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文学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导言 维纳斯断臂之谜（第4页）

“重负”“轻负”“轻省的重负”，这些在“曾经”中沉睡的混沌者突然被“涌入的语言在那里立起了边界，激发出了语言自身的隐喻的生动性，使反身的观照成为可能”。那“涌进的语言”就是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描述的“时间形态”——“轮回说”“末世论”“进化论”，以及“中心时间”。它们正好里应外合地点燃了萌萌心中聚集的个人进入历史的意义生成性。

应该说明一下，萌萌提出的“个人进入历史的可能”仍然是沿着为个人的个体性寻找真实的立足点的问题方向。它同当时朋友中表达的良好的自我状态，即“现在到了个人进入历史的阶段”，完全是不同层次的取向。

历史阻止个人进入历史，近代史则表现为中国启蒙思想接纳的科学历史观，即历史的时间是一个“过去——现在——将来”之普遍必然的整体，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历史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必然性面前，即便伟大人物也不过是历史理性自我完成的一个工具。科学历史观同政治专制主义和哲学形而上学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紧紧地束缚着个人对个人真实性的认识，更谈不上个人心智的自由发展。

萌萌知道，无论是个人语言表达的真实性，还是个人历史存在的真实性，都有一个意义生成性环节，而意义生成性是必须同一定的时间形态相关的，所以，“时间和意义”，自然成为萌萌问题意识的焦点。

可以想见，萌萌几乎是一眼就抓住了洛维特的思路：对三种时间形态的描述，“是为了否定或置疑历史进化论的时间观，回到古希腊的轮回说和基督教末世论的时间观这两者融构的视野上。换一个角度，即回到哲学和神学的素朴形态，而对近代历史哲学和历史神学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历史进化论”首当其冲地遭到清算，在对启蒙理性标示的“现代性”进行反省时，敏锐的思想家们发现，以终极目的为超越的终止的“进步概念”乃是一个“虚无主义的基因”，如同柏拉图主义是颠倒的虚无主义一样。

不仅如此，萌萌对于几乎所有以“普遍真理”“终极目的”为标榜的“历史形态”，不管是“历史进化论”，还是“类型轮回说”“末世论”，在其决定论这个基本点上，它们都“使个人进入历史成为虚妄”。

最后，着眼点落到“中间时间”上：“在个人或个人真实的存在状况或个人的生存事件同时间的关联上，《新约》的‘中间时间’敞开了另一个可以引申的理解空间。”

由于“中间时间”既向前计算，也向后计算，因而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大时间段”，使当下之人能够在感受性上直观着全部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段既不是空乏的，也不是繁杂的，它里面一切都可能发生，“从秕糠考验到麦粒甄别的关键时刻”，其稳定的内容是由“上帝的感召和人的回应”——萌萌把它转换成“苦难与救治”的感受性生成。因为，除了理性对付理性的反证，萌萌最欣赏洛维特的这一句话：“唯一最具权威性的否证只能是苦难”。苦难的否证意味着历史时间整体性的切断，从而敞开当下时间的个人经验性的感受性生成。

现在的问题是，感受性生成的意义转换。接着就是“意义的重负、重负的轻省与轻负”的区分。不管这种区分以怎样的尺度进行，目的并不是把苦难交付给意义就算完事，像进化论等各种历史理论之所为。

为此，萌萌提供了这样一个肯定的意见：苦难不能等同意义，苦难是事实不是意义，在其根本性上，苦难可以否定任何意义，对任何意义形成追问；“正因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把存在论的事实同它的种种价值关联和意义关联剥离开来，然后依据存在论的事实重估或重组价值或意义”，只有保持苦难事实的否定性力量，其自身的意义才有可能生成，个人遭受感受性生成的启示才有可能。或许苦难也有可能把个人引向宿命，如果这样，归根结底是被苦难的观念形式所左右，而不是苦难的自身给予。“苦难作为否定的方面，既是个人消亡的根据，同时也是个人生成的根据。”

为了进入个人的感受生成性与意义的转换，萌萌区分了“苦难”与“痛苦”、“理想”与“梦”，并把它们融注到各种评论之中去。有兴趣的读者想必会自己去亲领一番感受的历练过程吧。

五、带走的“记忆”与遗留的问题

小枫曾经送了一本阿赫玛托娃的传记给萌萌，并在电话中问喜不喜欢，萌萌说喜欢，小枫不怀好意地笑着又问：“你的储备也不比她少啊？”萌萌这才听出小枫的反意，也笑着回敬了一句：“这就是你送书给我的目的啊！”

