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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重礼义慎刑讯看包公如何用刑（第1页）

第二节重礼义，慎刑讯，看包公如何用刑

在古代司法案件审讯中，刑讯逼供成了家常便饭，轻质证、重口供成为普遍现象，这在各种公案小说情节中也比比皆是。而包公却树立了重证据、重质证而轻口供、慎刑讯的典范，为后世历代清官所崇拜和效仿。

如《包公案》第一则《阿弥陀佛讲和》中，秀才许献忠与邻家女淑玉私下偷情已往来半年，邻舍皆知，只瞒着女孩的父亲萧辅汉及其妻子。某晚二人相约，许生因朋友请酒夜深未至，夜间叫街和尚明修发现二人私约所用的白布、圆木，被淑玉误认而拉上阁楼。明修欲强行求欢，淑玉不从而被明修拔刀杀害。第二天，其母发现女儿被杀，邻居主动告发，推测是许生所为，为此一纸诉状告到包公面前。那时包公还只是个小地方官，“是时包公为官极清，识见无差。当日准了此状，即差人拘原、被告和干证等听审”。

让人佩服的是，包公并没有一上来就审原告、被告，而是先问干证，左邻萧美、右邻吴范都指证许生与淑玉已经有奸情半年，“此奸是有的，并非强奸，其杀死缘由，夜深之事众人实在不知”。应该说，邻居干证的证词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淑玉的父亲强烈要求“老爷若非用刑究问，安肯招认”，但包公并未轻易用刑，而是有了自己的心证。通过讯问许生了解到，本月只有一个叫街和尚夜间敲木鱼常经过此地，就基本判断出了案情的原委，并找到了淑玉的钗珥戒指等物证，明修一看只得乖乖招供，承认了死罪。

第三则《嚼舌吐血》，凸显了包公对质证的重视，以及对诬告罪的判决处置。

该故事讲的是西安府乜崇贵长子克忠娶妻蒋淑贞。在照顾克忠的过程中，蒋淑贞与四弟克信在如何护理克忠的问题上产生了误会。克忠过世一年，蒋淑贞之父蒋光国来祭奠女婿。请来道士严华元等来做法事，克信认为此事无益，也由此得罪了蒋父。没曾想严华元见色起心，夜间用邪药迷晕淑贞，严华元得以恣意淫乐。事后淑贞发现被人迷奸，羞愧之余嚼舌自尽。家人发现淑贞猝死，都怀疑是克信强奸了寡嫂以致其嚼舌吐血自尽。蒋光国一怒之下一纸诉状告到包公衙门。而克信知道自己被蒋光国以强奸兄嫂罪名告官，无地自容，到大哥灵柩前抚棺，痛哭不已，以致呕血数升“顷刻立死”。结果到了阴间遇到大哥，克忠告知克信是道士严华元所为的实情，让克信还阳以证冤情。于是克信也写了具状告到包公跟前。

包公准了克信的诉状，“即唤原告蒋光国对理”。两人当堂相互对质。蒋光国认定就是克信所为。克信申辩指证是严道士所为。蒋光国说：“严道人仅做一日功果，安敢起奸淫之心入我女房，逼她上阁？且功果完成之时，严道人齐齐出门去了，大众皆见其行。此全是虚词。”同样，包公也质问克信：“道士非一，单单说严道人有何为凭为证？”克信就将自己羞愧呕血而死，到阴间见到大哥，是大哥说严道人致死嫂子的话说了一遍。包公怒道：“此是鬼话，安敢对官长乱谈！”遂将克信打三十板。包公随后忽然困倦而枕于案上，得到托梦，遂将淑贞的婢女菊香找来，找到了关键的证物和淑贞日记簿中所记载的给严道人做法事的赏钱，与克忠托梦中所说一致。于是将严道人缉拿归案，才一夹棍就直接招认了。包公判决严道人，“填命有律，断首难逃”。

此案中，包公让蒋光国与克信当堂对质，自己又质讯克信，还将婢女招来辨认物证。可见，包公办案尤重物证、人证等证据，而轻单纯的无法求证的口供。而在此案中，包公对克信用刑，是以为克信讲“鬼话”诓骗官长，有惩戒的意味。这在包公各案中，因惩罚刁恶之徒、因伸张正义、公德而用刑的情况，是比较多见的，也体现了包公为人刚直的一面。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用刑都强调必须严格按律法执行，用什么刑，用多少规格尺寸的刑具等，均有具体规定，如违法用刑致人而死，官吏则要承担相应的处罚。如《宋刑统》第二十九卷“断狱律”之“决罚不如法”条规定：“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此条规定承袭了《唐律疏议》的思想，例如，此条规定中，“依狱官令：决笞者，腿、臀分受。决杖者，背、腿、臀分受。须数等。拷讯者，亦同”。又“依令：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如果用刑的杖长短粗细不合上述规定，要对执刑的官吏“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处罚还是比较严厉的。

《包公案》第二十二则《厨子做酒》就是一例。说的是包公在陈州赈济饥民事毕，接一吴姓妇人状纸，告孙都监之子孙仰害死丈夫张虚一事。只因孙公子看到该妇人美色，诱骗张虚到开元寺吃酒，暗中下毒药毒死了张虚，又要强娶该妇人。包公接状，密召里甲了解到孙氏父子平素为人专一害人，孙仰依仗其父权势侵占寺田，又不时带妓女到寺中饮酒。包公便私下密访开元寺，了解到出事当晚做酒食的厨子姓谢，谢厨子招认是孙公子私下指使下毒。包公将孙仰拘到案，“登时揪于堂下打了五十。孙仰受痛不过，气绝身死。包公令将尸首曳出衙门，遂即录案卷奏知仁宗。圣旨颁下：孙都监残虐不法，追回官诰，罢职为民；谢厨受雇于人用毒谋害人命，随发极恶郡充军；吴氏为夫伸冤已得明白，本处有司给库钱赡养其家；包卿赈民公道，于国有光，就领西京河南府到任”。

品析：

仁宗皇帝圣旨中，没有责罚包公，只因孙仰本是该死的有罪之人，因受刑而死，可不究过。而孙都监残害为恶，只是罢官而已。谢厨受命下药毒死人，为协从，判充军最边远的郡县。对照上述《宋刑统》律条，包公用刑，将孙仰当堂打了五十下，孙仰受痛不过，气绝身死。在古代，凡是死刑最后都要经过皇帝御审通过才行。所以尽管包公本身官至开封府尹、枢密副使、三司使等要职，仍然得上报仁宗皇帝。因为孙仰按律当死，所以不须担责。

在中国古代，历代刑统、律例其实都强调不得滥用刑讯。如出现违法滥用刑具、以致人死亡的，都要承担罚则。如《宋刑统》第二十九卷之“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款中，沿用了唐律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若事已经赦，虽须追究，并不合拷。”就是说，不能嫌犯一上来，不问清情由，不反复讯问，就轻易动刑拷问。

同是此款又引唐律规定：用刑拷问囚犯事不过三，如果还不招供就要让取保放人，如果因过度用刑而致人犯死亡的，还要担责。“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决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决，邂逅致死者，勿论。仍令长官等勘验，违者杖六十。”可见，在宋代，依然沿用了唐律中对用刑逼供严格限制的法律思想。所以，包公用刑致使孙仰当场死亡，可以“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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