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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第3页）

换一个角度，“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这个短语，无非是一个“在”字。在所定格的时间（去年）、空间（马里昂巴德）其实都是可以褪去的。“谁”在，暂时省略了，为了接纳一切可能置身于主语的a同x。在“干什么”，同样暂时省略了，为了接纳一切可能的、攸关生命的许诺与承诺。

在那个巨大、神秘、富丽同时又阴森可怖的国际性旅馆，在那些不知其名的、彬彬有礼的、极其富有同时无所事事的住客中间，甚至就在自己的男伴或丈夫m的身旁，与其说是a听见了这个词、这个句子，还不如说是x的声音从冷漠的背景逐渐分离出来吸引了a的全部注意力，使她跌入倾听——是声音在间隔和阻断中把她引导到这个词、这个句子的。

我知道，这理解纯然属于我，属于我的正在倾听的心灵，而我，是在哪一刻、哪一个瞬间跌入这倾听的呢？

无语即倾听和声音的阻断。

个人经验的无语，即是某种蜕去既成语言又还没找到自身语言的情绪的冲动或节奏，只能用无意义的声音去接近它、引导它，或带入意识语言中。

这无意义的声音是不再同熟悉的一切意义相粘连的声音，为了留下空洞，使声音和倾听在连续性的断裂中共生，甚至声音本身成为倾听。这声音既借助你的情绪的涌动、节奏即带着音响以显示差别的情绪，又借助语言的声音（乃至文字）即语言的物性。

许多年我曾不断变换角度地试图表达我个人经验的无语，表达切入语言的那一刻语言的发生，我曾把它描述为情绪和语言的切中。其实更具体地，这和语言切中的情绪实际是作为语言化开端的、带着音响以显示差别的情绪；这和情绪切中的语言实际是作为语言物性的媒介语言。

情绪的作用是对一切已熟悉的意义的厌倦与怀疑，是它使意义与声音分离，使声音成为空无的声音——这成为空无的声音似乎应该是或接近着语言的本性（无所指、无定向、无中心）。由此，情绪和语言才有切中或转换的可能。

因而“听——说”首先不是一个对象性的关系，而是一个人应该而且可以自我构成的、内在的语言关系。一个真正拥有个体性的人总是一个自我构成的“听——说”者。

这个听，当然已不是索绪尔意义上的为说而存在的听，即听见。恰恰相反，这个说是为听所启示、所驱动、所引导的。“听——说”之间并不具有同一性或共时性，因为倾听和声音本身就是非连续性的，即阻断的了。

在索绪尔那儿，“听”是一个只具有时间性的能指，它天生地就是为“说”而在的。心中有意义，即有意识到的概念，才想说、能说，说出的声音早已在说之前的心目中酝酿成熟了。因为“概念的意识事实是跟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的表象或音响形象联结在一起的”。索绪尔所代表的“说——听”关系显然是二元系统中的“说——听”关系。之所以“说——听”成为二元，那是因为说者作为主体和听者作为客体已经处在二元中了。

在这种“说——听”关系中，能指和所指的结构关系作为前提保证着说者和听者相互间理解和沟通的可能，即无论是说还是听都是为声音形象和观念意义的结构关系所存在的。因而这种“说——听”关系无疑还残留着二元论哲学背景的痕迹。它还是一个深度模式的概念，总隐含着一个本体的东西，成为同一性、连续性的根据。

更具体地说，这种“说——听”关系中的听，是听声音形象，这听消失在说中，无法走出说的阴影；而这说出的声音形象，作为能指，已先在地为所指所决定，归根结底是说一个先在的观念。因而这说、听都是直接在场的，而先在的观念本身就在说、听中。它的链锁展开即说者相对于听者的优先权乃至垄断权。

