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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记 被问题审视的记忆（第1页）

代后记：被问题审视的记忆除了读别人的文本—那些死去了的思想残骸，我本该面对自己已经在死去或者正在悄悄死去的躯体。说来惊吓，一切过去的经历，哪怕是刚刚发生的，转身已丢失，仿佛被一个巨大的、异己的黑洞吸去，它不再属于你，除非你能用语言将它拽到某种记忆复活的意向中，使感知、想象也同时在记忆复活的意向中获得一种瞬息性，使某种经历以语言事件的方式呈现、还原。但语言也不属于你。它同样是巨大的、异己的、黑洞般的存在，除非你能借用某种语言载体激活它，即在指涉中获得再生的自我性，使它在这一刻成为贴己的即切近身体性的语言的物性，它因此成为对这一个人敞开的、可倾听的表达。只有在这样的交互性中，你才不仅给予了，还同时使这给予获得公共性的生存权利，即在公共语言的生活空间，你的表达成为陌生者的照面。

在离群索居忙于事务神情恍惚的日子里，我不仅在丢失我自己，也在丢失你、丢失他。因为不被倾听的我、你、他在“我”这里都是不存在的。这里的倾听当然是在交往沟通的意义上，包括语言、语言行为主义的交往沟通的意义上，被使用乃至规定的。最广泛的、跨越时空的交往沟通方式就是阅读。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我不得不遗憾自己丢失了太多阅读的契机。

而阅读不仅是“读”，而且是进入，是在不预设目的的阅读中随处把握的进入和进入中的提取。没有这进入的阅读和提取，经历也往往被丢失了，不仅是当下经历的丢失，也是用思索带出过往经历的机遇的丢失，因为即使是纯逻辑概念、范畴的推演式的思索，也无法彻底摆脱经历的经验的粘连。甚至可以调转一个方向说，即使是纯逻辑概念、范畴的推演式的思索，也可能离不了经验偶在中的转换的契机。经验、语言的给予被给予的相关性，在思索的动态呈现中，其直观性几乎是可以洞察的。因此强调进入的阅读和阅读中的提取本身就包含“我”（我的问题、我对事件的取舍视角，乃至我的身体同历史的摩擦和交接留下的各种独特印记所构成的内在语境），同他（他的问题、他对事件的取舍视角，同样乃至他的身体同历史摩擦和交接留下的各种独特印记所构成的内在语境）的相参照的区分。

因而阅读不仅是读他、读你，首先是读我、读自己。而作为载体的语言，即激活着记忆的语言，除了书本即文本形式的语言，也包括日常语言的现象描述。甚或只有从文本形式的语言有意识地扩充到日常语言的现象描述，才可能更多地具有经验转换的包容视角和直接契机。问题只在于这描述如何走出诗人与思者之间的悬浮状态，达到既避“日常化”又避“诗化”的学理要求。

这里，语言复活记忆，实际是反身阅读自己，这个“反身”本身就是我和我的时间缺口—即连续性的时间在“反身”中呈现为断裂，我也只有在这断裂中才真的可能直观自身，否则“我”永远是在连续性中消失着的。而只有反身阅读自己，记忆才可能走出日常记忆或浪漫化记忆的记忆的假象，在再感觉或再思索中语言化。因而真正的记忆总是被问题审视而牵引的。

……转眼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了。1990年的早春，在六部口拐角进去，在那个信步在长安街上纯属偶然找到的小旅馆的客房里。一切交谈的细节都已淡化、退隐。只有一句“对话”持久地停留在—那个时间。

那是我同我的一位那时已相识近十年的朋友的对话。当他第一次知道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那是一个寒冷的、被早春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的日子。

我还记得，更早，1985年的晚秋，我和我的朋友应邀到四川成都参加一个美学研讨会，回武汉时绕道西安，在陕西师大逗留时，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的女作家固执地同我争执的一个问题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否过于看重自己所承受的苦难和痛苦，因而对下一代人取苛求的态度。我已不记得我是怎样为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辩解的了，只记得其间的沉默，和简陋的教师宿舍中昏黄的灯光暧昧地摇弋的光影。

