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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章 受到重用3200（第1页）

曾达志知道，现在东海的租界形势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自不量力与美英对抗，军事上出现大滑坡，在次背景下他们加大了对已占领亚洲地区的控制。之前日本人已经占领了英美在荷东海的公共租界。日军进入租界后，工部局董事会中的英美荷籍董事全体辞职，总董由日本领馆参事冈崎担任，副总董由汉奸袁陆地担任，由此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完全为日本人所控制。而就在1943年的1月，审时度势的英美两国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改订了新的条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华的一切租界，至此从法理上存在了百年的东海公共租界宣告结束。日本政府闻讯，为进一步拉拢汪伪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于1943年1月提前与汪伪政府签订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汪伪政府的政治目标在形式上似乎是得到了实现，但实际上所得十分有限。

周法海还在侃侃而谈：“现在国府还都，邦基重典，国人所仰望的政府者即为民可乐业，共享和平。而租界成为投机囤积之大本营，非收回不足以解民众于倒悬。同时，租界成为乱党之渊薮，非收回不足以解决乱源。对于英美可能作出的反应，我们认为并不足虑，所谓他们的联合行动，不外乎派遣军舰与增兵。在欧战扩大之今日，英、美海军能应付大西洋、地中海及香港之警备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他们会顾此失彼，应该不足为虑。当然，收回租界后，行政上之机构及行政权之实施，应当与东海日军最高指挥官密切联络；在租界内接收之英美公馆及其他一切权益，除在行政实施上有必要移管的除外，其余的仍由日军实现统一管理；日军为管理所接收之权益、保护日本侨民及监视敌对势力，应当在特别行政区内配置有一部分之军队。同时，我方也签署文件，承认我方承担租界内日本居留民团等为建造公共设施所负有的一切债务；我方确认东海租界原条款中以日本人永租、租借、借地等文句所规定的权利，一律改为永租权；日本居留民团代表与中国当局定期或应需要随时会合举行恳谈，以疏通双方意见，增进当地两国亲善关系。这些都足以证明了日本友邦尊重我国的主权，可见一斑，而中国革命成功有待日本之援助和东亚之解放，亦于此得到证明。”

曾达志想，“租界成为乱党之渊薮，非收回不足以解决乱源”，这才讲到了他们的心中所想，也才算讲到了点子上。什么是乱党，无非是地下党人士和重庆方面的抗日份子。什么为乱？凡是在租界内与日本人作对的都为乱。至于日本人在租界的特权，不言而喻，这是日本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将汪伪政权绑上其法西斯的战车，适应太平洋战争日益走下坡的危局和业已临近的决战而暂时采取的绥靖政策。这些东西名义上是“希望要求”，实质上是日本军方的指令，汪伪政府自然只能全部照办，不敢有半点异议。

这时，周法海又拿腔捏调地说：“鉴于东海所占地位之重要性，我们双方在‘协力’方面还应讲求下列措施：一是东海市政府令其所接用之工部局职员及其他被雇佣者中之日籍人员退职时，事前应由中日两国当地地方官宪间协议商量才能为之；二是东海市政府经日本最高指挥部和**政府之许可后应该聘用日籍经济顾问，必要时应该聘用日籍技术顾问；三是设置中日联络恳谈会，由市政府高级人员及日本居留民方面代表合组之，关于影响日本方面之重要市政事项应该预先谘询之，恳谈会中国方面对日方所陈述之意见要充分尊重之。”等等。

曾达志心想，这是移交吗？世界上可能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移交条款，明眼人一听都知道日本政府虽在名义上放弃了对东海租界的占有，但实际上仍保持着在这一区域的重大权益和影响，汪伪集团不过是他们管理租界的一个代理人而已。

