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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神—人之间的意义,只要松动了同某种类型或属性之间的确定性的关联,便有多种走向的可能。从神—人主体性,回复到神—人之间的类型性包括欲望的类型性(欲望的普遍高涨和超限度的膨胀作为后现代现象,既是主体性消解的实现,同时又是现代性危机的征兆);或者降解到个体性的人—这一条回复或降解路线,是在多种可能性之间充满随机和偶然的,归根结底是人的临界的自由选择,并没有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
在个人或个人真实的存在状况或个人的生存事件同时间的关联上,新约的“中间时间”敞开了另一个可以引申的理解空间。洛维特在“时间”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从时间的角度,用“中心事件”区分了“新约”和“旧约”,引出了“中间时间”的概念:“基督教的时间计算是特别的,它是从一个在时间实现时发生的中心事件出发记数的。在犹太人那里,决定性的事件还在未来,对弥赛亚的期待把所有的时间划分为一个现在的时代和一个未来的吋代。对于基督徒来说,救赎历史的分界线不是一种单纯的将来时(futurum),而是一种现在完成时(perfectumpraesens),是已经发生了的主的降临。鉴于这个中心的事件,时间既是向前计算的,也是向后计算的。”“中间时间”,在“区间”的意义上可以类比为“长时段”概念,尽管取向不同。如法国的年鉴派,布罗代尔是其完成者,讲究大历史背景、大时段:地理时间第一位,社会时间第二位,个人时间第三位。地理时间是大时段的不变因素,因为它反映着人和自然的斗争,成为结构的基准,对应提出结构、世态、事件。基督教的“中间时间”虽然也作为长时段的不变因素,但不是以自然地理作基准的,而是人在历史中自我救赎的现在完成时—个人时间因而是第一位的。
“中心事件”使全部历史变成“中间时间”,实际是说,拥有“中心事件”的人才可能将全部历史体验或感受为“中间时间”—“这段中间时间,即全部历史,既不是一段空洞的时间,在它里面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也不是一段繁忙的时间,在它里面一切都可能发生,而是从秕糠考验和甄别麦粒的关键性时间。其稳定的内容是由‘上帝的感召和人的回应’这样一个命题的各种变种构成的。把历史体验为‘中间时间’,意味着生活于两种相互争斗的意志之间的极度紧张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间时间”是经验层面上个人的时间概念,是个人在苦难中的在体性担当的感受性时间形态。换句话说,在中心事件笼罩或向两端投射的历史中,历史不过是“中间时间”在时间中的展开。所谓“现在完成时”,乃是将作为救赎历史的“中间时间”浓缩为或缩影为“当下”,它体现在当下的言行与抉择中,而使当下处于极度紧张的张力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的“中间时间”作为某种感受着的历史的长时段概念,在置换了背景的引申的理解中,作为区间的“长时段”,具有将时间空间化的结构性特征。这样一种结构改变了连续性的历史单向的、链锁式的必然性因果关联—似乎只有伟大人物、伟大事件可以担当必然性环节。现在实现了当下,反而放大到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有自己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个历史责任从最基本的存在论的角度看,首先是立足于对苦难的当下的承担。洛维特除了理性对付理性的反证,他认为唯一最具权威性的否证只能是苦难—“通过把‘历史哲学’这个复合词分析还原为它的原始要素来实现。能够从根本上产生历史解释的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对历史行动所带来的灾难和不幸的体验。”是苦难使一切进化论的意义观露出虚妄的破绽。在这个生存论的根据上,可以说,苦难是进化论的意义观的自我否证的负面。进而正是苦难切断了进化论历史观的时空连续性,即斩断了同过去时或将来时的必然联系,而由此敞开当下时间的个人经验性,正是这当下时间的个人经验性成为时间本身不能忽视的时间维度。进而这切断了同连续性必然联系的、此时此在的空间的结构性,不仅是具有时间性的,而且这时间性具有个人感受性的生成性的特征。再换一个角度说,这里的结构已是可能作为生成的中介在时间中展示的,因而中介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生成转换的可能空间。这里造成时间维度转换的中间环节是苦难,或说是真实的个人对苦难的当下承担。