多少年，除了偶尔打开记忆的门扉，除了在心底保留着一代人独特经历的记忆，我毋宁说更像一个封闭了窗口的单子，突兀地飘离了背景，只以一种或许带有这经历印记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游离地同外界保持随机的联系。但经历中的许多事情其实是不可能丢失的；但背景其实是不可能丢失的，如同一个人生长的土地，即使它吞吐着莫名。阴历1968年底，我和我的同学一起插队到鄂西北山区。一去就碰上了那年冬天的一场特大的雪。在郧县南化，那个当时连真正意义上的公路都不通、只有一条路况简陋的泥土路通达的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这场一下就止不住的大雪，意味着同外界完全中断联系的、冰封雪冻的孤单的落寞的世界。除了用早已准备的湿树疙瘩围着堂屋用石头围的“炉膛”烤火，人们似乎无事可做。只有我们“知识青年”兴奋不已。长那么大第一次看见漫山遍野银白色的覆盖，白得耀眼，白得厚实，白得宁静，只有若隐若现的炊烟在低矮的农舍上淡淡地袅绕，像银白色山野起伏的呼吸。我的刚刚远离喧嚣、一时还耐不住寂寞的心，几乎是被一种巨大的凛冽的单纯所震慑。

这个记忆是刚刚补记1990年早春那个飘雪的日子一下唤起的。说是“一下”，但并不直接—中间还有一个跳跃的记忆，即1990年前最后一次离开北京的情景。那是1984年的春天。北京，劲松，一个半地下室的宿舍里，一群朋友中间。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突然想念长江边的家，我知道我是因为深深的感动才这样想缩回内心，但我无法解释。我在一个清晨醒来突然决定提前回汉，并立即买了当晚返汉的火车票……拿着临时买的回汉的车票，伴随泪水喃喃而出的是像雪中的足迹一样单纯的诗行：“下雪了纷扬的雪花带给我一片想象的洁白……”那天深夜，朋友们一起骑自行车送我去北京火车站，离开劲松不远，自行车的小队伍刚一拉开，我坐在一个朋友的自行车后架上若有所思地摇晃，夜色中清晰地传来另一个朋友乘着夜色对我的评价或批评：对于男人是财富的东西，对女人却是不堪忍受的负担。那一刻，我被震动了。当零点，北京至昆明的火车缓缓启动时，倚在车窗口，目送五位朋友的身影同月台一起远去、一起融在愈远愈温暖的灯火里，我想：为了你们，我也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在你疲惫不堪时，你的几乎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意志，能够兑现这句从未表白的承诺吗？没有表白是因为无须表白，如同有一种感激也是不需要表白的。因为它首先只对一个人自己有意义。在纯然对自己有意义的意义上，人与人的交往，包括感激、许愿、承诺，首先是在自律的原则上建立的一种自我要求。你只能说，这是一个持久的承诺。它也只能在持久中获得意义，最终成为一个可能兑现的承诺。

说到女人不堪忍受的负担，这正是你要存活的意义。你注定了不是，也不能是性别的被动承受者。如果是，那你就退回到平庸的补偿，像革了一阵子命后当了阔太太一样。这种性别恢复与认同是你需要的吗？它只是软弱时的一种后悔着的安慰的援手。你只能在这个性别中立的经历中往前走，才能走出一片开阔地，为常人所不能企及。

事实上，这种性别中立的特殊性特殊感受，是你的一大财富，它一直延伸到今天你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你承担的远远超出一个性别女人所应所能承担着的责任与命运。如果这是女人，这也是一个在自然人的意义上的大写的女人，而不是时下流行的小女人。你要在这个方面自觉自信起来，并寻找着它的文字。

前面这些扑朔着的文字或许是真实的，但只是一面的真实，它显露的是一个隐含着哀怨（伤感）的女性文字。这里有另一个角度，不是要一个取代一个，像今天自己把自己坚挺起来的女权主义者。今天的上帝它的性别是中立的，它的严威中有着自我承担的苦弱。柔弱和坚强共同塑造了你，但最后选择的一定是要灵魂出窍者。若不这样，你就辜负了你的经历。

然后除了一次中转火车的几小时逗留，六年我没有去过北京，直到1990年的早春。

“雪”，在这里成为记忆转换的契机，它凝结着越久远越单纯的想象，像一种气息、一种氛围，毋宁说像想象着自身的纯洁和宁静。

我只在郧县南化待了一年，从1968年阴历年前的那场大雪，到1969年11月23日的第一场大雪后不久我“戏剧般地”离开。1969年11月23日—不知道这么一个具体的日期、一个并不具有特别意义的日期，跨越近三十年的岁月，是怎么辗转曲折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

那天，下雪了。

1969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据说比往年下得早。在被称为湖北西伯利亚的鄂西北，在那样一个三省交界的小山庄的日复一日的农作生活中，那个日期被偶尔地记住只是因为同“雪”连在一起。

