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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问题何以对我成为问题我的初始经验的记忆和描述（第1页）

语言问题何以对我成为问题—我的初始经验的记忆和描述1

我关注语言问题，更多地不是学术的趣味，而是生存的需要，因为归根结底，人只有靠语言自我造型、绵延，自我显露、遮蔽，在语言中寻求进入语言的可能。

人作为个人，已生活在既与的既成语言中了，这是一个经验的事实。这个既成语言先在地规定了人的生活、思维、表达。往往人们说语言，以为是一种有意识的表达，其实大多数是无意识的。也就是说，有人穷其一生或许都不曾获得个人语言的悖论经验，即陷入公共语言作个人表达的困境：

我只能用公共语言表达；

我不能用公共语言表达。

或者说：

公共语言是我的存在；

公共语言不是我的存在。

一种单向地、一维地被无意识公共语言所说的存在或共在，宁可叫作非存在。所以，在世界中，即在语言中，这是人的幸运，也是人的不幸。

而当人一旦获得语言的悖论经验，却往往陷入另一种更大的幸与不幸之中。如果前一种幸与不幸是一种无意识，那么这一种幸与不幸则是一种自我意识、自我观照着的困境。我将它称为痛苦。它是自我意识、自我观照的困境带来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是非实指性的。

许多年了，我从我的许多经历中—包括有意识的经历和无意识的经历、直接经历和间接经历—寻找我关注语言问题的端倪。我一次又一次地用各种方式试图描述它，或者说，用各种方式在相似性的迂回里试图接近它，直到宿命般地被逼入一种语境，一种纠缠于痛苦与苦难区分的语境，我的问题才在反身的直观中成为一个惊醒着的、恐惧着的、敏感着的切身的问题。

它应该是生成性的。

问题是，它如何才可能是生成性的。

2

人在语言中寻求进入语言，当然不是在世俗生活和日常用语的意义上。在反身观照这一寻求的经历时，人不能不惊异于一个平凡的事实，即一个人真的要走进语言，实际都面临着一个从日常语言到专业语言到作品的—不断变换生成语言的过程。人将自己变成作品，人就是作品，人因此以个体的形象区别于他人，同他人建立起一种独特的、不可取代的联系，真实地存在于世界。

人生活在既成语言中，是因为人学语言，不仅是学字、词、句，而且是学观念，学感受方式和经验方式。进一步，进入专门领域的学习，他的习得过程，亦是一个接受专业化既成语言的定向过程。他不得不取舍而集中自己的表现领域。但同时，有一个始终伴随的底蕴可供补偿，那就是他的经历、遭遇切入的无意识的日常语言空间。这无意识的日常语言空间，被经历、遭遇的独特性所带来的内部紧张和张力激活，而充满蓄而待发的各种可能性。人们一般意识到专业的取舍，而对转换，尤其是转换中的生成，往往无意识。要么二者脱节，人过分裂的生活；要么二者混淆取代，人被专业化，在专业化的概念或图式的平面转换中，失去初始经验的新鲜和活力，失去创造的可能。须知日常语言向专业语言的转换，不单纯是一般既成语言向特殊既成语言的词形变换，更主要的是寻求一种断裂中转换的形式生成性。唯其如此，作为人的一般文化语境及其独特的生活感受，才可能拓宽其专业语言的生动的意义空间。因而这里要紧的是，与其强调专业的敏感性，不如强调人的敏感性，这是切近根底的生成性敏感。

所谓有思想，所谓有具有深度的表达力，也无非是凭借这种生成性敏感，在程序化了的专业语言中，造成一种破坏常规的断裂、偏离和转向。而专业语言积累的厚实，不是对这一断裂、偏离和转向的阻塞，而是带来一种开阔的眼界和伸缩自如的知识背景。

但语言问题之对我成为问题，更重要的，不是专业的原因，毋宁说，是问题引导着专业的选择，并力图拓展专业的视野。“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本身就是越界的。“问题”的引导才可能造成一种生存、思维、表达一体的生存整体性及其意义的生成。

我们是有着苦难记忆的一代人。或者准确一点说，在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的记忆里，苦难是生长着的。它不满足于铺陈的、在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的”描述，它渴望捕捉问题、生发意义的表达。而难以表达的、欲说无言的苦难，本身就是痛苦，是个人精神性的苦难。

