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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道派和统制派（第1页）

“皇道派”和“统制派”

要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一根筋地走上军国主义之路的话，也不太确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也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民主政治时期，大致从1920年原敬内阁成立开始一直到1932年少壮派军官发动“五一五”事变为止。这一时期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日本历史上的“大正民主”。

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日本国内民主自由气氛浓厚。明治时代以来，日本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使得国民开始逐渐认识并接受民主政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内阁走上了历史前台。由政友会、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在日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大正前期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稳定期，在此期间乃至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没有对外发起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幸福的时光过得很快。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和200多万人无家可归，直接财产损失高达65亿日元。东京、横滨一带由地震引发的大火持续燃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打击。1926年12月，年仅47岁的大正天皇驾崩之后，刚刚即位的裕仁就再次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27年3月，短短一个月内，日本就有37家银行处于停业或倒闭状态。金融危机大大强化了日本工业产业、金融业的整合：在产业界形成了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在金融界则形成了五大垄断银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强强联合使得极少数的财阀控制了财界，财阀又通过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逐渐控制了政界。

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前所未有，使得尚在恢复中的日本经济再遭重创，随之而来是漫长的经济萧条。为摆脱危机，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开始大力推进军需产业优先的战争经济体制，为之后的侵略战争铺路。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不断加大的贫富分化使得民众逐渐对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之前一度蛰伏的军方势力借机再度抬头。可以说，经济危机在客观上再次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进程，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变成了一批少壮派军官。

19世纪末的一天，在东京幼年陆军学校的操场上，一位正在做木马训练的青葱少年被学校的一群恶少围攻。危急时刻，两位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少年冲入重围，拳脚相加，将之解救出来。从那时起，这三个人就开始惺惺相惜，成为情意相投的挚友。那个玩木马的少年名字叫冈村宁次，另外两个分别叫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

几年后，1904年，三人一起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再次一起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综合三人的毕业成绩，永田铁山是“陆士”第四、“陆大”第二，小畑敏四郎是“陆士”第五、“陆大”首席，冈村宁次为“陆士”第六、“陆大”第八。他们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天之骄子”。

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那三个已至中年的陆军精英在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院举行了一次秘密私人聚会。不久前，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引荐下，包括他们在内的一批少壮派陆军精英参拜了前来欧洲巡察的裕仁，并向皇太子宣誓效忠。这次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纵论时政，目的与七天后刺杀原敬首相的中冈艮一类似，那就是结束国内的腐败，让军人再次成为国家的主宰。冈村当时是作为参谋本部的巡回武官到欧洲考察，永田铁山是日本驻瑞士的武官，小畑敏四郎为驻莫斯科武官。三人中永田铁山是大哥，他被誉为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有人说他甚至比石原莞尔还要聪明不止一两个级别。这三人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中“三只乌鸦”之意。

三人一致认为，通过军人控制并治理国家才是日本今后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眼里，国内的腐败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中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之后海军长期由萨摩藩掌管，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几乎没有晋升到陆军高位的可能。

三个人很快制定了他们今后的行动纲领：一、确立日本举国一致的总体战体制，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二、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打倒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少壮派军官要联合起来，形成军部内的一股新势力，那就是昭和军阀。

其实参加这次巴登巴登聚会的还有一个人。第四个人就是第二天才赶来的“陆士”第十七期毕业生，当时驻德国武官，后来成为日本战时首相的东条英机。比起毕业于第十六期的三位前辈而言，此时的东条英机还只是个端茶点烟的小师弟而已。对于成绩平平，连续三年都考不上，最后靠老爹东条英教“首期首席”的威名才被照顾上了“陆大”的东条英机来说，那几个学兄简直是太出色了，端茶点烟也在所不惜。后来有资料说，东条英机第一天就来了，没资格参加讨论，那三个人密谋的时候，东条英机只能在门口负责把门望风，这应该是故意出息人的说法。