接下来曾达志参与了汪伪与法国维希政府关于东海法租界归还的谈判。其实，当时的法国维希政府已经被德国占领，与日本、中国汪伪政府同属轴心国范围。于是在日本政府“归还”租界的同时，汪伪政府与法国维希政府间关于“收交”法国在华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的交涉也在进行中。当初汪伪政府成立后，法国维希政府并未正式承认，但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之下，与汪伪政府“始终维持固有之友好关系”。1943年年初，日汪签署“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条约后，汪伪政府在日本军部支持下，数度与法国维希政府驻华代表“往返磋商”，终于迫使法国维希政府“自动”发表声明，表示将“撤废”在华治外法权，交还在华租界和专管租界。随后，在日本军方的支持和帮助下，汪伪政府又与法国维希政府代表就“废除”法国人在华特权进行了交涉。3月底，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法国维希政府驻华大使馆代表领事撒蓬德互换照会，宣布法方“放弃”在华特权。7月22日，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法国维希政府驻南京大使馆参事白松思互换照会，确认法国维希政府“放弃”东海租界的行政权和管理权，条件与日汪协定类似，即法方将东海法租界的行政权暨一切公共设施、官有资产无偿移交给汪方，汪方承诺“按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法国政府及人民在租界内所有关于土地不动产及其他享有之权益”等。曾达志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汪伪政府的指令拟定《接收法租界要点》，强调在“接收”租界问题上，对待日本与法国之不同点，指出：“两国在华地位不同，故最近由褚部长与法方商定之总原则，仅为法方对于法籍人员人事上之几个要求而已，其他如将来组织及管理等等，均非法国所能过问。中国自有自主之权。”据此，在雇用法籍职员问题上，汪政府给予法方若干照顾，如“须重雇原有四分之三之法籍职员，其薪俸、津贴、补助金、年假俸给金及储蓄金等项仍照东海法租界公董局现行章程办理”、“法籍职员有愿离沪者，中国官方（汪伪集团）当竭力设法予以启程之便利”，并“予以6个月全薪为退职金”、“中国东海官厅（汪伪集团）规定详细的雇用办法，如认为必要时，可以酌情采纳驻在该地法国总领事之意见”等，但在“收回”租界行政权力方面，采取了较日本专管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更为“坚决”的措施，其“接收”要点如下：一是接收前法租界最高警政长官称警察总监，不受公董局之节制。接收后应将警察总监名称取消，成立警察局，由东海市长兼任警察局长以适应环境；二是原来所有行政督办、技正督办、司法顾问等一律裁撤，按照新的组织规程分别予以调整；三是关于会计部分，成立会计处，设处长1人，由东海总会计处处长兼任，同时成立区金库，设库长1人，主管出纳；四是依照中国（汪伪集团）法令成立经济处与社会福利处，将现警察总监所管辖之粮食物价管理处及在行政督办下之营业类处统归经济处主管；五是各所属机关之正副首领及各科股主管人员当然应由华人充任，其官职与交还前之法租界官职相同。这时，曾达志又想到了在法租界的法官驻军，于是他悄悄提醒日汪谈判人员，最后他们与法国维希政府达成一致：在东海法租界的法军官兵“应由法当局自动解散，将一切武器交由**暂行保管，解散后之官兵应驻于法国停泊于东海横浜河之炮舰上，不得所以上岸。”

这时，曾达志想起了周法海的话：“所谓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大部已在我辈手中取消矣。我们在汪**领导下开展的和平运动至此始有一个交代，居心之苦，谋国之忠，天地可鉴，天下后世或可见谅矣!”、“百年来英美等国经营中国之根据地从此消灭了，租界也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我们的和平运动是否成功，固属将来定论问题，但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总可算有一笔可以交代了！”

曾达志心中暗忖，收回租界这也许算是投降派最得意之作了，从形式上看，汪伪政府所谓的政治目标似乎是得到了实现，但实际上他们的所得十分有限。因为日本的“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都附有十分严厉的条件，大量地保存着他们的侵略权益，而汪伪政府作为一个傀儡政权也不可避免地只能是俯首贴耳地接受“施恩者”的苛刻条件，因而形成了日本侵华史上最富于欺骗性的一幕。

