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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的国度里（第2页）

其中，黑格尔的评注最为奇特：

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的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至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伟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

但是，黑格尔没有想到，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制度，给历史带来了怎样的进步，只要这进步的本质中仍然隐蔽着对人这样或那样的践踏，那终归是导致它最后毁灭的基因。

历史是人民的主权不断扩大的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人民的范畴和主权也发展着、扩大着。因此，历史上的伟人和人民的作用，正好在历史本身的进步中成反比例地变化着。马克思为他的小拿破仑“政变记”写的第二版“序言”中，强调的正是这个被列宁称为“最深刻”的思想。

人民不是“类”的抽象，不是盲动的整体，毋宁说，它是与伟人对立的、萌动着新的个体意识的整体性趋向和可能，它生长在平凡的个体的心灵发现中。

《西班牙母亲》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了。

维龙上尉，正是拿破仑使命的无情的工具。正是他们这些拿破仑使命自身的产物，最能无碍地体现拿破仑的使命。因而，当他们在实现拿破仑的事业而导致拿破仑毁灭时，那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拿破仑命运的必然结果：顶峰即没落。他们既是拿破仑事业的生命，也是这生命中孕育着的死亡和种子。

维龙上尉作为一个工具，他具备着完成他的使命的一切优点。但作为一个人，他就错误地理解了人本身所应有的一切。例如，他懂得人有求生的本能，也懂得母爱的普泛，并自觉地利用着这两点人的特性作为自己求生的保障。可是他忘了，或他根本不懂得，人的真正本性是捍卫、恢复、发展人之作为人的一切权利与尊严。人的本性只有在符合人性的环境里才能伸张和发展。既然你维龙首先造成了非人性的环境，那么被剥夺了生之权利的人民就必然以死同山河的气概，引炼狱之火，焕新非人的世界。

蹂躏者的“安全感”恰恰是极不安全的。

他们视为生命的东西，例如水，也恰恰是致命的东西。

维龙上尉和他的士兵们现在多么需要水救命。维龙知道仇恨别人，也知道别人的仇恨，但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被蹂躏者的仇恨像大海一样是深不可测的。当他从水罐里舀半杯清凉的水时，他意识到西班牙人民的仇恨——“他停住了，然后迅速转过身来”，想在西班牙女人的脸上得到证实，是的，这个女人在背后用锋利的眼光注视着他，此时“正低下头去”。维龙上尉得意了。他要用女人的生命做一次检验。在维龙上尉这样蹂躏生命的人看来，正是因为生命的珍贵，才成为他蹂躏生命的目的。所以，他以为，眼前，不能有比女人的生命更好的检验办法了。女人的死正是他生的保障。这是铁的逻辑。他冷笑了。

正是这冷笑点燃了西班牙女人心灵的火花，这火花是能引来炼狱之火的。

阿尔克，——如果说，维龙上尉是隐蔽着的丑恶的本质，那么，阿尔克就是裸露着的丑恶的现象。他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用自己的黑暗显示光明，因为在纯粹光明中就像在纯粹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

卡拉埃，拿破仑末日的象征，心力衰竭，生机窒息。

玛莫特，他几乎是那些不得不执行这统治阶级的侵略与殖民政策的欧洲人民的一般形象，恩格斯曾经这样历史地看待人民这一范畴，说：“政府的不中用，就可用人民的相应的不中用来辩护和说明。”换句话说，一旦人民觉醒了，原来的政府和政策的合理性也就消失了，从而让位于符合人民觉醒程度的新政府和新政策。不是政府造就它的人民，而是人民选择它的政府。历史的主动权终归属于人民。只是历史转折点的契机总在个人心灵的发现，在此时、当下的灵魂的震颤中。

《西班牙母亲》本来提示着这个历史的真理，但遗憾的是，作者为什么要得而复失，在结束语中让玛莫特“失去了一只手臂”？这岂不是说，这个曾经“走进被太阳的余辉映得通亮的小屋，站在一个躺在地上的西班牙女人和被她紧紧抱着的小女孩面前，垂下了他沉重的头”的玛莫特，掉转头来又追随拿破仑继续着“对西班牙的战争”，甚至“失去了一只手臂”？难道他垂下沉重的头是为了再失去一只臂？岂止一只臂？他不整个失去了西班牙母亲的尊严和自己刚刚觉醒的心灵？

