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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论历史的和心理的辩证转化（第1页）

伪善——论历史的和心理的辩证转化在欧洲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莫里哀的达尔杜弗是以单一著称的。在这个人物身上，几乎集中了一切伪善的特征。他同以性格复杂闻名于世界的哈姆雷特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哈姆雷特的复杂性，许多人先是惊异，而后几乎是拜倒在哈姆雷特批评史的五光十色面前。然而人们曾惊异于这一事实吗？单一到用“伪善”一词就能概括的达尔杜弗，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近两个世纪，仍有着不衰竭的魅力；在整个世界语言中，“达尔杜弗”已成了“伪君子”的同义语，也就是说，它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形式，深入到心理意识的结构中，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表达。如果哈姆雷特之不朽，在于它的复杂，在于它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性格，既富有一种整体性，又留下许多迷人的心理现象，如同生活一样不能说尽，因而被后世无限地丰满和再创造；那么，达尔杜弗之拥有长久而普遍的审美价值，其奥秘又何在呢？

黑格尔在谈到典型时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完整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式的抽象品。”人们通常认为达尔杜弗正是这种抽象品的典型例证。其实达尔杜弗也是一个世界。他的性格确实是畸形的，这种畸形反映着他赖以产生的那个世界的畸形。如同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一样，达尔杜弗是17世纪法国社会的产物。他的艺术生命，以及这艺术生命所拥有的长久而普遍的审美价值，植根于产生他的时代。

这是一个充满曲折的历史转折时代。整个法国、整个欧洲，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列宁曾经说：“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就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这个过渡时期几乎整个地被打上了妥协的烙印：君主专制政体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在政治上妥协的体现。新古典主义是二者在文艺上妥协的体现。二元论者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则集中反映着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妥协。这时的资产阶级还带着乳气。不仅从客观条件上说，它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封建阶级的地步；而且从主观条件上说，它自己也还囿于传统的观念，而没能对自身的历史地位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虽然笛卡尔已在热情地呼唤着）。它不得不在政治乃至整个意识形态上，与已经腐败没落但还笼罩着神圣灵光的封建贵族结成可笑的同盟。新古典主义的庄严崇高，一开始就透露着这种滑稽的悲剧性。

这滑稽的悲剧性，凝聚着一整个时代的矛盾。

马克思曾指出：“君主专制发生在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制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这是对当时还享有无上政治特权的封建贵族阶级和已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概括。他们正势均力敌，互相利用。

这种阶级关系，集中反映在当时盛极一时的鬻官制度中。这时封建贵族阶级的全盛时期已近尾声，然而他们显赫的爵位远还没有失去迷人的光彩，他们的特权地位对新起的剥削阶级尤其有着无限的吸引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鬻官制度，既能满足王权对金钱的需要，又能满足资产阶级对爵位和特权的要求，构成法国社会独特的特点。

另外，当时封建贵族对农民和城市平民极端残酷的剥削，致使农民和平民已成为反封建的强大力量。王权因此极力笼络资产阶级，防止它和农民、平民结成反封建同盟。

但新兴资产阶级却仰仗它的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愈来愈不满足于无权的地位。资产阶级与整个封建贵族的矛盾开始激化，并逐步转入历史的前台。展望未来的一个多世纪，正是这个矛盾的爆发，导致了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这漫长的矛盾酝酿过程，把双方的对立推到了顶点，使得这次大革命，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更彻底，更深刻。

当我们把达尔杜弗还原到这历史的画卷中时，我们不能不惊异于眼前的事实：17世纪法国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竟浓缩在达尔杜弗生活其间的独特人物关系中。也就是说，这个人物，成为一个结合着而且交织着当时社会生活主要线索的“焦点”，通过这个焦点，不仅可以透视到17世纪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可以把握到这个社会的动力趋势。

达尔杜弗是在奥尔贡一家的争吵声中登场的，争吵的双方，一边是他的崇拜者奥尔贡及其母亲白尔奈耳太太，一边是以女仆道丽娜为首的奥尔贡家其他的所有人。

奥尔贡，这位巴黎的富商，同时也是一位专制而自私的家长。他将几乎已沦为乞丐的落魄信士达尔杜弗接到家中，当作圣人来供养、颂扬。达尔杜弗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表现的“虔诚”，诸如对捏死跳蚤的忏悔，在奥尔贡看来，都是崇高的德行。奥尔贡是17世纪法国正走向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庸人的典型形象。他们目光短浅，又自以为是，看不到自己是一个新生的阶级，却仰慕贵族，用各种形式，从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阶级那儿，寻求精神寄托。

奥尔贡的儿子大密斯、女儿艾莉丝及其情人法赖尔，甚至奥尔贡年轻的续妻艾耳密尔，则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新一代。他们受当时统治阶级视为异端的自由思想影响，正跃跃欲试地想摆脱封建专制家长的束缚。而以女仆道丽娜为代表的、出身于农民的“下等人”，虽然立人檐下，在心理上却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她绝妙地描画着达尔杜弗伪善的画像。她生气勃勃，富有见识，同莫里哀笔下其他的仆人形象如《司卡班的诡计》中的主人公一样，充满智慧、勇敢、乐观和斗争精神，他们对软弱无能的少爷、小姐的帮助，传递着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的可喜信息。

