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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维纳斯断臂之谜（第2页）

萌萌发现，由于中国历来没有个人的位置，“五四”启蒙以来，“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想主义”很快遭遇“以国家为本位的理想主义”的裹胁，正如“启蒙”被“救亡”裹胁一样。“七月派”诗人就是受启蒙感召而呐喊个人理想主义的自我精神的扩张者或主观精神的战斗者。它本身并没有错，几乎无所谓对错。问题是它遭遇到强势力量的裹胁，特别是这强势力量建国后迅速膨胀为统治意识形态，其自设的“真理性”带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性”，首先落到了“七月派”诗人们的头上，不幸就降临了。

黑格尔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对“悲剧”做了这样的规定：“‘是’与‘是’的冲突”。也就是说，悲剧处理的不是“对错”“是非”问题。以为在“悲剧”中找出一个“坏人”一个“好人”，“坏人”得势，“好人”遭罪，最后“报应”解决——这是天底下最廉价的迷魂汤，结果是愿望中圆满地“重演”。可是，偏偏人们习惯了这样演悲剧、看悲剧、评价悲剧。麻烦就在这里。事后的所谓“平反”，从正面积极意义的理解，平反所纠正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对与错，而往往是处理方法的不当，所谓“扩大化”。之所以方法不当或偏激过重，无疑隐含着方法使用者的理由来自原初的“是”因何之故膨胀为“意识形态”的偏激过重所致。等到最后有权清算了，人们往往只用简单的归咎法取一个“是非”做道德化批判，除了宣泄积怨，于事于理无补。当然话说回来，要求身受其害的当事人完全接受这一点几乎是不近人情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多少显得冷酷无情。

但萌萌是走出来了的人，她走出的是情感陷阱，而洞察的却是历史于修复中的拯救承诺。或许这正是她特别关注本雅明的原因。萌萌读书不同于一般人，往往不是“她去读书”，而几乎是“书来读她”。她的身边可以摆好几本书同时读，这本翻翻，那本翻翻，不知道哪本书中的某一段话甚至某个字突然跳出来抓住了她，把她拽进书里，像拽进一个水涡迅速波及开去，而她已深深沉进，通体浸润着窒息般的想象，久久不能自已。你看她一个时期反复念颂着一个词语便可想见了。薇依、洛维特、本雅明的“研究”几乎都是这样“被读”出来的。

表面上看，好像散漫得很，但只要留意就不难发现，问题的专注已经专注到使命的程度。请看“被读”中的两段对话式的解读：

本雅明的“历史”，用了两个意象：

“神秘的索引（卡）”（asecretindex）和“我们也带有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这里“过去”成为拟人化的主词，或作为代词代表父辈，他带着“索引卡”——在时间中记载着的东西。是哪些东西？不得而知，但肯定要同所“托付”的“救赎”相关。联系前说，多是引起妒意的幸福的欠缺的“欠”。那么“索引卡”实际是一张“欠债单”，不“还清”是不能也不得“救赎”的。

“我们也带有微弱的弥赛亚力量”。“我们”——当然是父债子还者，尘世期待着偿还。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我们”。看来，这个“我们”，既是欠债者，又是偿还者。如果，偿还稍稍多于欠负，“我们”也就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力量”。当然，这要看过去欠债多少来确认。此绝非易事。今天，六十年后，“历史唯物主义者”恐怕“知道”得几乎有点抬不起头了吧？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日常中究竟怎样或应该怎样面对“曾经的欠负”？

比如，我（或我们）曾经遭受的伤害与苦难，在我（或我们）身上沉积为怎样的“曾经”或“记忆”？而每一个活生生的当下，与“曾经”发生着怎样的关联？

是遗忘，是怨恨，是沉重的惰性，是看穿人生以致玩世不恭的世故，是急功近利的现得，是自欺的化解，是所谓升华为事业的助纣为虐的“成功”，是积聚强力意志的报复、复仇、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于拯救平和（福祉）中获得救赎？……

