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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从此，父亲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零6个月。最初的3个月仍在西山的机关住地，从1972年1月之后，便移交北京卫戍区3师看押，地点不详，事后我们才知道在北京的通县管庄。

在此羁押的人员不少，几栋楼关得满满的。每个人由一个班看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关押期间不能与任何亲属见面。父亲说这些人里，哪条线上的人都有，有的老同志“文革”初期就在这里了，林彪事件以后许多年还没有出去。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就是在这里被折磨至死的。在此期间，父亲生死不明，我们承受着巨大压力。

随着审查的深入，父亲大多数问题被排除了，但在“第一号号令”问题上始终过不了关。被定性为　“林彪政变反革命预演”的　“第一号号令”像一座山似的压在父亲头上。

1971年底，负责对父亲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得同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做深刻的反省交待。”

父亲问定性的根据何在？

“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

“这一点也不奇怪，”父亲坦然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到什么‘一号号令’，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到这个电话稿的编号。”

两位领导对父亲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

父亲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执行公务均有据可查。“一号号令”绝不可能是背着毛泽东、党中央擅自发布的。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中共执政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却一直兼任军委主席。军队重大工作事项必须向他报告，特别是“文革”期间连调动一个营、一个连都要经他批准。那时像部队每天搞个五公里越野、不对炊事班搞个野炊训练都要报告毛主席。考虑到主席日理万机，军委办事组经研究后报主席批准，部队在营区五公里以内的军事训练报总参作战部备案即可。可想而知，像发布“一号号令”这样的大动作如何能瞒得住他？林彪“玩弄”这样的“反革命政变”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销而仍让其继续执行？况且，从1969年4月党的“九大”后到当年12月，经军委和总参向全军发布内容相近的战备命令不止一个。拿一个战备命令的编号大做文章，实在令人匪夷所思。①【刘志男：《1960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妮娜第3期。】期间对专案组提出的问题，父亲凭着记忆，对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经常与专案组“顶牛”。

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据事后曾参加过父亲批斗会的同志对我讲，开批斗会时，在主席台上摆个凳子，父亲被带上来，光着个头，穿着一身没有红领章的军棉袄，脚上蹬着一双黑布老棉鞋。被叫坐后，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拿出香烟，又掏出个烟嘴插好，静静地等候批判。这时台下总参通信站的女干部就会带领狂呼口号，不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阎仲川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每当会议组织者提出问题叫父亲回答，父亲都不急不恼有理有据认真对答，对不实之词时有顶撞，一时间会场大乱，这使组织者很恼火又无奈。接着又是一阵疾风暴雨般的口号，最后你父亲干脆就什么话也不说了。会议组织者本想打打父亲的态度，结果适得其反，草草收场。最后专案组只得将他的问题“挂”了起来。

后来听父亲说，专案组头一年还讲点道理，后面就不讲理了。他们态度粗暴恶劣，不仅让父亲承认在作战部所作所为与“反革命政变”有联系，甚至拿着某人在高压政策下做的、所谓湖南为林彪南逃做准备的伪证让父亲认账，要父亲向他学习。②【某主要领导谈《在湘遭遇》中提到，1971年8月7日湖南省委组织的哲学学习班去汨罗参观，因动用了专列，架设了电话；湖南省委为给主席修房子而派人去广州学习等这些正常广州，在张春桥的授意和高压之下，他违心地作出：“派出专人”、“架设专线”、“开出专列”为林彪难逃做准备的伪证。该证据被写入中央批林批孔文件。】这回惹恼了父亲，父亲当着专案组的面将这些伪证材料拽到地上。

事后父亲对我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有责任帮助搞清楚。如果都屈于压力胡说八道，会伤害多少同志，以后有谁还相信共产党！

在排山倒海的政治运动面前，父亲深知，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惟一的选择只能是沉默。

近八年的牢狱生活是孤寂难挨的，生活苦点没什么，最重要的是没有了组织的信任，生命在这时间的磨砺中一天天逝去。好在父亲在留下了九本日记，记录了狱中近八年父亲的心路历程。

日记是从1974年1月开始的。从时间上判断，这段可能是审查告一段落被“挂”起来的时侯。

在首页上他写到：把我“在这里”所经历的“大事”小事、思想活动、还有学习心得、一股脑儿记录下来。可能没有任何用处，也可能作为判定自己思想标准的左（佐）证，随便怎么样吧，由他去吧！

过去两年没有这样做，一则自己没有预计会这样长，二则条件也不具备，连个本子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办法再作两年的追记，只好从头开始。

读过父亲的日记，我把日记的内容归纳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也是数量最多的是学习体会。过去工作忙没有系统的学习，现在如能把专案问题排除在外，能真正静下来看书学习了。他把中央规定的马列、毛著作都读到了，而且不止一遍。光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读了四遍，而且都做了读书笔记。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父亲读书是认真虔诚，绝对理论联系实际的。

第二部分，是交待问题部分，集中两点。一是“号令”问题；二是“北兵南调”问题。“号令”问题前面已做详述。“北兵南调”的提法不准确，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南兵东调”。据中央专案组的说法：广州军区一部分部队在“九一三”前陆续调入粤东；广州军区还在广州北郊白云山下的南湖（磨刀坑水库）修了几栋房子，很豪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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