不，让他走自己的路吧，玛莫特早就在西班牙母亲的遗体前脱下了法兰西军装。他不再是拿破仑士兵了。他从西班牙母女的死亡里，看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看到了自己对欧洲人民应承担的义务。

——请允许读者的想象。

这想象同样植根于那个“深思着的动机”中。

它呼应着玛莫特灵魂的震颤。

这灵魂震颤的呼应才真正使西班牙母亲在死亡的微笑中永生。

5

除《西班牙母亲》描述着遥远的事件，翼南的小说，多是在追逐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意义。虽然这日常生活有些已属于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但它还真切地留着我们的体温。它们是切近的。

人们多么容易在熟视无睹中让浮现的意义消失在逝去的旋涡里。能于平淡中透彻这意义的，是难能可贵的成功者。翼南的其他小说当然不乏成功之作，而成功之作首推《乌龙湖边》。《乌龙湖边》可以说是有震人心弦的力量的，它带出了一个“作者曾经陷于其中、有切肤之感、十分熟悉的生活领域”，它几乎就是作者一段真实生活经历的一个缩影。

“1969年的年底，我被押送到农村一个生产队去接受再教育。”——这是小说的题记。它造成一种被淡化的进入角度，使想象和日常生活的真实重叠起来。同时，读者在这里直接走进作者的内心，获得“我”的眼睛、“我”的心的搏动。

于是随着四小队长冷漠的交待，读者和“我”一起在苍茫的暮色里环视了那间四十多平方米、堆放着一袋袋水泥和许多发锈农具的工棚，那些充作床铺的钉在碗口粗的树桩上的弯弯扭扭的树条条；一起躺在湿漉漉的稻草上，任一股股从门缝里挤进来的冷风一阵阵钻进脚下，一起迎着割面的晨风走下河堤，在凌辱、嘲弄的眼光下，挑那一头推得像金字塔、一头只有几块淤泥的担子去爬足有五十度的、满是泥水的陡坡……赵大利、老社和老章构成“我”的生存环境，扭曲“我”的，不是他们作为坏分子、地主和富农的身份，而是在诸如赵大利装狗叫、捏造事实告密等行为背后的非人化了的心灵。“从赵大利干涩的嘶哑的喉咙里发出狗吠起初使我发笑，继而使我痛苦，后来使我难以忍受了——我突然想到他已经由人变为一条狗了，而且，我也渐渐跨入了狗的行列。”

作者几乎是在再现那一段生活。那一段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被作者以惊人的细致、准确一点点地铺陈出来。而在它的每一个细节描写下，你都能听到作者痛苦的喘息。

这是真实，同时也是想象。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而整体却是想象的凝聚。没有想象，作者怎么能从那样的生活中走出来，并返身让经历成为心灵洞察的对象；没有想象，铭心刻骨的生活经历也会散失。当作者在铺陈的非人生活中小心地固守着自己的内心真实并让强烈的情绪渗透整部作品时，这部中篇小说几乎是本然地站在“生命之点”上。

6

《乌龙湖边》和《西班牙母亲》在翼南的小说中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物。它们唯一相同的是，都在某种情绪笼罩中形成了“氛围”。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显示深度的思想，从来不是直白的。它甚至根本没法从混沌的情绪中拔身出来，而是混合在情绪里，借助想象，渗透到作品的每一个因素中。氛围，即是作品透射出来的整体感觉。

但并不是每一个作品都能形成氛围，给人一种透射出来的整体感觉的。

比起《西班牙母亲》和《乌龙湖边》，翼南的有些小说，毕竟是太淡了一点，几乎只是从语言、细节、意义的表层滑过。它们，或多或少也能造成情调，造成一种特殊的韵致，却达不到对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的深度。所谓情调，也无非是一种突出的局部情感性质，它达不到整体的感觉，不能真正给人以震动。

这些小说都是写的作者熟悉的生活，如《五月的风》《夏雨》等，之缺乏开掘的深度，或许恰恰是由于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想象更容易被习惯性的联想拖住，而迷失在细节上。

想象不是作为感觉之残余的印象的产生，它永远在提出新的世界，也就是说，它永远要提示生活或心灵的新的方面。在想象的国度里，离现实最远的，可能成为离现实最近的，西班牙母亲曾紧贴着我们的心跳；而迷失于细节，离现实最近的，也可能离现实最远——它是那样轻松地附着在时间之流的表层，随浪花一起流去。

1988年底

（此文系与墨哲兰先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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