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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戏剧的两条意见（第1页）

对于戏剧的两条意见

我对于以前的新旧剧，向来有一种偏见，——一种反感，所以近来多年没有看过一回戏。我曾经在戏场里得到两次不愉快的经验，他的影响长久留在脑里，便为我这偏见——反感的原因。

第一回的经验，是关于旧剧的，一九〇六年的冬天在北京所得到。那时我同了三十几个的海军的同学，到练兵处来应出洋考试，考试完后同往前门外一带戏园去瞻仰有名的京戏。最后一天，在什么戏园里看到一出戏，——名目已忘记了，在众人拍掌叫好之中，见台上演了一场的masturbaciodelavirgino！这破天荒的演作，竟造成了我反对旧剧的顽强的根柢。我想名人的vitasexuacis（性的生活）的隐密中必定各有回想起来令他感到不快的一二小景，但在我自己想来实在没有比这回感到苦痛与屈辱的事情了。因此我对于旧剧感到非常的嫌恶，生怕他再请我赏鉴这“不道德的梦”。

第二回经验是在东京看留学生的演剧。这次的印象虽然并不是苦痛与屈辱，不能与前回相提并论，但是对于新剧也播下了失望与怀疑的种了。一九〇八年留日学生的新剧团“春柳社”在东京排演《黑奴吁天录》，我当时动了好奇的心，便同几个朋友去看。别的倒也没有什么，只是乔治的一篇爱国的长演说（也在拍掌叫好之中说完），却使我失了许多对于新剧的希望与信仰。我并不想攻击十多年前的新剧的先驱，在那时候当然有点不完备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去吹求他；但是我因此感到一种不满足，觉得这一个缺点将为新剧之累，妨害他的发展，却也是真的事实。

猥亵与教训，——怎样相反的两件事，却相同的阻止我去亲近中国以前的新旧剧，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近年来北京以及各地的新剧运动，日益发达，前途渐有光明，我这多年的成见（对于新剧一方面的）也颇有改正了；但是过去的强烈的印象，在后来的感情思想上留下了意外重大的不可磨灭的力，非意识的限制他的发展的方向与程途，因此我对于新剧提出的意见，也就仍旧本于昔日的经验，成为两项消极的条件：一曰写实不涉猥亵，一日寓意不涉教训。

对着现代“爱美的戏剧家”劝告他演作要不涉猥亵，几乎是侮辱他们的话，我也知道不免有点语病。但在现今时代这也不无可以辩解的地方，因为新剧家为“迎合社会心理”起见，常有勉力去与旧戏接近的倾向，如《觉悟》上的载杭州学生的“一五剧社”的演潘金莲戏叔，即是一例。虽然究竟如何演扮我们不曾亲见，只就那通信上强要赔偿的声口看来，推测他们的所谓诲淫的戏本来别无高尚的用意，似乎不为冤枉。对于那样的朋友，上面这一句劝告，正是必要。而且我于劝告“迎合社会心理”的新剧家以外，还含有一种更重要的作用，便是反面的说，“凡非猥亵的关于性欲的演作，都可以容许”。中国的道德家的意见，以为凡关于性欲的事都是猥亵的。其实是不然。猥亵与非猥亵的区别，并不是性欲不性欲的问题，乃是在于严肃与不严肃。切迫的要求是严肃，游戏的赏玩是不严肃，即是猥亵。照这个标准看来，有许多世间以为违背礼教的男女私情未必是猥亵。合于礼教的蓄妾挟妓的风流事情却都是猥亵了。据精神分析的学说，在人的生活里，性欲（广义的）实占极大的位置，所以“色情的动因”也即为艺术的一种中心思想；但是经了“升华作用”，才能有艺术的价值，否则只是平常的展览狂与窥伺狂的表现，非归到变态性欲项下去不可了。譬如小说里的莫泊桑的《一生》，戏剧里的威兑庚特的《春醒》，我们都承认是艺术的高尚作品，不但可以而且还应该放在有人生的常识，有思虑分别的人们手里的。他们所给与的印象未尝不苦痛，但是严肃的，象是病理学者的指示，有一种迫压的威严，使人不能不承受他的可怕的真实，却没有（南方）摆西洋景摊的那侮辱的微笑的态度。艺术家把自己的对于这一面的思想感情，真实的表现出来，经过了醇化，所以成为高尚的艺术品，无论其中含有任何的色情的动因。西洋景的“艺术家”迎合社会的心理，——或者不如说看穿了人心的弱点，专来供给些窥伺的材料，这便不能不加以“不道德的文学”的名目了。旧戏里关于性欲的演作固然无不是西洋景式的，就是在新剧里也不能说没有，这是很应当注意的。但是又恐怕大家因噎废食，以为凡性欲即猥亵，提倡禁欲主义，——其实也是一种色情狂，——所以我在上面特地申明一句。