曾达志知道，现在东海的租界形势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自不量力与美英对抗，军事上出现大滑坡，在次背景下他们加大了对已占领亚洲地区的控制。之前日本人已经占领了英美在荷东海的公共租界。日军进入租界后，工部局董事会中的英美荷籍董事全体辞职，总董由日本领馆参事冈崎担任，副总董由汉奸袁陆地担任，由此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完全为日本人所控制。而就在1943年的1月，审时度势的英美两国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改订了新的条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华的一切租界，至此从法理上存在了百年的东海公共租界宣告结束。日本政府闻讯，为进一步拉拢汪伪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于1943年1月提前与汪伪政府签订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汪伪政府的政治目标在形式上似乎是得到了实现，但实际上所得十分有限。

周法海还在侃侃而谈：“现在国府还都，邦基重典，国人所仰望的政府者即为民可乐业，共享和平。而租界成为投机囤积之大本营，非收回不足以解民众于倒悬。同时，租界成为乱党之渊薮，非收回不足以解决乱源。对于英美可能作出的反应，我们认为并不足虑，所谓他们的联合行动，不外乎派遣军舰与增兵。在欧战扩大之今日，英、美海军能应付大西洋、地中海及香港之警备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他们会顾此失彼，应该不足为虑。当然，收回租界后，行政上之机构及行政权之实施，应当与东海日军最高指挥官密切联络；在租界内接收之英美公馆及其他一切权益，除在行政实施上有必要移管的除外，其余的仍由日军实现统一管理；日军为管理所接收之权益、保护日本侨民及监视敌对势力，应当在特别行政区内配置有一部分之军队。同时，我方也签署文件，承认我方承担租界内日本居留民团等为建造公共设施所负有的一切债务；我方确认东海租界原条款中以日本人永租、租借、借地等文句所规定的权利，一律改为永租权；日本居留民团代表与中国当局定期或应需要随时会合举行恳谈，以疏通双方意见，增进当地两国亲善关系。这些都足以证明了日本友邦尊重我国的主权，可见一斑，而中国革命成功有待日本之援助和东亚之解放，亦于此得到证明。”

曾达志想，“租界成为乱党之渊薮，非收回不足以解决乱源”，这才讲到了他们的心中所想，也才算讲到了点子上。什么是乱党，无非是地下党人士和重庆方面的抗日份子。什么为乱？凡是在租界内与日本人作对的都为乱。至于日本人在租界的特权，不言而喻，这是日本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将汪伪政权绑上其法西斯的战车，适应太平洋战争日益走下坡的危局和业已临近的决战而暂时采取的绥靖政策。这些东西名义上是“希望要求”，实质上是日本军方的指令，汪伪政府自然只能全部照办，不敢有半点异议。

这时，周法海又拿腔捏调地说：“鉴于东海所占地位之重要性，我们双方在‘协力’方面还应讲求下列措施：一是东海市政府令其所接用之工部局职员及其他被雇佣者中之日籍人员退职时，事前应由中日两国当地地方官宪间协议商量才能为之；二是东海市政府经日本最高指挥部和**政府之许可后应该聘用日籍经济顾问，必要时应该聘用日籍技术顾问；三是设置中日联络恳谈会，由市政府高级人员及日本居留民方面代表合组之，关于影响日本方面之重要市政事项应该预先谘询之，恳谈会中国方面对日方所陈述之意见要充分尊重之。”等等。

曾达志心想，这是移交吗？世界上可能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移交条款，明眼人一听都知道日本政府虽在名义上放弃了对东海租界的占有，但实际上仍保持着在这一区域的重大权益和影响，汪伪集团不过是他们管理租界的一个代理人而已。

