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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家世（第2页）

就在珍妮特和父亲决定去法庭公证结婚后不久，父亲就独自一人上了法庭，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工会工作经常使他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一次他是因一起纺织厂的罢工事件而被捕，并被判在布德雷尔监狱关押一个月。

布德雷尔监狱是一所人间地狱。在沙石结构的牢房里既没有供暖设备，也没有洗漱设备，只在壁面斑驳的墙角处有一个五加仑大的破桶以及两个土墩儿垒起来的床铺，上面有着破旧的草垫子和比糯米纸还薄的毯子。牢房里充斥着恶臭味，没有水，每天清晨六点钟，囚犯们排着队在公共水池旁用凉水洗漱，另一个囚犯还得把装有秽物的破桶拎到化粪池倒掉，然后再用化学药品刷干净。犯人们每周一次集体沐浴，在经历了一周的石灰坑中的工作以后，这样的一次洗浴是很及时的。父亲在石灰坑中的采石场工作，负责将大块的石灰石凿成小块。

父亲习惯了艰苦生活，安娜姑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父亲一直十分健康，他和我体型差不多，身高大约六英尺，体重在七十至八十公斤左右。尽管如此，一个月的监狱生涯还是对他的健康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在他被放出来以后，大约瘦了二十斤左右。监狱的一日三餐十分恶劣，早餐是面包片，午餐是面包和稀汤，晚餐还是面包片和一种古怪的混合物，里面有豌豆和牛肉“粒儿”以及其它一些难以识别的混合物。所有的伙食量都极少，父亲和他的狱友就靠着每天三片面包度日。奇怪的是，父亲总是说那是他吃过的烤得最松脆的面包。由于在采石场工作吸入过量的粉尘，父亲总是咳嗽，不过他始终为自己道义上的胜利引以为傲，深为自己能成为工会“殉道者”而自豪。

不过珍妮特并不像父亲那样热衷此道，她也没有看出此事的深远意义所在。她为父亲被从监狱放出来以后的身体状况担心，同时她也不想再忍受为父亲清洗和包扎由罢工纠纷带来的创伤时的忧心冲忡和切肤心痛。在父亲入狱以前，他已经向她求婚了，正式向珍妮特的父母请求他们将女儿嫁给他，珍妮特答应考虑父亲的求婚。现在她说只要父亲答应她一件事，她就会嫁给他。

于是父亲离开了工会。

父亲很熟悉迈斯威尔街，他以前曾在那儿讲授政治和工会方面的课程。他不想为资本家的公司工作，比如说银行这类的地方，他把这样的地方留给了他的弟弟路易；而且他也不能再到工厂去工作，芝加哥大部分工厂都将他的名字列上了黑名单，而那些还没将他的名字列上黑名单的工厂很可能重新燃起使父亲对工会工作的热情。所以父亲在迈斯威尔街上摆了一个小书摊，出售新书和旧书，主要是一些通俗小说，此外还有一些文教用品——钢笔、铅笔、本子——以吸引那些小孩子，他们可是父亲最好的顾客。尽管小孩子的家长和对政治敏感的珍妮特对父亲书摊上那些巴法罗比尔和尼克卡特一类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书很不满意，父亲还是我行我素。好在迈斯威尔街的宽松氛围使这些政论书不会为父亲惹来麻烦。

迈斯威尔大街位于卢普西南一英里处，是方圆一平方英里犹太人聚居区的中心，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地区。一八七一年的一场大火，据说起火的原因是奥利尔里先生的一头奶牛踢翻了一盏灯。在那场大火中，迈斯威尔街幸免于难。在火灾之后，流离失所的大批难民潮水般地涌入了迈斯威尔大街，这里的人口密度激增并由此引来了大批商贩，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推着两轮车的犹太人。没过多久，街面上就挤满了留着胡子的犹太长者，他们的长袍下摆在满是尘埃的木质人行道上擦来擦去，在日光的曝晒下，他们黑色的帽子褪成了灰色，他们整日叫卖着各种小商品：鞋子、水果、大蒜、铁壶、平底锅、调料等等。

当我父亲在那里摆摊卖书的时候，迈斯威尔大街已经成了芝加哥的集贸中心，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来这里买东西。小商贩的遮雨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以至于走在中间狭窄的过道中就如同穿行在黑暗的隧道中一样，所以，两侧的商贩都挂有照明灯以便让那些买东西的人看清他们要买的东西——不过那些灯的亮度很差，以防顾客发现卖主的货物是露出脚趾的袜子、用过的牙刷以及次品衬衫，还有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具有迈斯威尔街特色的商品。我也说不清迈斯威尔街的特色是什么，不过我很清楚它的味道：煎洋葱的味道，甚至连垃圾箱中焚烧垃圾的味道也遮不住这股特殊的气味。伴着煎洋葱气味的是从热狗上袅袅升起的热气，洋葱火腿，再配以新鲜的小圆面包，这足以使迈斯威尔街的生活氛围如同天堂。