因此,当社会理论自身反省意识到应“将时间性引回社会理论静止的核心”时,这被引回的时间性,无疑已是经过了对形而上学时间观的批判,即明确地消解着时间本身可能带来的逻辑建构的时间性,而具有具体化的经验性的特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是一种角度;吉登斯的“时点”概念,即吉登斯提出结构化的每一个“时点”都综合体现着三重时间—日常经验生活流、存在的时间性、制度性的时间长波—是另一种角度……不一而足。“长时段”的时间分层,或对“时点”的不同角度的多层面的把握,都是源于经验的发现,至少是在“相对论”的启发下,发现时间的质不一样、密度不一样,所以在表现每个时间的层面上的向度、矢量是不一样的,才出现变化快、慢,变和不变,连续性和连续性中断的各种区分。总之,对“时段”或“时点”的不同角度的多层面的把握,总是对时间空间化的一种结构性的把握。由此,时间不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过去、现在、未来一体的抽象,也不是日常理解的绵延的流,而是可以具体通过时段或时点来把握、描述的空间结构。这是时间形态的区分或时间的感受性形态区分的客观性的依据。
而各种区分了的时间形态或时间的感受性形态,或许都可以看作将社会理论引回到生存论大背景上,由此展示被具体范畴化了的历史和身体的丰富视角的现代结构性的分层及其层次互补。而不论结构与结构的关系或结构本身层次与角度的关系何等丰富、繁杂,关系的关系,不再能成为结构的中心—同一性的任何形态或变种,而只是在区分中呈现着,或逼近着,福柯所说的“必然性的当代界限”。尽管这界限在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不同的范畴关联中,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形态和关联域。只有逼近这一界限的反省而自律的个人,才可能成为时间、意义和苦难联结转换的具有生成性的中介。
四、意义临界的转换和转换中的生成
再换一个角度,回到苦难同意义的关联上。只有历史单向的锁链式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出现中断,驾驭其上的“历史神学”和“历史哲学”的意义确定性被消解而敞开可能性空间的时候,同真实个人相关联的生成性的意义或意义的生成性才是可能的。因而意义的规定性往往是在意义同意义的区分中确立的,就像时间形态的规定性往往是在时间形态同时间形态的区分中确立的一样,没有区分的联系和环节的推进,问题几乎无法伸展。因而问题的深入伸展同样不能仅仅停留在思辨的层次。真正的深入也同样需要经验事实的描述或叙事作铺垫,在铺垫的视野中寻找深入真实的契机。这里真实本身就包含一个现实的人不可逃避的历史身位和关联方式。所谓在历史中进入历史不是逃避历史,而是改变同历史的关联方式,确立不同的历史身位—它本身就是意义的获得。在意义同意义的区分中,同在时间与时间的区分中一样,苦难是一个基本的联系环节。为走出意义的思辨,感受性与苦难的关系无疑是揭示并区分意义的一个重要角度。
