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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第2页）

当然，如果以后世的观点看，水手们的错愕其实没有什么价值。海洋不同于陆地，无遮无拦不偏不倚，无法应用任何战术兵法，是纯粹硬实力的比拼；在这种比拼中，船坚炮利的一方就是无往不胜，掌握了先进火器的一方就是所向披靡，根本没有例外；此战的结果早就可以料定；甚而言之，设若抛开火器不谈，当时“兴献皇帝”号的表现亦绝不出彩，甚至因为水手惊慌失措的操作误击商船，损失了大量的战利品人质，严重损害己方利益；整场战争举止无措，只能用糊涂来形容。

可如果考虑到大安过往的历史，那么这一次海战的意义却又是重大的。不要忘记，在三宝太监下西洋之后，至飞玄真君重振海防之前，中原海疆已经数百年形同虚设，仅仅只能在岸上抵抗倭寇；数百年生死阔别，长久的茫然与无措已经转化为某种思想钢印式的习得性无助，没有任何人能够相信，或者敢于相信，朝廷居然还能在海防上取得什么大的成就。

这“任何人”之中，甚至包括了积极鼓吹海贸的穆国公世子——如果不是心中忧虑胆怯，又怎么会剑走偏锋，仅仅只敢派遣海军截断商船呢？

所以，历史学家们才相当重视“兴献皇帝号”的这一次初战。初战本身的结果就是最大的意义，它意味着，在封闭、保守、与海洋隔绝了上百年之后，茫然无措而近乎软弱的中原王朝，终于通过一次小小的战役意识到了自己在海战上的实力——这是在开战之前，连穆国公世子与儒望都不敢揣测的战力。

对于周边的岛国来说，这可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

第115章决战（上）

自二月二十八日，兴献皇帝号与幕府战船短兵相接之后，中倭双方的海上局势便一触即发，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但此次海上的交锋却甚为微妙，展现出了与以往国战迥然不同的特点：直至矛盾彻底激化为止，中倭双方都并未宣战，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进入战争状态的迹象。如果考察双方中行政中往来记录，那么直到兴献皇帝号与倭人大打出手为止，倭国幕府都还依旧没有搞清楚他们的敌人是谁，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是浙江一带官府对先前倭寇入侵的报复，只不过报复格外强力而已；至于所谓“主动发起对倭战争”的大安——从通政使司的日程安排来看，当时大安朝廷的工作重点，是发动六部弹劾穆国公世子。

所以，此次中倭海战又被称为后世称为盲目痴愚之战。其中，倭国德川幕府为“盲目”，直到被一巴掌扇到脸上，都还不清楚自己是在与什么作战，全程都在茫然与无知之中；这样的盲目本来已经足以为后世所笑，但与它的对手，被称为“痴愚”的大安中枢相比，却又不算什么了——按当时官吏的笔记奏章，到海战结束为止，大安朝廷可能都根本不晓得自己居然和倭国人打了一仗。那时的文官们都在忙着收拾穆国公府呢。

一个盲目，一个痴愚；一个不知道敌人是谁，一个干脆不知道已经开战。这就是那时东亚大区绝妙的匹配机制，卧龙与凤雏的激情碰撞，便是如此的迷人。

也正因为如此，双方开战的过程才显得如此荒诞、滑稽、令人匪夷所思。譬如，后世历史学家大书特书所谓兴献皇帝号截击战船、“中倭第一战”的重要意义，但却始终回避交战的具体细节；而根据船长的回忆（一个稍稍懂点文书的老水手，记载相当可信），在初次接触到倭国战船时，没有见过世面的水兵实际上是“大为惊哗”、“混乱一片”，赶紧要拉开距离以防变故，结果是某个新手操作失误，一不小心发动了甲板上预备的飞玄真君号，十几枚火箭倾巢而出，居然间将围拢来的战船炸成一片火海。于是惊慌失措的水手“面面相觑”，才在爆炸与惨叫中后知后觉的“憧然醒悟”。

所谓盲目痴愚之战，大概就是这么个水平。

但无论怎么样的菜鸡互啄，该打的还是要打下去；双方的怪异表现，也正因此永载史册，影响不可计算。在此，仅列举海战中的重大事项：

三月五日，外出巡逻的兴献皇后号与佐贺藩的战船相遇，再次爆发大战，克之；倭国举国各大名随之震动。同日，大安朝廷倒穆政潮臻至高峰，弹劾奏章走完所有流程，终于下六部公议，消息泄漏，舆论汹汹不可决断。

三月十八日，再次巡航的兴献皇帝号遭遇自吕宋出发，向熊本、福冈各地运输刀剑的商船；依照内阁所颁布之《航海条例》（由翰林学士张太岳及工部侍郎闫东楼受命草拟），暂行扣押。消息传入东瀛，德川幕府预备召集强藩议事，共论大局。与此同时，大安六部争辩多日，论罪已定，认为穆国公世子“举止跋扈”、“狂妄错乱”，过错不可胜数；建议罢黜一切职位，驱逐出京流放金陵，交给他亲老子看管；胁从尽皆下狱。

三月二十五日，由葡萄牙旗舰改装而成的兴献皇帝号及兴献皇后号再次集结为舰队，游弋于东海至南海方圆千余里之间，彻底截断了从西班牙殖民地到东瀛本土的商路。此时的航海技术仍然不够发达，在缺乏坐标及水文资料的远海，笨重的商船只能延几条特定的航线行驶；一旦控制住这几条航线，即使大海茫茫无边无垠，也再难自由往来了。