3

人一生中总有一个这样的时刻，什么都不想再说，不想再想，只希望能静静地面对自己内心的一点真实—这真实不是什么，不是任何能把自己以“什么”的形式交付出去的东西，毋宁说，它什么都不是。

但它是莫名的有；是语言的确定性被松动、瓦解的语言的缺口；是无语。

在发生的那一刻，它可能有着某种外在原因的引发，但更直接的，却总是蕴藏在人的生存状态里的情绪被整个翻腾起来所导致的，并不具有特别的时间意义。它作为个人的事件，使真实的个人从他人的语境中脱落，成为可能。

一个重大的外部事件，如西方人经历的两次大战，如中国人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可能造成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在劫难逃的不幸，造成被设定的期待的偏离、脱轨—我们曾经历过了。这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经历的，往往只是一种外在的、强迫性的经历。它可能从价值的脱落回到存在，回到生存的零度，但并不逼视语言的缺口或缺口中的生成。它就只是一种没有表达也无须表达的生存状态罢了。

除非苦难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除非表达成为问题，成为转瞬即逝的困境。

像两次大战或“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所经历的那样，被设定的期待的偏离、脱轨，也许是在某一个明媚的早晨或温馨的夜晚一次发生的，对于某一个真实的个人来说，却只有真正经历过内心痛苦的咀嚼，于彻底的否定性中建立起在审视世界的同时自我审视的眼界，断裂和悖论才可能成为个体生命的直现和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对于一个敏感的、拥有直观能力和反省能力的人，甚至不需要直接经验，即直接遭遇的触媒作用，内心事件即成为直接性本身。

这时，情绪—无语成为逼视语言缺口的期待着的表达，无意义的，或说已失去了一切意义粘连的空无的声音，突兀地、持久地牵引着你的全部注意力，它既是对他人语境的有意识地中断，又是对个人独特语境、独特表达的无目的、无指向地追逐。

这是个体生命在寻求自己独特表达时转瞬即逝的困境。

而全部困难都在于，“人进入语言”的无法摆脱的前提正是—“人在语言中”。语言的缺口至多是人用自我撕扯获得的瞬息的可能。

4

苦难和表达或问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苦难就是苦难。但苦难一旦成为记忆，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它就同表达一样，是立足于真实的个体的。苦难的记忆，特别是苦难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它同表达之间，已经有了一种或然性的关系。它已可能是一种双重的痛苦：既承担着不堪其扰的历史的重负，又期盼着不可忘却的记忆的语言化。它是当下性的。只有在这时，在记忆和表达一样成为语言问题的环节时，苦难和痛苦之间才有了一种区分的联系。在这里，区分和联系是同时建立的。

苦难区分于痛苦的是它的被迫性、外在性和趋同状态。无论它是亲身经历的，还是在耳濡目染中感同身受的。它的一般表达因为实指的原因，更多地只是一种人的共同处境的描述。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一般的价值判断。

而痛苦则不。痛苦总是个人的，是个人内心咀嚼的。我曾说痛苦是一个人内在的深度，当然是取痛苦区分于生理痛苦、心理痛苦的精神性的意义。这个区分的主要之点在于，精神性的痛苦是非实指性的。它不仅以这一点区别于生理的、心理的痛苦，也以这一点区别于苦难。它是苦难向文字转换的一个环节，一个非实指性的、在转换中尖锐出来的环节。

它几乎可以说是人从平均化、普遍化的给予即剥夺中挣扎出的—个人真实存在的裂隙或缺口。只有正视人的残缺、破碎和有限性的人，痛苦才不是一种文明的矫饰、喧哗或精神性的奢侈，而就是一种类似疼痛一样刻骨铭心的记忆。

极而言之地说，没有真实的、在差异性中生长的个体，也就没有失语的精神痛苦。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失语的、精神性的痛苦造成既成语言的中断，造成语言转换的契机和可能，也就没有真正的个人表达，尽管痛苦的表达何以成为可能仍然是一个问题。由此，痛苦不是价值判断的，而是在语言问题范畴内或说在语言层面被直观的。而实指性的痛苦，如生理的、心理的痛苦，当然不在这个范畴内，为在这里暂时的区分，我们毋宁把它们叫作个人的或个人感受的类的苦难，它本身就是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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