苦难作为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既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存在,又是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作为一个个历史事件来看待的。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本来就是以苦难作为背景,从苦难引申出原罪、负罪感,引申出救赎。过去时的原罪,将来时的救赎,都是从苦难引申出来的。在历史进化论那里,苦难,连同在世俗经验层面承担着苦难的个人,统统退到了次要的、无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消逝着的非本质的环节,其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指向本质,而本质就是目的论规定的历史进步。历史性及其意义同经验层面没有关系。在对待苦难上,历史进化论比旧约的神学更多了一层冷酷的或狡计的理性与伪善。
中国现代史,从传统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接受了科学进化论或历史进化论的时间观,放弃了封建王朝“五世而斩”的轮回说。本来在中国的天道自然观中,苦难只是“天命向善,人命伪之”的一个从属的偶然的负面,它是应该而且可以在“扬善惩恶”中消除的。近代以来转向历史进化论,原来苦难可指望在周期轮回的“太平盛世”中的缓解,也就推向永无休止的未来期待中。换句话说,为了将来的幸福,现在的苦难变成了应该的付出即奉献的自我享受了。苦难有外来强加的,如“天灾人祸”。“人祸”主要指外族入侵和坏人破坏。它有着明显的被迫性,自己无论抗争与否,都不承担苦难强加的责任。苦难还有内部自身的,是人在追求幸福理想的“善良”动机和“崇高”愿望中产生的。这时的苦难究其根源自己有推脱不掉的责任。因而苦难的承担由被迫而变为主动,与个人的感受性同构于生存论中。
或者说,苦难、感受及其意义,已然就是生存论的此在结构。这结构内化为感受性或感受的生成性,在对苦难的感受和承担中,造成意义的区分、转换、生成。只有这时,苦难的客观性和存在性,它在感受性上的重负、轻省的重负、轻负才可能据以区分,以及既成意义的化解和转换意义的生成才成为现实的可能。
同历史相关的意义同样可以区分为重负和轻负,亦即苦难同苦难的区分可以规定重负和轻负,意义同意义的区分也可以规定重负和轻负,在两个层面或两个环节上都可以作引申的理解。
在同历史神学的神道或历史哲学的人间正道的确定性的关联中,意义成为重负。接受它的个人必须将整个未来沉甸甸地背负起来。亦即不论以何种形式,只要苦难同终极的意义联在一起,同一个整体的时间观联在一起,它就是人不堪承受的重负。
但要特别作为一个问题指出的是:在重负的意义关联中,承担意义的个人,却常常是轻省的即重负成为轻省的重负。这是因为同意义关联的苦难被蒙上了历史神学或历史哲学的神圣的光环,被动承受的心态用主动的宽解、感恩淡化了甚至化解了苦难,苦难因此而轻省。如苦行僧、基督徒、理想信徒,他们的行为方式都可能有受恩、感恩在里面。中国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也有这个意思。西方的神学语言,中国的道德和理想语言,都可以把重负轻省起来。这是人们对重负的一种感受方式。这个感受方式有可能隐含着悖论:既是很高的觉悟、境界,同时又是自欺。中国式的理想中,这种自欺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应该将轻省的重负同轻负区别开来,轻负并不是重负的轻省。轻负其实是把历史哲学、历史神学人为设定的人间正道的虚假性消解,因为他们都是把超验领域的终极问题放到经验领域来实现。表面上从神义降解到人义而“还俗”即神的人化,实际上却是对人的神话,即把人的责任拔高到不可企及的虚幻程度,当然是对人的代表(阶级、政党、领袖)的神化,从而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消解这一点本身既可以达到人的自律,又维护了超验意义的正当性,或更准确地说,是神圣性。在这种意义上,轻负,即是让神归神、人归人,亦即让神还原为神、人还原为人。因而对重负的消解可能是无意义(一个必要的说明是,意义的对极是无意义,即虚无主义或无聊。虚无主义是无意义,无聊也是无意义,但无聊不等于虚无主义。无聊更多地是一种中国的无意义方式,西方也有西方的无意义方式,如荒诞。这也是一个可以比较研究的问题);也可能是来自意义内部的另一种方式的消解,如轻负,轻负的意义。轻负是个体性的人无可逃避地担当,既担当苦难,也担当意义。