这是控制后勤围点打援的妙计，只要能持续控制往来的商路，围也能将倭寇围死。实际上，临时拼凑的舰队效用卓著，的确钉住了倭国至关重要的武器贸易命脉，引发了幕府统治下难以应付的动荡。但这场卧龙凤雏的战争却一如即往的发挥稳定——在拦截了大半个月的后勤之后，受命指挥海战的戚元靖不得不调整策略，撤回舰队，预备一次大规模的决战。

这种变故倒不是因为战略上的失利，而纯粹是因为战术上的无能。为了准备海防，穆国公世子在京城郊外及天津大量的招募工人制造火器，不惜代价的炮制出了天量的火箭与火药。但即使是这样开销巨大的火器，也顶不住海战的消耗——驾驶战舰的水手们根本没有海上作战的经验，他们只会疯狂倾泻火药，依靠器物的优势博取胜利；于是胡乱扫射之下，浪费的火箭大大超过了估计，以至于连存货都不够用了。

以旁观海战的儒望的话讲，中方作战的思路，简直是“由一个萎缩的大脑指挥着肌肉强壮的四肢，只能胡乱的挥舞拳头”；只不过拳头太大也太有力，即使王八拳也足以捶死老师傅。

不过，这种捶法太过于浪费力气了，根本无法持续。如果搞切断外援的围困战，先耗尽的说不定是火箭的储备。所以，在长久的争论之后，戚元靖及俞志辅等人调整了策略，将手中的战船与物资集结起来，预备远渡重洋，直捣巢穴，消灭根本。

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被现实逼迫出的笨招。集结战船聚合战力，旌旗蔽空轴橹千里，简直要让人想起当日曹孟德在赤壁前立下的flag。不但毫无运筹帷幄之美感，也全然损失了葡萄牙战船灵敏便捷的种种优势，纯粹只是以强势压人而已。但初出茅庐的水手笨拙愚鲁，一切战术都难以布置，也就只能用这铁索连环的招数了。

而恰恰是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后，这段历史上最大的分歧出现了。依照大安的官方史书，在商议大半个月后，四月二十二日，六部会同内阁发文，以极为严厉的措辞强力指责穆国公世子先前种种不法的举止，并命令三法司会审，勘定罪名。而徘徊于山东-天津的穆国公世子收到公文之后，表现得相当的惶恐而温顺；他对着公文郑重行礼，表示自己深刻的领悟到了朝廷赏善罚恶维护纲纪的用意，决心深刻反省自己以往的过错，绝不敢稍有忤逆云云；随后，世子自囚于山东登莱海郊某处废弃的寺庙之中，闭门静思己过，静静等候朝廷的处置。

——这是自《儒望日记》发现以来，流传了数百年的官方版本。而数百年来，穆氏那近乎软弱畏葸、事不关己的形象，亦由此版本所塑造。

但在《儒望日记》中，却又记载了事实的另外一个版本。儒望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记录海战，并郑重指出，表面温顺听话、处处服从朝廷指示的世子根本没有遵守纪律；实际上，在所谓“闭门思过”的第二天，世子就悄悄溜出了寺庙，化名“穆七”，登上了整装待发的兴献皇帝号，随船直往东瀛，奔赴犁庭扫穴的决战。

“这是最紧要的战斗，必须押上一切。”世子在船上告诉儒望：“如果这一战失败，就算我在寺庙中忏悔到海枯石烂，朝廷也不会放过我吧？相反，如果这一战胜利，我当然也不会放过他们——”

说罢，他又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

五月二十二日，在经过长达一月的跋涉之后，船队顺风而下，直往江户城奔去。

第116章决战（中）

五月二十八日，由兴献皇帝号及兴献皇后号率领的舰队跨越万里，出现在江户城外。五月三十日，舰队驶入江户湾，强行开进了神奈川，以随船的火箭驱散了前来堵截的水兵，某些超出射程的火箭飞跃了浅浅的一湾海水，溅射到刚刚建成的江户城池之外，喷射出难以扑灭的大火；被召入江户城的平民大为惊恐，当日便起了小小的骚乱。

但火焰一起，最为恐惧乃至难堪的，却是正驻跸于城中的幕府。要知道，这十几日以来，幕府正召集了东瀛有数的强藩，在城中紧急议论商道断绝的大事，要拼凑出扫清海外的军队。但现在议论未半，他们忌惮万分的强敌竟然渡海而来，一巴掌扇在了幕府的脸上！

十几枚火箭凌空发射，幕府的脸面算是被剥了个干干净净。而最为滑稽的是，事态发展到了此时此刻，被召来商议要事的大名居然还没有一个知道这城外“黑船”的底细——他们先前派遣的战船一艘也没有回来，就仿佛是海面上多了个无可思议的黑洞，轻易吞吃下了大名们倾尽财力武装的珍贵船只；只要少数商船水手侥幸逃了回来，但吐露的消息却也甚为荒谬。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战船在海外所遭遇的简直不是敌人而是神魔，由神魔所驾驶的黑船只要升起桅杆，海面便立刻被地狱生出的青莲业火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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