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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会理论的空间城市转向（第1页）

第五章社会理论的空间——城市转向20世纪中后期，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等的深化与问题频现，当代社会理论发生了重要的空间转向。空间转向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为我们理解现实、把握世界开拓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或视域。面向中国问题、强化对话意识、推进跨学科创新，建构直面中国城市化及城市社会特殊性的城市哲学，对推进我国社会理论空间转向，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

空间转向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对空间问题（全球地理与文化变迁、城市景观与社会结构变革、身体权利与身心关系等）的关注。全球化、城市化、身体化等空间问题日益进入学者与理论家的视野。一是空间视域的兴起与创新。学者们把古已有之的空间范畴进行当代激活，赋予其新的方法论、价值论等能指意义，并以空间为视域理解与解答全球化、城市化、身体化等现实问题。研究对象与研究视域的空间化，是当代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两个基本内容。

方法论上，空间转向标示着一种新的理论态度与研究进路。如果说，过去的社会理论主要以进化论为基础，更加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变革的一元性、强制性，制度与形式的标准化；那么，以空间意识为基础的社会研究，则更加强调地理、景观、身体、文化等的多样、多元，强调尊重与保护对象与主体已然存在的个性、权利、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空间转向具有深厚的后现代意蕴。如果说，强调时间性的社会研究如同注重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福特制”，那么，强调空间性的社会研究则好比注重个性化定制、个性化生产、个体化满足的“后福特制”。

空间转向的意义不仅在于哲学社会科学再次以自己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回应了全球化、城市化、身体化等当代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为人们理解时代、世界、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更在于其为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开拓了一条与现实生活、时代精神相贴近的新路径，为哲学同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进行跨界互动、跨学科创新提供了一种重要可能。

正如“后福特制”的兴起并不意味着“福特制”不再有意义与作用，空间维度的显性化也并不意味着时间维度、时间性研究将失去价值。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时间性研究与空间性研究的双向反哺中，面对目前时间维度、时间性研究的相对强势，可以预期，在未来数十年中，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各学科仍将继续进行空间转向，产生诸多关注具体空间问题的新成果，诞生空间研究的诸多新范式、新思潮。

在正在展开的诸多形态的空间理论中，一个不可缺少并需要加强的部分是城市哲学。当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与城市化和城市问题密不可分，城市哲学是当代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一个核心构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大规模的重建以及科技进步、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同步，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城市化是一个地理、景观等物质性空间及社会结构、生活样态等非物质空间的综合性的空间重构与建构过程。正如《比较城市化》的作者贝利、《空间生产》的作者列斐伏尔、《城市文化》的作者芒福德等所指出，当代城市化伴随着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生态学等意义上的严重后果。城市化在具有正效应的同时，也具有深重的代价与负效应，在给人们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导致了对生态、文化、观念等的破坏。如何把握城市化以及城市的本质，成为人们亟须解决的核心空间问题之一。

在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学者的推动下，诸多领域的学者以城市化、城市问题为论域与研究对象，重新反思空间的本质与时代特征，实质性地使空间与城市哲学兴起并得到推动。虽然学界目前还未十分自觉地使用“城市哲学”这个范畴，但反思当代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主要内容与趋势，概览当代空间研究相关著作，可以发现：空间理论、空间研究正日益聚焦于城市化及城市问题。没有城市意识、不关注城市问题的社会理论将在相当程度上失去时代性与现实性。离开了城市问题这个关键词与问题域，对空间转向的理解将是不完整的甚至抽象的。

自觉建构城市哲学，根本动力在于城市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迫切性。如果说，19世纪社会发展与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工业革命；20世纪社会发展与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科技革命；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发展与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与标志就是城市革命。城市化及城市社会建构是一个既与全球化、身体化密不可分，又对现实日常生活、未来生活样态更具感性影响的一个综合空间问题。深化城市哲学研究，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使命。

我国学者对空间转向的关注近年来才渐成热潮，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化只有在近几年才逐渐成为显著的大问题。没有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也就没有我国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当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反思城市化等空间问题，推进当代西方社会研究空间转向时，其所面对的主要是西方问题，其成果对中国的意义更多的在于提醒我们需要重视空间维度。

