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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几年前我来京，在部队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阎明。在众多的朋友中，他属于话少的那种。多数时间里，他只是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别人聊天。以后我陆续读到他的一些文章，读文如读人，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人生经历中，我和阎明有些许相似之处：我们同为军人家庭出身，父辈都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们同样在解放军这所革命熔炉中经受过历练；同样干到连级岗位并在连级干部的位子上离开了部队；说白了，我们有着同样的军人情结。

不同的是，我离开部队纯属志愿，阎明的离开却是无奈。不是突然的变故，他或许能继承父业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我从部队转业后到地方当了干部，阎明却没我这样走运。受父亲和当时政策的影响，他被剥夺了转业的权利，按战士复员处理，被发落到山区里的“三线”小工厂当了工人。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与地、富、反、坏、右分子为伍，也品尝到被歧视被污辱的滋味。

好在阎明不是那种一经挫折便丧失信念的人。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最多的反应也只是不能理解。尽管在那个年月里“阶级斗争”很复杂，但从小的革命教育，使他无论如何不相信革命与反革命由量到质的变换会来得如此突然。从记事起，父母和老师对他灌输的是爱党，爱国，爱人民啊！可他还是接受了现实，按我们调侃的话说，谁让你赶上了。此后他便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当了多年的工人，并一步步走到现在。

本书收录的，是阎明到出版社近十年利用闲暇陆续发表的文章，写的都是身边熟悉的人和发生的事情。文章直面历史，对革命前辈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宣扬了主旋律，其中一些文章曾被国内许多刊物转载并在网上传播，现在读来仍有意义。

我认为，阎明的人生轨迹恰恰是我们共和国的经历。他所受到的挫折，算不了什么，最多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瑕疵而以已，对他本人绝对是一笔财富。

记得在纪念辽沈战役六十周年活动上，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将军说得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厚重，内涵很深刻，有许多东西值得去认真研究、继承和发扬。同时，我们党的历史又是很沉重的，里面有很多的恩恩怨怨。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勇于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最后，社会公信力的天平最终倾向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成绩。作为后来者，我们应当发扬光荣传统，兴利除弊，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二月河

2010年3月

自序

我当过兵，做过共，现为出版工作者。从事出版工作十余年，利用工作闲暇发表了不成样子的文章。在同事和朋友鼓励下，今天斗胆汇集成册，也算了却了一个军人后代崇尚英雄的情结。

我们这代人，虽然没有经历过前辈那种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战争环境，却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成长的。共和国60年的悲欢步履，已在我们日逐成熟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些人生经历带给我们的启迪是：用更客观的眼光审视周围发生的一切。

书中所述人物，都是我熟悉和崇敬的长辈，其中阎仲川、孙继述、许文益、柯柏年与我还沾亲带故。尽管他们各自经历不同，都无一例外地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共和国多舛的历程。

人们常说，历史是沿着它特定的轨迹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历史的必然中却又往往存在着偶然。父亲阎仲川、岳父许文益、姥爷孙继述虽然生活在同一年代，从事着各自并不相干的工作，但是上天冥冥之中仿佛伸出一只无形之手又将他们牵到一起。

父亲阎仲川作为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在林彪出逃后随即被关押审查。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亲临林彪坠机现场的又是我的岳父许文益。在处理坠机事件中由于蒙方通讯不畅，冒着受处分的风险断然决定启用停用多年的“中苏热线”，这条“热线”又是20年前任东北邮电总局副局长的姥爷孙继述亲率工人架设的。尽管这些纯属历史巧合，却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共和国的每一成员，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生存，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

在拙作出版之际，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这些年来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们。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为我提供了一个学习和生活的平台。我这几篇不成样的文章，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阎明

2010年7月14日

代序　二月河　　1

自序　　　　　　　　　3

我的父亲阎仲川　　　　　　　　　　　　　　　　　　1

——从作战参谋到副总参谋长

黄永胜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

父亲走进作战室，对记录稿稍做整理，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加个在编号吧！”“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父亲考虑到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

就这样，被说成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父亲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亲临林彪坠机现场　　　　　　　　　　　　　　　　　　　　　　　　　　65

——原驻蒙大使许文益眼中的“九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