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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1页）

江青对他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上，章伯钧、罗隆基跳得最凶。他们叫喊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反对在机关中建立党的组织；叫嚷要搞‘政治设计院’，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他们甚至要‘轮流坐庄’，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是一种舆论，将来也许会有行动的。”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不要着急，天塌不下来。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充其量不过是喊喊口号、骂骂娘而已。”

江青不停地给毛泽东报材料，作汇报：“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章乃器、毕鸣歧、李康年向党进攻，叫嚷‘定息二十年不能变，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经没有区别，党中央应该对资本家充分信任，不应歧视，放手工作，让他们抬起头来。’会内会外，他们的气焰十分嚣张。”讲到这里，江青站起来，走到毛泽东跟前，点着桌子说：“还有那个周扬，这次表现也不好啊。他通过座谈等方式，在文教界鼓励人们向党进攻。他攻击党员‘像特务一样’，‘七、八年来思想改造是严冬，到今天才感觉到有点初春的气候。’还说：‘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靠知识吃饭。’‘党有没有领导好？我看是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好一定是内行。一定要科学家领导科学，美术家领导美术，音乐家领导音乐。我主张办好同人刊物。’等等。这个人物跳出来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我们的同路人。”

“这次斗争中，我们还得有重点，还得保护几个人，不能没有团结对象。打倒一切，往往会导致打倒自己。这在我们的历史上是经常有的事情。”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革命来革命去，最后革命到自己头上的事，过去有，今后还会有。”

江青这才不吱声了。

毛泽东根据他掌握的材料，认为火候差不多了，便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让江青誊写一份交给党内刊物发出，他指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江青在中南海“一组”，即毛泽东办公室和身边人员的党组会上说：“大家都看到了吧？眼前这场斗争不是一般的斗争，是一场未来斗争的总演习。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就开始酝酿如何防止这个悲剧了。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引蛇出洞’，选择最好的时机，把隐患的社会基础给他搞掉，这样，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响应的人了。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小看了这场斗争的意义。”

有人问道：“这样搞下去，我们党的整风怎么办呢？”

“这次反右结束后，党内的问题当然还要继续搞下去。”江青说：“究竟怎么个搞法，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问题的特点来决定。党内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让我和大家打个招呼，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能经受住各种形式的考验。我作为主席身边的一个哨兵来说，倍感责任的重大。我想大家和我的心情是一样吧？”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江青调阅并替毛泽东修改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全国人民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江青得意地向毛泽东报告：“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后，反右烈火燃遍全国。六月八日和九日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工人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和反击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整个人民都发动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好的人民，我们的胜利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主席，我看到我们国家的光明前途了！”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亲自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直指章伯钧和罗隆基利用报纸进行反党的事实，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使他们完全置于人民的声讨之中。这样，原估计六月二十六日的人大第四次会议出现大规模的反共事件，结果会议出现了大规模的揭发批判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费孝通等所谓右派的高潮。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以为资产阶级右派有多么大的力量，原来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七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进一步指出：“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这是一小撮人。”紧接着，毛泽东又到青岛作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说：“反右是一个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经济战线上的革命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思想战线的革命，才能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反右胜利后，毛泽东在一组专门表扬江青，说：“江青这个哨兵干得不错，问题和时机都抓得比较准确、及时，没有贻误战机。如果不是这场斗争，我们很可能经受不住党内党外、上层基层的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那样一来，我们的反击就困难得多了。在这场斗争中，江青同志算立了一功。今后还有大仗呢。”

江青和别人谈话时，微笑着说：“多年来，我一直是在默默无闻地发挥着一个战士的作用，一个警卫的作用。这个警卫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这样的警卫了。我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作用，从来没有向别人讲起过，也不值得讲。现在和你们谈一谈，就是告诉你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有人说我只会搞文艺，其实，他们不了解我的历史呀。知道了这些，大家就明白了，我其实是一个政治家。”

讲起被捕之后，她不上一次地对审讯她的人说：“你们让我说什么？讲自己的历史吗？那全部都是闪耀着毛主席思想光芒的足迹，我感到无限的光荣。我这个人可以无愧地说，自从我追随毛泽东主席之后，我没有做一件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党的事情，你们这样对待我，其实才是最大的犯罪，你们敢公开地审判我吗？你们敢让我面对人民讲话吗？你们只要是英雄好汉，就敢，否则，就不敢，我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

第二十七章

文革前夕，江青以搞京剧革命为名，在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策划批《海瑞罢官》。她说：“不错，批判《海瑞罢官》就是我搞起来的！”

江青和周恩来接见非洲友人

极大的寂静有时比最大的喧哗还能扰乱人心。监房里的静谧，曾经使江青感到满足。刚刚把她关起来的时候，她还带有嘲弄的语气说：“这么多年艰苦的工作，我也感到确实累了，能给我找这么一个地方休息休息也不错嘛，谢谢华主席了。”

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来问她什么，她反而感到有点空虚了。她问监管人员：“他们怎么不来了？我还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和他们说呢，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中央最高层的斗争一点都不了解。这对审理我的案子可是很不利啊。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坐下来好好听我把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只要让我讲话，我相信同志们会理解我。”

“人家来问你，你又和人家吵。人家不来了，你又希望人家来。你这个人，真是不好理解。”监管人员这样说。

江青摇摇头说：“我希望他们来，但是我要他们听我实事求是地说。而不是按他们的要求让我说他们愿意听的那些话。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在这里。”

“我说江青哪，你考虑问题还是现实点吧。到了这里可不同于在你以前住的地方，而且你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应该考虑你晚年怎么办，就想在这里住下去吗？”

“这点，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江某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党的原则，我甘愿把这牢底坐穿。想让我投降，让他们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坚信，总有一天，这笔账是要和他们彻底清算的。”

“得，得，得，你江青的骨头硬，牢房还没有坐够，我是已经晓得了。不过，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告诉你，哪个吃了豹子胆，敢于和现在的中央领导人顶下去，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说完，监管人员左右环视了一下监房里的设施，背着双手，大模大样地走出监房。

没有人再和她说什么了。江青在寂寞的时候，一点小小的响动都会把她的烦乱情绪所点燃：“怎么搞的？就是对待国民党的战犯，我们也没有用这么残酷的手段，为什么对我一个有病的人采取这种法西斯野蛮措施呢？我要参加劳动！我要和人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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