推动我国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路径主要有两种：其一，译介西方空间转向的相关著作，评价、把握其源流、特征、趋势，以此为我国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提供思想资源；其二，直面中国正在遭遇的诸多城市变迁等空间生产问题，在解答困惑中实现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互动与统一中，城市问题是我国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核心动力。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城市意识，建构以中国问题为背景、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城市哲学，是我们参与当代社会理论空间转向，并为这种转向提供新论域、新理论、新范式的根本路径。

推进我国城市哲学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开拓我国哲学发展的新空间，更在于为我国哲学社会不同学科之间，甚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互动、跨界创新，提供了一种态度和平台。城市问题、城市社会建构关乎世界未来，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具有复杂性、高综合性，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学科所能参透。建构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而又没有学科归属与学科边界的一般城市学、一般城市论，对把握城市本质、城市社会建构规律具有基础意义。因此，城市哲学虽名为哲学，在本质上却并不归属于目前学科专业分类的哲学，而是代表一种综合性、超越性、整合性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研究视域。

空间转向、城市哲学正在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在看到和呼唤其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正如曾经发生的价值转向、语言转向，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空间转向终会“终结”并凝成新转向发生的一个底板。但这一天的到来，并不能否认当下建构城市哲学、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作用和意义。

二

“20世纪60年代城市危机暴露了前一个世纪都市理论和实践方面深层次的弱点和严重不足。”“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爆发的都市危机是先进工业国家长期战后经济繁荣将结束的几个信号中的一个。”面对实践与理论上的双重危机，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苏贾等开始从不同角度建构空间哲学、空间生产理论。当列斐伏尔等用不同形态的空间理论反思、批判当代社会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所指：以全球化、城市化、都市化等为重要表现的现代性的空间化。

在列斐伏尔等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空间化。现代性的空间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文化地理学层面。以资本为主体力量，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以城市化为重要形式，现代性向全球蔓延，感性地改变了世界诸多地区的地理学外观，使作为物质自然的全球地理变为具有深刻资本色彩的人文自然、文化地理。二是社会知识论层面。当列斐伏尔、哈维等聚焦空间与城市问题，建构不同形态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哲学时，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代表、象征了面对现实世界的空间化，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人们观察与认识社会的视域、方法所发生的重要转换：从以时间为主轴的进化论思维转换到以空间为主轴的延展性思维。三是社会人类学层面。在苏贾等看来，现代性的空间化不仅体现在文化地理与思维领域，更体现在社会关系层面，体现在人们为了解决住宅、道路等空间问题，争取空间权利、空间权力，建构与实现空间正义所进行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空间日益成为新型社会关系的触发点与关节点。一方面，都市化、城镇化等现代空间运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人们也日益自觉地以空间问题为纽带建构起具体的社会关系、新型的社团与集体，以维护、追求自身的空间利益、空间权利。

在安迪兹看来，现代性的空间化以辩证的形式存在。在苏贾看来，“空间辩证法”是既相对独立又深层互动的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所谓第一空间，就是城市空间意识的感性对象，物质化的“空间性实践”，“这里城市空间被物理和经验地意识为形式和过程，意识为都市生活可衡量、可标志的形状和实践”。所谓第二空间，就是“概念性空间”，即人们对经验、现实空间的主体观念性反映。“如果说第一空间视角更客观地考虑和强调‘空间中的物体’，第二空间视角则倾向于更为主观，更涉及‘关于空间的思想’。”所谓第三空间，就是以日常生活为载体，以人们的集体行动为内容的社会关系空间，“在这个不同的或‘第三’视角中，都市生活的空间特殊性是完全鲜活的空间，是既真实又想象化的，既是事实又很实际，既是结构化个体的位置，又是集体的经验与动机。”在三个空间中，苏贾对第三空间的地位与作用尤其重视，原因在于，在他看来，面对日益具体而突出的空间问题、空间失序、空间不正义，只有通过自觉的有组织集体行动，各类具体的空间与城市问题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空间与城市正义才可能逐步实现。

