定了名称“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至于是怎么向学校申报、被学校批准这个过程，我就全然不知了。批下来的时间估计也就是2000年底的事。可做参照的标记是2001年3月“启示与理性”出版，萌萌写的“编后记”，落款用的就是“海南大学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2001年1月4日”。

再补充一点，因三人松散而默契，各人自主做事，萌萌的这些想法或许在三人日常交谈中露出端倪，只在变为行动时无须三人讨论决定后再执行——我们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观念”的地步。萌萌完全可以独立操持事务，大体有了眉目跟大家招呼一声即可，遂成为大家共同做的事——我们的不成文习惯法。何况交给我们的也就是各人拿一本书出来，或者，要出“启示与理性”了，每人交出一篇文章，等等。这种事都是家琪和我胜任且愉快的，何乐而不为。苦的是萌萌。

再说萌萌办“启示与理性”。

有一个“学术事件”现在广为人知，那就是刘小枫引进“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具体的时间小枫也袒露于世，即1998、1999两年。开始是以“政治哲学”引进，到小枫2002年回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按教育体制要求，才实际定位“古典学”。

正因为开始引进施特劳斯是以“政治哲学”面目，备受关注的大都是北京、上海两地的年轻人。我，一个布衣老头为什么也凑热闹呢？完全是小枫和我多年的习惯。我外语不好，仅学过一点德语，小枫在北大读研究生时试过让我翻译伽达默尔的《萨尔兹堡讲演》，我译得慢，译文又固执，就不让我再做翻译了。小枫为了安慰我找了一个好理由：“搞翻译太浪费你的中文。”虽然不翻译，作为弥补，也时不时让我做些校对工作。在飞速发展的外国哲学行当，年轻人才辈出，留洋海归不断，幸亏这一弥补，才使我这个基本不懂外语的布衣白身在西哲界“硕果仅存”。但是，我的艰难与忍耐也使身旁的萌萌感同身受。此是后话。

我写了《卢曼的偶在论谱系》和《卢曼的现象学分析》，引起了林国基和林氏三兄弟的注意，加上小枫1999年将自己的《刺猬的温顺》与林国荣翻译的施特劳斯《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寄给我，当是时，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对“偶在论”的挑战给我的震动几乎到了不让我喘息的程度，我立即着手对施特劳斯《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做了《解释与论证》的读书笔记，其详细程度非比寻常。做详细“读书笔记”常常是我由不懂到懂的自学过程的紧迫表现。它当然瞒不过萌萌的眼睛。萌萌很快意识到施特劳斯进入中国的不动声色的气势。恰好就在这个时候（2000年左右）——我常把这种现象叫作“生长相关律”——萌萌因先生萧帆博士的事业在北京有一个大发展而到北京安排衣食住行。萌萌顺便在北京分别约见了林国基和林国荣。于是，就有了引进林氏兄弟的计划。还通知我飞到北京参加了北大“福柯小组”李猛与“偶在小组”林国基、林国荣的对话，参加者我记得的还有吴伯凡、舒炜、周宇一干人等。

回到海口，萌萌让我读了林国华的笔记本，其中有一篇长文，《在不幸中骗人：论政治哲学是对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关于leostrauss思想的几项注释》。我读后非常称赞林国华的灵气与文采。这时萌萌告诉我，她与吴伯凡谈好，决定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书代刊出版“启示与理性”，并与我商定了第一辑名称“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

林国基也与我联系，表示，他毕业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报到，然后申请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迈耶尔教授那里做访问学者。一年后回国就办调动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外国哲学所。原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杜维明助理的郑文龙先生也一起调进外哲所，并需新建大学教师档案。林国荣以北京大学政治系硕士学位资格同时调进文学院任教。所有这些工作全部由萌萌完成，时间大约在2003年底前后。我只贡献了一份学术报告式的“推荐信”。

正由于有了这些准备，2003年上学期，第一届招进的三名硕士研究生课程我们才用不着紧张。随后三年，外国哲学学科点的教师规模已相当可观了。

如此背后过程一般不为人知。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外国哲学学科点成长起来了，有三件大事为证：（一）研究生前五届（2002年到2006年）每年招生递增人数：3、4、5、6、7；（二）以“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的名义展开对外交流；（三）连续出了“启示与理性”三辑。顺便补充一句，我们的研究生也相当出色。前两届扎实而谨慎，我们也在摸索自己的教学方式。从第三届开始，具体说第三届5名，除贾冬阳留校，其他4名同年都考取了博士生。这个头一开，往后的研究生考博成为理所当然。两个数据：