自我构成的“听——说”在界面上，它是个体性的，因而总包含着身体性的介入。或许应该完全相反地说，唯其因为作为界面的身体性的介入，自我构成的“听——说”才是可能的，而情绪作为倾听和声音的阻断、间隔，即无语，当然是一个语言的缺口，而且首先是一个内心的语言缺口。正是在这里，声音同声音形象剥离开来，成为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

这声音即倾听中自我显示的语言的物性。

凡物性都具有在倾听中或只要倾听就自我显示的这样一种特性。物性的自我显示，只有当人去掉自己的优先性即人对物不再作工具理性所惯常的肢解、取舍以显示独断的解释权、使用权时才是可能的。语言的物性即声音、文字，它同一般的物的物性的区别在于，它同时是神性的。它在人的倾听中自我显示，同时这自我显示总包含着越界的冲动和可能。作为特殊的语言媒介，它不仅媒介着自身，而且总隐含着对神秘的“它”的牵引，你无法确定它，也无法穷尽它的可能。你说出的总是有限的。从主体到主体间——语言，这语言当然不再是作为理性工具或工具理性的逻辑语言，而一旦语言不再是作为理性工具或工具理性的语言，它就实际上已因身体性的介入而使主体降解成了个体性的存在。所谓自我构成的“听——说”只能是在这一背景下或前提下。它垂直起来，既不会消失在时间中，也不会消失在既成语言中，它保持着敞开的姿态。

由此，这自我构成的“听——说”关系不仅先行造成语言的缺口，使在语言中进入语言成为可能，而且它同样贯彻在说之中，造成说的间断、沉默、转换。它随时可影响说，使说同样摆脱时间关联中的前后必然性，成为向空间的敞开，使语言的多重可能不仅成为他人即另一个自我的“听——说”，而且也成为自己反身观照的现实性。它使敞开的联系不仅在说之后，而且在说之前、说之中。它总是在边界上。

四、超出时间的声音可扭头而去

在对人的一切束缚中，最使人难以摆脱的，是时间，或者说是连续性的时间观念。它无声无形，却实体一般地存在于人的生活。它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甚至心理空间中的形而上学。所谓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都有一种潜在的背景，即过去、现在、未来一体的形而上学的时间观。它是整体性、中心性、目的性及其不在场的在场的最终根据。在它的连续性中，人真正是一爪落网、全身被缚地连续着的。它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普适性，谁都可以消融其间，谁都可以在它的无穷的因果链上找到通向永恒的现实之点。人不过是一种平均值罢了。

在日常生活里，形而上学的时间往往已成为一种经验，它有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每一个现在都在过去、现在、未来一体的连续性中。它不是事实而是价值判断，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事实罢了。这种误解已造成了日常语言的含混，或者说日常语言的含混助长着这种误解。

我们生活在时间中，我们拥有时间及其属于时间的一切东西……

有一天，当我读《等待戈多》信手写下这段文字以为它多少总表达了一点什么时，思路却一下子阻塞了，仿佛它不是什么表达倒是表达的遮蔽，而时间这个字眼本身就是迷宫，它在日常经验下面深藏着不同的思维背景和走向，以致使用者一不小心就会落入陷阱。

问题是，语言的去蔽、转换、生成的可能性绝不可能在时间连续的无意识形式中。人当然没有任何优先性，不仅相对于物、相对于自然、相对于语言没有，这个人相对于那个人也没有，但人绝不是平均值。语言的去蔽、转换、生成或许是人走出“平均值”的唯一契机。

语言总在和时间的关系中。

“时间展开语言”或“语言展开时间”，二者都表明有一种相互进入的关系。但前者展开的是时间，被展开的是语言。后者相反，展开者与被展开者的关系是表现者与被表现者的关系，这个关系又绝非是一致的，有遮蔽存在就是证明。所以关键在展开者或表现者。