每一种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而每一种存在都是事实。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存在都是自己截止下来承担起哪怕微弱的救赎力量，而不再传递挑起怨恨或复仇的火种。

着重点是我加上的，为了突出萌萌被某些“短句”或“词语”抓住的痕迹，以及从中引申出的意义。它从萌萌的文字中流溢出来，思虑谁能掂量它的历史厚重。

萌萌曾经在《被问题审视的记忆》中记述了早年的一次对话：

一位朋友初次听到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

“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萌萌的自然年龄和今天的年轻人，不过相距二十多年，可在实际承载的历史命运的感受上，它仿佛已经是早被“遗忘的救主”带走了的过去时代的久远的回声了。

有谁遭遇过这样的事实吗？

童年。父亲曾卓被毛泽东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因此，萌萌五六岁就从“小公主”被突然抛入了颠覆家庭的政治旋涡之中，父母离异了，自己像野孩子样看着别人家窗口透射出的黄色的温暖的灯光，而不愿回到自己家那扇黑漆漆的大门。所以，她常说：“我是自己长大的。”

青少年。读初中正经历着“文革”，因思想激进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到湖北最偏僻最穷困的山区郧阳十一年（1969—1979），其中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监督劳动八年。

八十年代。1979年通过考研回城，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欧洲文学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相对而言，此后十年是萌萌学术生涯最明亮的十年，受到学术界的朋友，特别是武汉、北京、上海三地的朋友极为热切的爱护。

九十年代伊始，远走海南，除了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还不得不花去相当多的时间为自己的先生、为自己的孩子卷入了长达十三年的经济官司——如不挺身而出，像秋菊那样讨回公道，家庭不仅会倾家荡产，还会再度陷入牢狱之灾——终于赢得了至今不能兑现的一份观念价值，以致始终没有摆脱家计的拖累。即便如此，她仍然对外甚至对自己相知不深的青年朋友极尽关怀，其慷慨解囊已经超出富有者都难以想象的程度。

最后是作为一个卓越而完美的女性，自己在事业、学术、理想、年龄等方面所遭遇的破灭与持守的旷日持久的抗争——这是一种比政治的不自由还要折磨人的日常生活的不自由。

总之，我们时代的风云没有不波及她的生活的，从程度上看，她都是被卷入到旋涡的中心：政治、经济、法律、大学文化、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与道德伦理、最后医疗等等。而她却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青年理想与古典情怀。

几乎每一个接触过她的人，不管亲疏远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留下专属于她的特有的感觉——这感觉，或许是这个时代早已失去，或许是这个时代尚未到来的那种自古根植在人心中的崇高与优雅、死亡与爱的亲和感。

萌萌不属于时尚，就像她平常喜欢着装的“黑色”，波德莱尔说它是“属于永恒”的。她在《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1991）中已经隐伏着自己始终持守着的一种信念一种行为的回答。

上述图表出奇地应和了孔夫子“素以为绚兮”的诗教，它是我从萌萌如下经典的描述中勾勒出来的：

在晨祷的钟声里，在轻柔得像阳光、像穿过森林的风的歌唱中，索尔薇格不仅老了，而且瞎了。易卜生在爱的期待的光明中竟留下了——这纵深的黑暗。

当索尔薇格在那茅屋中面对黑暗里的培尔作出等待的承诺时，她承诺的只可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等待，一个必须承担起培尔的全部丑恶、不洁和破碎，承担起人生的绕道而行的等待。正是这有所待又无可待的等待使她万劫不复地堕入了黑暗。她瞎了。

她瞎了，她拒不证明完美，包括男人和女人结合的完美；拒不证明人生的浪漫色彩和诗意。她瞎了，像19世纪兴起的黑色晚礼服——人们佩戴死亡的记忆，相互默视那原来如死一般的平凡中浮现出多少夸张的真实。

我终于发现，是这黯淡、这黯淡中潜伏和遗忘的意向，使我悸动。这悸动持久而有力，它是宁静蕴涵而牵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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