1.2002-2006年，招生25人，考博17人，占68%；

2.2002-2015年，招生58人，考博26人，占45%。

可见作为学科带头人萌萌老师的付出。

然而，万没有想到的是，成功背后的多重危机也尾随而至。2005年11月26日，也就是萌萌用电话主持了“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对话会——意识的意向性分析”后，第三天检查出结果——原来一直当作“颈椎病”治疗的“病”，却是“肺癌，晚期，第四期，并脑转移，脑干上有一颗大恶性瘤”。

这就是萌萌生命的最后四年：从接手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外国哲学学科点学科带头人的2002年11月，到萌萌去世的2006年8月12日。

有一个现象是明摆着的，萌萌去世的2006年，朋友们伤痛于萌萌的离去，自发写了许多怀念文章，由出版社的朋友邵敏先生编辑成书《眷念的一瞥》问世。十年过去了，萌萌的上述三位学生向学校申请了一笔经费，将《萌萌集》（七卷）交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即将在萌萌十周年纪念活动中与大家见面。其中就把《眷念的一瞥》收了进去。不为别的，因为萌萌本人已成“作品”被大家阅读了——《眷念的一瞥》就是见证。然而遗憾的是，萌萌最后四年的“行言思”却不在其中，因为它出离了萌萌被人常见的常态。还不仅如此，进入学术界前的萌萌，特别是“文革”中的萌萌也不在其中——这是萌萌先生萧帆博士的工作。而最后四年萌萌的思想面貌，得由我来复述。因为萌萌的“行言思”，就在那儿，如历在目。

“行”如此，“言”何如哉？

“言”

萌萌去世后，三年祭、七年祭，学生们举办了两次学术纪念会。即将到来的十年大祭也就完成了公祭形式。往后就是有心者各自的心祭了。

七年祭在2013年7月7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外国哲学学科点”，即“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与“萌萌学术工作室”在海南尖峰岭雨林谷举行了萌萌七周年纪念活动暨萌萌学术思想研讨会。与会者有中心负责人、萌萌亲属、几位老朋友、概帮同仁以及萌萌的学生和学生辈等八十人。纪念活动的主题除了追思萌萌的“为人”，更着重由她的学生和学生辈们“见字如面”缅怀萌萌老师的“为学”。其中特别落脚到萌萌生前未发表的最后未完成稿——《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

如前所述，萌萌最后四年的“行言思”因其出离萌萌被人常见的常态，不要说一般朋友，连二十多年的老朋友都不甚了了。这就是我不得不特别加以陈述与澄清的原因。

家琪听会后专门补写了《什么是萌萌所关心的理论问题》。我读后非常感动与感慨，在两个方向上：正向，文字表达的是我们三人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近二十年友谊的见证；负向，文字又恰恰疏忽于萌萌生命的最后四年。而这四年，对萌萌而言，她主持的外国哲学学科点暨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无疑是她最辉煌的时期。她所做的研究生教学工作、写的学术论文、办的“启示与理性”、举行的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对话会，几乎全面展开了她生命中最灿烂的一页。

此行至言，仅就心性一路的论文，放到十年后的今天也属开人眼界者：

《复活历史灰烬的活火——“曾经”中蕴含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读本雅明《论历史的概念》）

《视觉时间：苦难、进步论与末世论——克利——本雅明〈新天使〉的现象学问题》

《记忆中“曾经”的承诺》（读吕贝卡·蔻眉《拯救复仇》）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纯语言”意向何为？——〈译者的任务〉的校译与解读》

“启示与理性”三辑“前言”“后记”

第一辑《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

第二辑《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

第三辑《“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

最后

《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未完成稿）

由此可见，萌萌问题意识的重心明显落在历史苦难、个人救治与民族救亡的出路上，沿此心路，最后才会落脚到“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的问题意识上。而这，正是老朋友们不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