萌萌常常窘迫于人们这样好心地称赞，如“学术活动家”“沙龙女主人”。每当这个时候，她脸上挂着的笑容背后其实是“不知其可”的无奈。以致她旁边的我们这些受益者不得不因歉疚而背上无效解释的责任。一个喜欢做活动的“活动家”为什么偏偏要跑到无活动可做的天涯海角来？好心地称赞者能否感受到“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请息交以绝游，门虽设而常关”的清静，“活动家”的萌萌岂不有悖“活动家”的使命？

人们哪里能够了解，萌萌退到海南岛，除了别的原因，1989年之后，主要还是自身沉寂下来思索的要求，至少最初南下的动机中谁都清楚，海南不是繁华富贵之乡，而是清静无为之地。来海南一十三年，只有很贴近的少数朋友才感受得到我们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做到什么地步了。就像我在一封回信里说的：

它本来就是清扫地基的工作，清扫西方意识形态马厩，总得有人做清洁工对不对，有什么可声张的呢。萌萌做的同样如此，在某些方面她做得比我还要细致，如对薇依、洛维特、本雅明的批判性研究。这一份工作，反而在小枫和一部分青年学者、现象学学会甚至分析哲学的“概念帮”中能够得到理解。

做什么仅仅是尽各人的本分。我感谢萌萌的，除了做她自己的阅读、教学和研究工作外，她还为我们（包括陈家琪和其他几个朋友）做了太多的分外事。而这些，你把她叫作“精神团契”之所为。但实际上，萌萌是为了让我们大家在这块寂寞的土地上生存下去。这倒是非常实际的。之所以给人“精神团契”的印象，那只能归于萌萌纯然个人的气质，她太完美、太优雅、太高贵了。但决不是她用心要获取如此美名。这里的安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份代价的沉重，已让我们活着的人承受不起了。

不错，萌萌身上，有非常豪侠义气的一面，但仅此一面而已。她还有更多属于她内心咀嚼的几乎“反刍”样的思虑与承担；她太精细了，有时精细到她无法承受外部朋友的交往。所以，多次在朋友交往中或后，人们只看到她高兴的一面，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她遭受委屈和伤害的一面。因为归根结底，人们大都只把她看作女人，尤其是看作一个漂亮的、富有的、够身份的女人，很少有人认真把她看成她是其所是的学者、思想者，尤其是虔诚到殉道者意义上的朝圣者。最后萌萌当然总是一笑了之，很快也过去了。但，久而久之，即便最无谓的重复也有了挥之不去的意义。所以，很多年前，萌萌其实不知不觉地退回到内心中来了。

而最真实的是，她太向往她视为生命的文字与理想——在毕其一生“向往的单纯”与“至诚的朝拜”上，没有人可以望其项背！

1969年，被甄别关管前夕，她几乎用寓言的方式表达过自己的宿命：“让一切检验都来吧，只有不改的目的和不变的理想。”（我的记忆如此，但肯定没有萌萌原话说得好，尤其没有说出她从罗莎·卢森堡那里感悟过来的隽永而优美的革命语言。同今天时尚的网络语言比较起来，令人感慨：两代人的语言，两代人的生存！）

其实，萌萌是个非常自我状态的人，她自始至终关心的是——“我怎样能够做得最好”。她检讨过初中时期的一次行为：在全校大会上领取作文三等奖，她走上台去当众把奖状撕成两半。她说，别人肯定会误解我的行为，但当时我只是对三等奖说不，没有别的意思。一再反复的遭遇使她不得不反省自己“我行我素”的举止与“他人眼光”的环绕并非一致，宁可后者解释前者才构成社会关系的常态，忽略它往往吃罪不起，她才把“他人眼光”看作一面镜子而陷入永不平衡的内心纠缠。先前，不管怎样“事与愿违”，她自信都还“来得及”。直到她突然感到年龄上了心头，似问非问的“还来得及吧”已经掩藏不了无可挽回的沮丧。

萌萌就是这样，一生被将来承诺的信守苦苦追逼着，而生活从各个方面向她索取的责任又把她专注的时间分割得七零八落，即便韶华不再的年龄也不能逼使她退而求其次。一面是向往的“应该”，一面是现实的“责任”，狭路相逼，使萌萌陷入“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之绝地。

近两年来，萌萌早已沉溺于这种意象了。从她的笔记断断续续地记录了“四个命题”：

一、“人是无意指的指号”：它本来是海德格尔《什么召唤思？》中的问题，我想从中引申出人在语言中的能听形式，即触发语式的隐喻结构，让语式呈现出表象意义与自显意义的复调意向张力，为了进一步引申到人与世界、与民族、与他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更具体地考究“指称与非指称”二重关系是怎样区分的。其中最主要的意图是，如何走出“非此即彼”或“亦此亦彼”的两难状况。