至于达尔杜弗，一般熟悉17世纪法国历史的人都公认，这个人物是当时披着宗教事业外衣、暗中监视居民、陷害倾向信仰自由的人们的伪善信士的典型。再扩展开来，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探索这个人物的典型性，我们还可以说，他首先是17世纪没落贵族的典型。他很可能是塞纳河下游两岸什么镇的一个小贵人，如奥尔贡所说：“他受封的土地，家乡人谈起来，也有凭有据，证明他确实是一位贵人。”但他之所以丧失财产，却当然不会是奥尔贡说的“由于热爱圣业，太不留意俗事”，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导致的。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当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代表着一种日趋没落的生产关系，土地剥削已不足以保障他们的生活开支时，能逃脱这种命运的，只有投靠路易十四的宫廷贵人，和放弃贵族“荣誉观念”、顺应历史潮流、从封建剥削转为工商业经营的“新贵族”阶层。因而“热爱圣业”，不是达尔杜弗丧失财产的原因，倒是他丧失财产的结果——在一部分没落贵族靠出卖爵位、土地或靠与富商结亲混生活的同时，不是也有一部分没落贵族混入良心导师的队伍，从宗教职业中寻求出路吗？不能靠高官厚禄爬上第一等级的贵族，同样可以用别的欺骗方式寻求朝思暮想的最高归宿。达尔杜弗典型意义的前提，正在于它遵照历史的真实，将“伪善信士”和“没落贵族”的典型，成功地糅和在了一起，它的真实的生命，也就是因为来源于这一历史的真实。

然而达尔杜弗终究是一个用“伪善”一词就能概括的形象。历史并没有停留在达尔杜弗性格的表层——独特的人物关系中，而是通过单一的性格特征——伪善，沉入一种单一却复杂的心理状态里。通过伪善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才是达尔杜弗性格的深层结构。它反过来，折射着造成这单一心理的复杂的时代、复杂的社会，从而跨越这时代、这社会，走进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审美的心灵。作为审美的对象，它应该是“物态化了的一定时代社会的心灵结构”。这心灵结构，虽然归根结底仍然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规定和规范的，但作为一定社会历史的积淀，它却不可能简单是这社会历史的直接对应物，而是其转化形式。因而二者之间的转化及造成这转化的中介，才是达尔杜弗之拥有真实生命的关键所在。

这中介，其实就是与“物态化了的一定时代社会的心灵结构”直接对应的、物态化了的一定时代社会的文化结构。它是一定时代社会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是人文主义思潮，那么，17世纪法国的敞开了灵魂的心理学，则是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它可以被看作17世纪法国社会物态化了的心灵结构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丰富的中间层次。在欧洲文化的发展中，新古典主义思潮是人文主义思潮和启蒙主义思潮之间的一个曲折阶段。它将肯定和否定融于一身，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但终将因其对理性的片面强调而走向反面。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之后沐浴着朝阳，在对昔日古希腊罗马世界的甜蜜回顾中憧憬着未来。人文主义作家，极力推崇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历史、文学，掀起了向古代学习的热潮，从古代作家的作品中汲取热爱生活、肯定人的力量的思想，用以反对中世纪神学和天主教的禁欲主义。尔后，当理想不得不让位于现实，思想和意志的力量不得不暂时屈从于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命运的时候，文艺复兴运动便不得不让位于新古典主义运动了。

向古代学习的潮流，开始向另一个侧面发展。欧洲的一些作家转向从古代寻找文学创作的典范和理论根据。他们研究古希腊罗马的理论，在创作实践上有意识地学习古代的艺术方法，或多或少地采用古代文学的体裁和题材。这种倾向逐渐加强，到17世纪，在法国——它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

这个君主专制国家的文艺政策制定者，即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和他创办的法兰西学院，在古希腊罗马发现了他们认为和谐的社会机构的典范，因此有意识地从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形式和典范中寻找其社会道德理想的表现方法。不仅力求建立一种与专制制度的政治任务相适应的文学和语言的规范，而且力求使之成为全国性的风格，把美学和批评问题提到政治原则问题的高度。这几乎是对国家理性的顶礼膜拜。

而笛卡尔，这位新兴资产阶级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代表人物，这时正以其“怀疑论”为武器，否定盲目崇拜神的蒙昧主义，走向自觉赞颂人的理性主义。他将立足点从否定自我的绝对本体转到正在认识的自我，把英国经验论的感觉，提高到神圣的坚定立场，以对抗中世纪神学的威严与崇高。他的理性的本质是怀疑的、否定的，没有这理性，历史曾形成的狭隘的经验感性绝不能独立支撑人的站立。但反过来，连赖以站立的根基——感性——也怀疑、否定掉的理性，难免不陷入自身的反面，把理性变为信仰，或向信仰让出本该夺回的地盘。这矛盾着的哲学，印证着一整个时代的矛盾，终于成为“国家理性”神圣的光圈。

新古典主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很快就在法国形成了，并逐渐推向整个欧洲。从现象上看，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似乎在重复意大利的古典主义曾经做过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们已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的不同。联系二者的，只不过是对古典文化艺术各取所需的迷恋和崇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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