接下来曾达志参与了汪伪与法国维希政府关于东海法租界归还的谈判。其实，当时的法国维希政府已经被德国占领，与日本、中国汪伪政府同属轴心国范围。于是在日本政府“归还”租界的同时，汪伪政府与法国维希政府间关于“收交”法国在华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的交涉也在进行中。当初汪伪政府成立后，法国维希政府并未正式承认，但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之下，与汪伪政府“始终维持固有之友好关系”。1943年年初，日汪签署“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条约后，汪伪政府在日本军部支持下，数度与法国维希政府驻华代表“往返磋商”，终于迫使法国维希政府“自动”发表声明，表示将“撤废”在华治外法权，交还在华租界和专管租界。随后，在日本军方的支持和帮助下，汪伪政府又与法国维希政府代表就“废除”法国人在华特权进行了交涉。3月底，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法国维希政府驻华大使馆代表领事撒蓬德互换照会，宣布法方“放弃”在华特权。7月22日，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法国维希政府驻南京大使馆参事白松思互换照会，确认法国维希政府“放弃”东海租界的行政权和管理权，条件与日汪协定类似，即法方将东海法租界的行政权暨一切公共设施、官有资产无偿移交给汪方，汪方承诺“按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法国政府及人民在租界内所有关于土地不动产及其他享有之权益”等。曾达志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汪伪政府的指令拟定《接收法租界要点》，强调在“接收”租界问题上，对待日本与法国之不同点，指出：“两国在华地位不同，故最近由褚部长与法方商定之总原则，仅为法方对于法籍人员人事上之几个要求而已，其他如将来组织及管理等等，均非法国所能过问。中国自有自主之权。”据此，在雇用法籍职员问题上，汪政府给予法方若干照顾，如“须重雇原有四分之三之法籍职员，其薪俸、津贴、补助金、年假俸给金及储蓄金等项仍照东海法租界公董局现行章程办理”、“法籍职员有愿离沪者，中国官方（汪伪集团）当竭力设法予以启程之便利”，并“予以6个月全薪为退职金”、“中国东海官厅（汪伪集团）规定详细的雇用办法，如认为必要时，可以酌情采纳驻在该地法国总领事之意见”等，但在“收回”租界行政权力方面，采取了较日本专管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更为“坚决”的措施，其“接收”要点如下：一是接收前法租界最高警政长官称警察总监，不受公董局之节制。接收后应将警察总监名称取消，成立警察局，由东海市长兼任警察局长以适应环境；二是原来所有行政督办、技正督办、司法顾问等一律裁撤，按照新的组织规程分别予以调整；三是关于会计部分，成立会计处，设处长1人，由东海总会计处处长兼任，同时成立区金库，设库长1人，主管出纳；四是依照中国（汪伪集团）法令成立经济处与社会福利处，将现警察总监所管辖之粮食物价管理处及在行政督办下之营业类处统归经济处主管；五是各所属机关之正副首领及各科股主管人员当然应由华人充任，其官职与交还前之法租界官职相同。这时，曾达志又想到了在法租界的法官驻军，于是他悄悄提醒日汪谈判人员，最后他们与法国维希政府达成一致：在东海法租界的法军官兵“应由法当局自动解散，将一切武器交由**暂行保管，解散后之官兵应驻于法国停泊于东海横浜河之炮舰上，不得所以上岸。”

这时，曾达志想起了周法海的话：“所谓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大部已在我辈手中取消矣。我们在汪**领导下开展的和平运动至此始有一个交代，居心之苦，谋国之忠，天地可鉴，天下后世或可见谅矣!”、“百年来英美等国经营中国之根据地从此消灭了，租界也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我们的和平运动是否成功，固属将来定论问题，但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总可算有一笔可以交代了！”

曾达志心中暗忖，收回租界这也许算是投降派最得意之作了，从形式上看，汪伪政府所谓的政治目标似乎是得到了实现，但实际上他们的所得十分有限。因为日本的“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都附有十分严厉的条件，大量地保存着他们的侵略权益，而汪伪政府作为一个傀儡政权也不可避免地只能是俯首贴耳地接受“施恩者”的苛刻条件，因而形成了日本侵华史上最富于欺骗性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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