除了巴登巴登这4个人之外，“三羽乌”很快又从陆军少壮派军官中选拔了7个出类拔萃者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分别是驻瑞士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驻北平武官矶谷廉介。这些人几乎全是“陆大”的首席或者“军刀组”成员，也都是我们今后经常要提到的风云人物。11个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就此形成，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昭和军阀逐渐成为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力量。

巴登巴登聚会没有非常复杂的内容，但在日本近代史上却地位显赫。战后几乎所有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和这次短暂的聚会，聚会的1921年10月27日也被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谁也想不到，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羽翼将给未来的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几年后，他们先后回到国内，与他们经常在一起畅想革命理想的又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名字大家也不陌生，那就是未来在满洲闹出大名堂的河本大作和板垣征四郎。6人的小团队迅速扩大到19人，形成了一个表面上是联谊性质的小组织，取名“二叶会”。除了那6人之外，这些后来者名气也不算小，比如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冈重厚、冈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等。“二叶会”以“陆士”第十六期同学为核心，主要由第十五期到第十八期的人员组成。后来永田、小畑两人发生派系斗争，小畑被排斥，永田于是居于核心领导地位。

就在“二叶会”的大哥们频频聚会期间，永田铁山还示意“陆士”第二十二期的铃木贞一逐渐联络到第二十期到第二十五期的小弟23人，于1928年11月成立了另一组织“无名会”。成员包括铃木贞一、石原莞尔、土桥勇逸、武藤章、桥本群、横山勇、牟田口廉也、根本博、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等。这些人的名字也都将在后边的文字里逐次出现。

“无名会”第一次聚会由当时的陆大教官石原莞尔中佐讲述“空军作战”，第二次聚会就是热烈讨论所谓的“满洲问题”。聚会结束时，一帮小兄弟才突然发现后边多了个人，仔细一看，原来大家无比崇拜的永田铁山大哥不知啥时候来了，正坐在那里微笑着静听呢。慷慨的永田大哥马上自掏腰包带上兄弟去附近的酒店猛搓了一顿。

后来由于河本大作策划炸死了张作霖，为了团结起来一起保护他们亲密的战友河本大作，永田铁山把“二叶会”和“无名会”合并在一起，改称为“一夕会”，但形式上两会仍然各自独立存在。

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1930年，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成立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组成的“樱会”。“樱会”极力鼓吹“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强调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应不惜使用武力，后来逐渐吸收基层的军官参加，成员达到了60多人。就在这一段时期，日本一系列类似的右翼团体“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比较著名的还有“天剑党”“血盟团”“王师会”“行地社”等。到1933年，日本类似的团体数量已达500余个，总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这里几乎聚集了日本陆军所有蠢蠢欲动的少壮派精英——这是一群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但缺乏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青年军官。

有了“革命”的组织，还要有“革命”的思想，这样才能有进一步“革命”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的两大思想家应运而生。第一位就是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国家主义的倡导者、军国主义理论的鼻祖——北一辉。

要说老酒年幼时也曾是个抱有远大志向之人，自幼就对各种“家”无比崇拜，并立志长大后成为那样的人物。正如当下那句流行的名言，“小时候总是为了将来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而纠结，长大后才知道这种纠结根本不存在”。老酒后来也逐渐明白，那些“家”并不是像咱这样的愚鲁之人说当就能当的，也就彻底断了那些念想。话虽如此，但是对那些“家”的关注始终不减，也就逐渐在内心分出了层次。不管是政治家、数学家、文学家，还是化学家，咱至少还能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屠呦呦阿姨研究的青蒿素，虽然不懂，也大致知道是干啥用的，对他们，咱除了崇敬之外，还是崇敬。可还有一种少而又少的“家”，咱至今仍然懵懂并敬而远之——因为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这类人叫作思想家。

就在日俄战争激战正酣的1904年，所有日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战场，在位于日本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每天都会有一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到这里殚精竭虑地苦苦研读，风雨无阻。这个年轻人就是当时年仅21岁的北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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