“时间展开语言”。如果时间是连续性的，语言就被当作同一性展现在时间的连续性中。反过来，时间是非连续性的，即是作为个体的人直观着的瞬间，语言的生成性才得以表现。然而一般情况下，由于语言表面上处在被动性中，因之把时间当作连续性理解的意识往往自以为可以把语言作为工具使用，或传达，或解释。语言对此并不表示公然的抗议，但它的报复是恶作剧的，那就是对意识的前提的悖论式颠覆。人们只有在这种自身前提被颠覆的反省中，才逐渐清醒，无论是时间，还是语言，都不是连续性或同一性所涵盖得了的。

“语言展开时间”。如果这种提法成立，这语言总是个人的语言事件。由此展开的时间总是以断裂为前提的时间本身——亦即已切断了同本体论联系的时间——的随机连接。

人们应该有勇气承认：人生活在时间中，虽然自然刻度的时间几乎是任何人摆脱不掉的事实，但那只是一种事实罢了，就意义而言，持续的在场和永恒的现在都是不可能的。

德里达批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其本身就包含着对形而上学时间观的批评。索绪尔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它的符号观仍未脱离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在场，中心，本位。意即不在场的在场的笼罩或垄断。它的符号的能指具有声音特征——“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声音的特性”。这时间当然不是物理时间，即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作为自然刻度的自然时间，而是一种隐含着连续性、同一性的时间。能指当然不待说了，所指作为不在场的在场，作为先在的必然性，实际上同能指一起在这时间上线性地、必然地联系着。所谓二元的结构关系之所以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以观念、意义、思想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关系，就是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时间观。作为心理印痕的声音形象，是一种所谓还原了的声音，它当然不能脱离物理声音即遵循物理的、客观的时间的声音，毋宁说，这遵循物理的、客观的时间的声音正是它的物质载体。这是一种剥离，即物理声音和声音形象的剥离。由此从物理的、客观的时间中抽离出了过去、现在、未来一体的以完满的现在为标志的形而上学的时间。它的实在性和勿需证实的客观性作为语言固有的前提分明只是人的一个设定。与其说是语言展开时间，不如说是时间展开语言。

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却是一种超出时间的声音。它的停留、阻塞、间隔当然也可以说在物理时间中，但这种说法毫无意义，作为自然刻度的时间并不能直接进入语言问题。在这里，当断裂、偏离取代了连续性时，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如果还有一种时间背景的话，那时间当然是时间破碎的直观。它远已不再具有通常的时间意义。

由此，对于声音除了作物理声音和声音形象的剥离外，还应该有一种剥离，即存在的或物性的剥离。

这个世界至少还应该有第三种声音，即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这声音同文字一样是语言的物性，是一种自我显示着的差异性。它同作为心理印痕的还原了的声音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来自于、附属于人的先在的观念，即个体的语言形式的经验性来自于、附属于观念的先验性，而前者却是个体性的人在临界状态、悖论经验中所获得的表达的可能。

这表达的可能是转瞬即逝的困境。借用一个表达，即它随时可能扭头而去——在表达前或表达中甚至在表达后。

1991年9月20日

附录：平顶山会议发言

1991年9月，我为参加“语言——文学”学术研讨会撰写了题为《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在逻辑与想象的背后》一文，借此机会集中清理了几年来所思索的“公共语言的私人表达如何可能”这样一个与个人真实性直接相关的问题。原没准备另作发言。但事实是我不仅发言了，用提问或插话的方式，而且竟达四次之多。这四次发言的内容，后来补写在了《无语——穿透无聊的期待》中或在另外的地方有所展开，但毕竟在一个会上作四次发言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用我给一位朋友信中的话说，是“在平顶山朋友们相聚的对话氛围中激活了这样一些问题”，因而在这里，我还是将当时写的“备忘”摘要于下，为着记忆或其他。它在这本书里，造成了比个别重复更集中的重复，但它的形式毕竟有形式本身的意义。

（一）所谓语言的转向，实际蕴含着或引发着从语言的工具性还原为语言自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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