二、“语言的身体性及其自我救治”：它不同于形式的英美语言哲学，在欧陆德法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着重揭示语言物性的两个方面，即语言的存在界面和说语言人的身体界面，以及两者的互补性。这既是语言哲学与存在神学的难题，也是个人最独特的感悟方式，尤其在今天网络时代对语言的毁坏，它才超出了个人的道德责任而担当着汉语言自身的救治。——这应该是我的立足点吧。

三、“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在技术理性和物质欲望占主导的今天技术时代，思想者可能死于无思想的各种自设陷阱，我的经历与见闻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性范例。我原来只想从个体经验出发研究它，也算对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回想，后来发觉它隐含着“民族与命运”的政治哲学意义，因而它能提供另一种眼光看待今天世界格局中的所谓“现代性冲突、危机以及恐怖主义”。所以，这个命题绝非是外在的、抽象的一句美文学。

四、“幸存者之幸与不幸”：“幸存者”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的自称，作为“幸与不幸”的未完成责任的反省指令，但它却给我以极大的触动。联系到自身的经历，几乎中国现代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信仰各个层面的危机我都切身地决非常人可比地遭遇着，为此，我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它按自己的思考提升出来、表达出来。

萌萌曾打算病情稍稍好转后，抽时间把它先整理出一个梗概作为“附录”放在《情绪与语式》后再版。我还记得，她要我回到海口请同学们打扫一下房间，把电脑修理好（“七个月没用了”），准备她回海口休养时“要用的”。没想到一个月后病情急转直下，而“要用的”整理竟变成了“遗嘱”。

今天，众多而零乱的笔记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整理出来，我只好对后两点稍做说明，因为它还带着萌萌思想微温的气息，像她在《记忆中“曾经”的承诺》里对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还有解释者蔻眉四人的特有气息所描述的那样：

在今天的世界上，读这样的文字，无异于忍受折磨。我不仅忍受着吕贝卡·寇眉的《拯救复仇》及其转述解释的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他们四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那种只与自己的灵魂厮守的人，他的概念本身最终都有一种特殊的暮色、一种深度和必然的（受难的？）气、一种无法交流和不自愿的东西，冷飕飕地吹向过路的人”，还特别忍受着文字在历史与现实之事实面前的冷峻、冷漠与无力。今天这个已恐怖得疯狂或疯狂得恐怖的世界上，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地聆听？

不要说，“从复仇中拯救出来”，或“把复仇转变为拯救”，已不能由哲学家来解释，而政治家早已用最科学最精确的武器强加给它们而解释成“把拯救转变为复仇”了——恐怖与反恐怖不就是“把复仇转变为拯救”或“把拯救转变为复仇”，其间解释之差异的合理度由谁来判断、裁定？“灾难”，只能由“灾难”。可是，无论哪一种解释，“灾难”，当然是“老百姓的灾难”，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记忆就在其中沉积、再沉积，而且只指向“沉积为复仇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延续着历史，或历史就是这样延续为现实，何曾转变为“拯救”或“救赎”？

尼采说：“很多人死得太迟，而有几个人又死得太早。”

寇眉说：哲人死得太迟，因为大多数人死得太早。

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尤其是作者说的，历来如此。它们的脱节在于：成事不能在记事中兑现。哲人应会成事也会记事。可是，他们成事却死在前面，民众不记或不会记；当他们死在后面时，死在前面的民众，在他们看来又不会成事，即无事可记。换句话说，要么民众瞎了，要么哲人瞎了。怨谁呢？

我此刻想说的是：哲人和大多数人总是死得太早，政治家总是死得太迟。

这才意味着：

“人活着但没有生命（daslebenlebtnicht——生没有活）：

1.救赎已晚；2.救赎已不可能；3.人还活着生命已死。总之，人、哲学尚未成熟。”

甜妻驾到：霍总别生气  重生之机甲大师  斗神天下  藏起来  绿茶女配真的不想红  都市极品系统  余心有碍（双重生）  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  悍妻之寡妇有喜  异世邪神  光谷的爱情故事  难言之欲（H）  情陷极品美女上司：无限诱惑  驱魔王妃  首富大佬的佛系小娇妻[穿书]  重生之幸福在九五  豪门龙婿  萌萌集7：眷念的一瞥  只手遮天  娱乐有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