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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据美国密码破译小组推测，“AF”很可能是指中途岛，但又不敢肯定，这给作战决策带来了许多麻烦。为了彻底解开这一谜底，美军情报部门决定使用抛砖引玉之计，诱使日本泄露真情。美军有意让驻中途岛的海军司令部用浅显的英语向上级拍发了一封电报，把“砖”抛出，佯称“此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美军预料日本人会破译这封电报，并会由日本情报人员用无线电报给日本联合舰队。此一抛“砖”之举，果然引出了“玉”。48小时后，美军截获了一份日方密电：“AF很可能缺少淡水。”这就证实了“AF”便是中途岛。据此，美军进一步加紧对情报的搜集与分析整理，详细查明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从而解决了中途岛大海战中情报保障与指挥决策的一个关键问题。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根据掌握的准确情报，采取了及时、有力的对策。一是加强了中途岛的防御，二是摆开了海上伏击的阵势，准备给毫无察觉的日本航空母舰编队以迎头痛击。

大战在6月4日展开。美军以损失1艘航空母舰为代价，一举击沉日本4艘航空母舰。使日本开始丧失太平洋战区的战略主动权。美太平洋舰队在经过珍珠港劫难之后半年，终于在中途岛海域打了一场决定性的翻身仗。这次著名的战役，被海军历史学家称为“情报的胜利”。亲身参加过此役的美国著名将领斯普鲁恩斯也说：“我方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的战果，主要是由于我们出色地掌握了情报，使尼米兹上将能够充分发挥他那大胆、勇敢而又明智的指挥才干。”美军在中途岛大海战中的情报工作，不仅依靠了先进的侦听和破译技术，还应归功于巧妙地使用了抛砖引玉之计。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日本鬼子自以为豺狼得志，可以故伎重演再行作恶。岂不知美军统帅投石问路，识破了鬼子的诡计，迎头痛击，读来令人大感痛快！这也是先纵后收之法！

真诚足以成大事

1936年初，红军将被俘的东北军团高福源释放回营，让他做张学良的工作。高福源经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关于入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对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寇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4月8日，周恩来到达肤施东北的川口。4月9日，张学良自驾飞机抵达肤施。周恩来与张学良以前从未见过面，但彼此并不陌生。一位是威名赫赫，并带着浓厚传奇色彩的中共领袖；一位不仅是东北军少帅，而且是全国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

刚一落座，周恩来就说：“张将军，我也是在东北长大的。当时，在奉天（沈阳）第六高等小学堂读书。现在多么想回去看看，可惜回不去了。”提起东北，令张学良感到亲近，又引起了张学良的感触。他说：“周先生的经历我了解，在东北的情况，我听我的教师张伯荃说过。”周恩来很奇怪，就问：“张先生是我在天津南开学校时的校长，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先生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我就拜张先生为师。咱们是同师啊！”于是，谈判在轻松亲切的气氛中开始了。

首先，他们谈到了国家的前途。周恩来问道：“张将军，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张学良心事重重地说：“我看国民党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走法西斯的道路。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为德国、意大利都是在法西斯统治下强大起来的。所以我主张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现在看来，现实与我想的并不一致，内战不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

周恩来说：“张将军这般开诚相见，请允许我谈谈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因而是一种反动主张。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必须依靠民众。群众的力量是伟大无比的，只有依靠它，中国的抗日才可能胜利；否则，就不会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念，也绝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周恩来指出：“打内战，只能为亲者痛、仇者快，让人民遭殃，让日本帝国主义喜欢。只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

接着，他们又讨论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共原来是主张反蒋抗日的。此时，周恩来真诚而虚心地说：“我们原来主张反对蒋介石，那是因为大革命失败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不过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听听张将军的见解。”张学良认真地说：“我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在统治着，全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也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我这两年同他的接触很多，关系很密切，据我多方观察，他还是有抗日的可能性。抗日不应该反蒋，统一战线也应当把蒋包括在内，而且我们东北军是他的部下，财政上也靠他，如果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困难。在国民党的要人中，一些人也佩服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希望他抗日。”张学良说：“我们现在正想增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所掌握的这一股力量排除呢？当然，蒋介石左右有不少亲日派，要蒋介石下决心抗日是不容易的，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关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他表示，他现在不能反蒋，将来蒋如果真降日，他一定离开蒋另作打算。周恩来说：“张将军的意见很重要，值得我们重视。共产党由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变了一步。我现在可以表示，我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主张，不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我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我们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那好，你们在外进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一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关于不分红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张学良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完全同意。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我还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蒋介石已经有电报骂我隔岸观火，但我们事实上可以合作。”张学良接着说：“我很清楚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联共抗日才是前途。”双方谈定，红军可在适当时候退出某些地方让东北军进驻，以打假仗的方式应付蒋介石。

周恩来指出加强抗日教育与培训抗日干部的重要性，提出将这一项列入正式协议。张学良深受启发，表示十分赞成，双方决定：红军开办红军大学，东北军创办军官训练团，彼此合作。

关于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抗日问题，延安会谈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由陕西渡黄河东征，进入山西。张学良问：“红军东渡黄河的目的是什么？”周恩来说：“准备占领太行山，东出抗日，以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早日到来。”张学良说：“蒋介石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集中了几个师的嫡系部队，配合阎锡山的部队，事先对太行山进行了控制。我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也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但如果红军决定出河北，我可以通知东北军对红军不加阻拦。”说到正在艰苦转战中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张学良说：“贵方四方面军如北上，东北军陕甘部队可让路；二、六军团须要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本人可以从中斡旋。”

说到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张学良同意红军的主张，认为这是中国当前的惟一出路，并说他愿意尽力向蒋介石提出来促成实现。对于“八一宣言”中所提国防政府的十大政纲，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关于抗战准备问题，周恩来提出，要加强物资准备，特别是通讯器材、医药品的贮备，如果缺乏这两种物资，会使部队在将来的长期抗战中遭受极大的困难。张学良当即说明这两种物资他都有充足的库存，可供东北军和红军长期作战之用；并说他还有一笔私人存款，必要时愿意拿出来作抗日公费。关于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红军可在东北军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医药等军用品由张学良代办，子弹可由张学良供给。为了表示诚意，张学良还决定，当即拨出2万银元送给红军，以后再出10万元法币。

关于国际联合问题，双方一致同意联合苏联，派代表赴苏，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事业的援助。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从新疆前往，由张学良向盛世才联系，负保护之责。会谈中，张学良向周恩来提议，彼此互派一得力人士伪装侦察，保护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周恩来表示同意。

这样，谈判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双方共誓“永不毁约”。

真诚待人，换得真诚的亲友。在大事大非面前，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以周恩来无比高尚的人格和张学良真诚坦率的天性，二人联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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