当然,苦难不能等同意义,甚至它也不能作为意义的载体,一旦作为载体,它就同意义具有一种同一性关系,特别不能揭示苦难自身存在论的事实。因为苦难就是事实而不是意义,在根本问题上,它可以否定任何意义,对任何意义形成追问。正因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把存在论的事实同它的种种价值关联或意义关联剥离开来,然后依据存在论的事实重估或重组价值或意义。苦难作为存在论事实,它自身不能特指意义或指涉特定意义。将苦难规定为意义,并将这意义同终极目的和终极意义联系起来,恰好是历史进化论所为。就意义和苦难的关系而言,就好像是正面和负面,负面是对正面起否定作用的。这种剥离,也属于存在和价值的剥离,同样是存在否定性和虚无性的显示。只有在存在的否定性和虚无性的显示中,生成性才是可能的。个人的生成性在苦难中接受苦难的启示,就等于接受存在的启示一样。或许苦难也可以把个人引向宿命,如果这样,归根结底是被苦难的观念形式所左右,而不是苦难的自身给予。苦难作为否定的方面,既是个人消亡的根据,同时也是个人生成的根据。
重负、轻省的重负、轻负,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就“负”的身体性而言,都立足于个人的在体性的担当,因此在个人承担这一点上有贴己的区分和转化可能。因而不论是重负还是轻负,感受性也都是一个延伸的环节,只是在重负中它是纯然被动性的、被规定了的—被无限所确定的意义所确定。在轻负中,它却是消解而生成着的。当然因消解而中断的感受同因消解而置换的感受绝不同一,但它们又都在感受生成性的界面上,即在界限上被有限地转换,于是在生成性感受的反思中才有什么死去了、什么新生着的置换。
它同时也是生成意义的规定,即当感受在此时、当下、这一刻成为生成性的感受时,实际是在这一刻意义生成了。必要的区分是,感受的生成性可以生成自己的意义,但它并不等于意义。意义只能在关系中来陈述。感受的生成性既可以是在关系中感受,也可以是对关系反思的感受,也可以是切断和置换关系的状况的感受。例如,它将作为基本存在的苦难和各种意义的关联纳入自身,亦即将时间性和空间性纳入自身,使自己临界转换而生成。因而当感受性成为感受的生成性时,它一定是同某种确定性发生了关联—无论在确定性的哪一个层次上,如意识、逻辑、语言、身体……这同某种确定性发生了关联的意义,由此成为主体间的存在进入交互领域。同时,它又是反思或反省着的。它的每一点“他在”或同他在的关系的延伸,都反身着对这感受的“自我”审视。苦难同苦难区分着,成为自我承担、自我撕裂的苦难的悖论,苦难成为痛苦。这成为了痛苦的苦难才是自我生长的。如薇依,在期待的门槛上,在不幸与不幸的区分中,将自己变成被赐福的倾空的不幸。或如福柯,他在两种时间形态中描述“身体”:一种是用谱系学分切历史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身体的血缘出身(herkunft)和出现(entstehung),特别是这样一种出现(emergence)即感受生成或兴起的时刻与状态;一种是用存在论或发生学的当下生成与感受的姿态发现身体的反“历史与理性规定性别”的非性别化感觉的沉沦与兴起。
最后或不无必要的说明是,时间和意义总有某种关联,但“特定”的关联却是特定的“学”或特定的“意识形态”造成的。“苦难”同“痛苦”的区分,作为一般向真实个体转换的转换形式或环节,当然是一个可以深入的相关问题,问题是,在时间与意义的特定关联中,苦难本身也常在可有可无的偶然地位。这正是其“特定”关联抽象而不真实的表征。因而到头来,苦难只有用苦难的方式让它们颓伤而清醒,于是才有无可奈何的重负或煞有介事的重负把苦难标榜出来。然而苦难是不证的事实。不证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苦难的存在不须五花八门的正名,如同死亡就是死亡,无须奢谈论证;另一层是:苦难既不争你的轻慢,也不争你的畏惧。亦即你看轻它并非就轻了,你看重它也并非就重了,它要的是直面的担当—化解而创生意义的正当性。
所以,上面陈述的,大都是基于区分的可能性关联—它们的存在与可能性的转换。至于如何存在、如何转换的机制,无疑是需要作专门的研究的。
1998年9月初稿
1999年3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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