在那之前、之后发生了那么多戏剧性的事情，有那么多该记住的“日期”都没有记住。我用的是“戏剧性的”这个字眼。它隐含着赫尔岑用“家庭的戏剧”直陈各种形式的惊心动魄的死亡事件的影响。那一段日子同样伴随着死亡的阴影—肉体的、精神的，伴随着亲人的骤然地永久地消失，伴随着疑问、背叛、分裂，伴随着不能成眠的夜晚和噩梦不断的白天，伴随着没完没了的“怎样才更接近正确”的自我拷问……即使在远离都市武汉一千多里的、与外界隔绝的大山里，我们也终于没能逃避革命对1968年人的一种具有多重含义的考验—1969年秋天，追查“5·16”运动连带的大清査同时发生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土地。

我几乎想—说“想”还不准确，而是几乎无意识地，我的文字没有停顿地跳过了这一段生活—把它留给遗忘。但我无法遗忘。近三十年，沉睡中跌入的噩梦像一块意志无法覆盖的飞地，执拗地惊醒着我的失语的记忆—我知道，我必须面对它。我唯一能做的是有一天用文字聚拢它的魂灵，将我的悼词像鲜花一样地撒上。

在那场大雪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南化，离开了我们的知青小组，离开了我们知青小组已当作了“家”的“兴阳寺”—那个在半山坡上，因哪年哪月的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一个“正厅”、半个“偏舍”，虽已破败，但还闻名乡里的寺庙。1970年的5月，我再度回到了郧县，几乎是独自在那里生活了近十年，但我再也没有回过南化。“兴阳寺”的“家”和我们的知青小组，终于成为了一个被无限搁置了的年轻的梦想。在南化街的临时汽车站，在那个残雪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寒冷的早晨，目送我的知青伙伴和我的“兴阳寺”在那辆破货车掀起的尘土中一点点远去，我怎么也想不到，挥手之间，那个梦想已永远留在了身后。

不知为什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了一个古怪的感觉：我从来没有真的年轻过，我从来没有我们从小说、电影中看到的和听到的五彩缤纷的“青年时代”。当我背负着我的问题和“不论我到哪里，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都会和我同在”的祝福，一步便走进了漫长的隔绝和孤独时，我也便一步就走进了“他人眼光”的囚笼。在那里，年龄、性别早已褪色，一切丰富的感觉或感觉的丰富性都被简化为观念，“他人的眼光”就是观念。无论我无视他人的眼光还是迎着他人的眼光走去，我都只是在这囚笼里跳舞。我成为“他人的眼光”的囚笼里不能停止的舞蹈者，“因为停止就是死亡”。

“因为停止就是死亡”—这句话在这里纯然是一个事实陈述。“不能停止”的事实下隐含着或“主动”，或“被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愿形态。当我说“‘不能停止’和‘不能迟到’一样成为永恒的内心要求”时，我是从被动的事实一下深入到我的内心，在那里赋予“不能停止”同“不能迟到”一样的主动意愿；还不仅如此，这主动或许已被赋予一种直面死亡的彻底，因为不彻底到直面死亡是谈不上真的主动的。换一个角度，“不能停止”在被动的意愿形态中是对于一个不能更改的事实的一种被迫反应—以死亡作为参照；“不能迟到”是对于自己的、提前的、主动性的要求。这里重要的是将存在状态、心理状态、表达状态结合起来，当然这里所说的心理状态已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结构性的，既是存在的内化，也是一个与超验相关的概念。存在则可以当作被抛的处身性。它已开始有反思。

1988年8月，我的第一本书稿《升腾与坠落》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久我收到责任编辑的信。十余年了，我还能背下这封信的许多句子：“……我读稿常常是一目十行，读你的稿却不得不一行十目，读得筋骨紧缩、手心出汗，并不是你的太哲学化的表达使我觉得困难，而是你的情绪……许多人，其中不乏你亲密的友人，他们都找到了一种归宿、一种宁静，而你却不能，仿佛穿上了红舞鞋，只有不停地跳下去，因为停止就是死亡……”这是我记忆中珍藏的句子。我的感激同我的承诺一样是无需表白的。

也许只有一种苦难和痛苦是与生俱来、永不可挣脱的，那就是自我苛求和自我责难。这种自我苛求和自我责难的真正境界是在内省中立起超出自我的维度。这超出自我的维度不是观念的或具体的他人的眼光，而就是在纯哲学的意义上的“他者”，是我的有限性的限度。这一点是我在很多年后才慢慢悟到的。那时，我还不意识这个问题的重要和严峻。而现在，即使我有所领悟，“他在”和“我在”的关系对于我，仍然是问题。这里暂时搁下。

我感激朋友的理解。理解有不同的方式。我突然想再回到八九年前的那场“对话”。

对话有许多种，有的对话留下的空隙是当时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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