空间与城市理论以多样形式存在。当人们聚焦全球化问题时，空间与城市哲学便与全球化理论相共生，全球化与城市化的、世界城市与传统城市的关系往往成为研究的焦点；当人们聚焦社会问题时，空间与城市哲学就与都市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相共生，城市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研究的焦点；当人们聚焦于现代人性问题时，空间与城市哲学则与都市人类学、城市人类学相共生，城市与身体、城市与人性的关系等往往成为研究的焦点。随着不同向度空间与城市研究的具体发展，空间与城市哲学的主要形态将逐渐辩证收敛，并形成空间与城市哲学的主导范式。

如果说，列斐伏尔、苏贾等代表着空间与城市哲学的“问题理论范式”，这种范式相对注重对现代性的空间危机、都市危机进行理论反思，相对注重建构作为一种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的空间哲学与城市哲学。那么，芒福德、科特金等则代表、象征着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的“问题历史范式”，这种范式更加注重从城市本身出发研究城市问题，注重城市史研究与城市问题研究的有机互动，更加注重对城市问题、都市危机进行以城市历史为基础的综合沉思。批判反思片面、不合理的城市观、城市发展观，对“什么是好的城市”、城市性、城市本质作出自己的回答，是空间与城市哲学“问题历史范式”的基础内容。

在建筑学视野中，城市更多的是不同建筑的集合体，一个好的城市首先是空间结构合理、布局与功能完善的城市；在经济学视野中，城市更多的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一个好的城市就是产业结构合理、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经济竞争力的城市；在政治学视野中，城市更多的是一个独特的权力与治理结构，一个好的城市就是一个有良好权力关系与治理秩序的城市；在社会学视野中，城市是一种不同于乡村社会的新型社会关系，一个好的城市就是一个社会矛盾较少、社会关系和谐的城市。不同学科对城市本性的揭示都有其理由与价值，也都有其问题与局限。

在芒福德看来，对城市性应该进行更加全面的理解。芒福德认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正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芒福德、科特金等对城市本性的文化学、人性论断定或需商榷，但超越简单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城市观，城市发展观，却是化解诸多城市问题的一个必须前提。

对当代中国而言，建构空间与城市哲学尤其迫切。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正确理解、统筹协调、和谐推进城镇化、市场化、民主化将深刻决定中国社会的未来面貌。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却往往更多地从“物”的层面理解城市化，或者把城镇化理解为单纯的经济行为，或者理解为对自然空间的人化或已经人化了的自然空间的再改造，或者理解为相对简单的政府行为、政绩工程。应该看到，这种目标“物化”、手段分裂的城市化，虽然有其阶段性合理性，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在不断累积社会危机、心理危机、生态危机。如不未雨绸缪，未来中国有可能在某一时段爆发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的都市危机。推动中国空间与城市哲学的当代出场，是解决我国城市问题的需要，建构更加合理、全面的城市观的需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城市问题，当代中国需要建构一种空间与城市哲学的“问题综合范式”，从三个层面系统推进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其一，强化“理论研究”。系统梳理国内外空间与城市理论的研究成果，加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的对话，建构一个直面城市问题，没有学科归属的、综合性的空间与城市理论。其二，加强“战略研究”。建构空间与城市哲学的根本目的不是形成所谓的学术新热点、理论新体系，而是探索有效解决诸多城市问题的方法与战略。是否真正具有国家意识、服务意识、战略意识，将深刻决定中国空间与城市哲学的理论命运。其三，深化“问题研究”。努力把握我国城市问题的非孤立性、综合性、具体性，对探索建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具有基础意义。

直面当下问题，当代中国空间与城市哲学，尤其需要加强以下研究。其一，城市目的论研究。以反思城市与人类文明史的关系、世界城市与中国城市的深层问题为基础，具体揭示城市的综合本性、文化本性。其二，城市模式论研究。以揭示现代性的可选择性、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共存性为基础，具体揭示城乡关系、城市化目的与路径的文化多样性，呈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深层合理性。其三，城市手段论研究。以揭示城市化的综合属性为基础，探索行政、市场、文化等手段相互协调、规范合理有序的城市化推进策略，努力实现城市发展与城市秩序、城市效率与城市正义的有效统一。

三

在城市成就与城市问题的复杂交叉中，人类正在步入城市社会。我们能否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城市问题、城市社会？建构城市哲学，对迎接城市社会挑战，深层把握城市本性，系统应对城市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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