“太教训的了”这一句话，我想倘若加到现代的新剧——以及新诗与小说上头去，似乎不甚冤枉。这个弊病自然并不十分大，但是我怕他要减少艺术的效力，所以也不大适当。现在的新剧里，象乔治的爱国演说那样的演作大约也少见了，注入爱国以至国家主义的思想倾向，却是常见的。在这里似乎颇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便是这些思想是否应当注入与其方法是否适宜。罗素曾说中国人所缺乏而最需要的是爱国心，这原是极的确的话，但我觉得最需要的爱国心应该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国家主义的，——为自己故而爱国，非为国家故而爱国；内外兼顾，非“专管外交，不问内政”。乡村里的人每每宁可被本家打嘴巴，不肯忍受外姓的一句话，这种风气，似乎正在提倡之中，而且颇有势力。他们或者不赞成旧日的三纲，但是另外却立了国为民纲这一个信条，将抽象的国家供奉起来，统御人们的一切思想行动。在清朝末年也曾有过这样的一个运动，他的结果是养成一种名分上的爱国心，譬如乞丐的争纳“国民捐”即是一例，这与明末的“乞丐羞存命一条”的故事正可以相对。又如救国罢市的举动，虽然也是事实，但我觉得总是迫于名分而非本于人情的。这种运动即使一时闹的轰轰烈烈，究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拜国旗的主张即使不说是虚伪，也不是充实迫切的，所以在艺术上不能占得多少位置。世界的各强国的文学固然没有以侵略思想著名的，便是在弱国里也没有专门排外的杰作，虽然其中可以含着求自强与自卫的爱国思想。从蔑视个人的国家主义里出来的侵略与排外思想，正一样的都是丹麦的批评家勃兰兑思所说的“兽性的爱国”。有人或者要问，那么“人性的爱国”总是可以提倡的罢？凡是人性的，当然都可以提倡，因为本来是人所应有的。但说到这方法上，不免还有问题。文艺的效用是感染的，所以注入的方法不甚适宜；上文说“太教训的”原是包含思想与形式两面，即使所提倡的是人道主义，但倘若“耳提面命”的说，便也不免同乔治的演说一样要受“太教训的”这一句评语。或者对于幼稚的听众，有时候也非用这个方法不可，只是因此总要牺牲了多少艺术的价值，极端的为人生的艺术派固然不可惜这一点牺牲，而且也颇有道理，——于现在的中国尤其如此，不过在我个人的意见略有点不同，所以未能完全赞同罢了。

上面所说全是空论，于理论上固然不少可商之处，实际上更是毫无经验，恐怕谬误的话更要多了，我自己知道我的成见有许多地方阻止我去理解戏剧上的多少不得已的事情，没有发议论的资格，但是现在看见新剧运动的兴旺，觉得很有希望，所以姑且将我的私见写了出来，以供剧作家的参考。

*刊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戏剧》第二卷第三号，署名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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