父亲和他的新娘搬进了位于十二道街和杰菲逊街之间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位于一幢典型的迈斯威尔街楼房里：三层的隔板楼房、沥青房顶、外楼梯。在每幢楼里大约有九套公寓和八十名居住者，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可能住着十二个人。黑勒一家，独自住在他们的小屋里，和其他二、三十名住户共用一个厕所，每一层楼只有一个厕所。

我可以想象父亲过的是怎样一种让人窒息的沉寂生活，工会生活曾经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精力，而现在那些都成了陈年旧事。在他摆书摊的地方，资本主义的铜臭气味甚至比他深恶痛绝的银行还要浓烈。像爸爸那样一个阅读广博而又富于才智的人，绝不可能体味不出这其中的反讽意味，所以他的全部生活重心都在他挚爱的珍妮特身上，再就是对家庭前景的憧憬。

可是妈妈的体质仍旧十分孱弱，在一九五年为了我的降生，她几乎连命都搭了进去。一名从迈斯威尔药房赶来的助产士救了我们俩的性命，后来，那名助产士又以策略性的话语对父亲委婉地建议内森塞缨尔黑勒最好是他们惟一的孩子。

然而，那时候有好几个孩子的大家庭才是理想的模式，结果几年以后，妈妈死于流产。在助产士赶到以前，妈妈就在爸爸那双满是鲜血的臂膀中阖上了双眼。我想我可能是当时就站在旁边，目睹了这一情景，或者是爸爸以低沉暗哑的嗓音逼真地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不管怎么样，我时常回想起这一幕。妈妈在一九八年逝世的时候，我还不足三岁。

爸爸从不表现出他的悲恸，这不像他那强悍的性格，我甚至都不记得看见他啜泣过，可是失去妈妈是对他的沉重打击。如果当时爸爸有足可以信赖的亲人可以依靠的话，那么我很可能会被一个姨妈或是其他什么人给收养了。我后来才知道，路易叔叔和妈妈的姐妹以及一个兄弟都曾提出要收养我，可是爸爸将他们一一回绝了。妈妈死后，我成了他的全部，是妈妈惟一留给他的纪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亲密无间，尽管我从六岁起就开始在书摊帮忙，我和爸爸还是鲜有共同之处。我们两个惟一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喜欢看书，不过我看书只是为了消遣，根本无法和爸爸相比。十岁时，我就开始看有关内克卡特的侦探故事和硬皮本的福尔摩斯探案集，随着岁月的推移，我想当名侦探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社区的环境越来越差了。在迈斯威尔街做生意的确有利可图，可是在那里生活就像生活在恶梦中一样。我们住的那幢公寓挤满了一百三十个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贫民窟，邻居们都在虎视眈眈地，用艳羡的目光看待我们这一对单租一室的父子。迈斯威尔街附近有很多血汗工厂，这很可能重新燃起爸爸血液中的工会情结，而且这里疾病横行——在妈妈因流产而去世的时候，街上流感肆虐，爸爸一直认为正是这夺去了她的生命，也许这么想能让他觉得好过一些。四周还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垃圾箱、厕所和马厩的臭味。更让爸爸不安的是，我就读的那所威尔士学校时常发生械斗事件，尽管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不被卷入其中，但是还是经常目睹男孩们用刀或枪进行血腥打斗，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七、八岁的孩子，再大一些的孩子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当我在威尔士学校平安地度过两年之后，爸爸宣布我们要搬家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可是，他说他也不清楚，但反正我们得搬家了。

早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爸爸不是一个头脑精明的生意人。出售通俗小说和文具可以提供一日三餐的稳定收入，不过却存不下什么钱，而且当爸爸过度劳累的时候，他的头就会疼——一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做“周期性偏头痛”这时候他的书摊就得关上几天。当然他的偏头痛是在妈妈去世以后才得的。

尽管爸爸百般不情愿，可是他最后还是去找了路易叔叔。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去了路易叔叔位于湖畔林肯公园高层住宅楼里的家。路易叔叔现在已经是道维斯银行的副经理助理了，一名富有而又成功的商人，简而言之，正巧是爸爸的对立面。当爸爸向路易叔叔请求贷款的时候，他的弟弟回答道：“为什么不去银行呢？为什么要到我的家里来？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为什么还要帮你呢？”

爸爸说：“为了保全你的面子，我才没去银行，我不想让我飞黄腾达的弟弟感到脸上无光，因为他的哥哥是一个衣衫槛楼的迈斯威尔街的小贩来恳求他的银行家弟弟帮忙，这可能会使你觉得不自在的。不过”爸爸加强了语气“如果你不为此感到难堪的话，我当然可以一趟又一趟地去你的银行，直到你答应给我贷款为止。也许，你的同事以及那些好奇的顾客不会在意你的哥哥是名衣衫槛楼的小贩，还是名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工会会员；也许他们也不介意我们兄弟俩都是由一名老鸨养大的，这样他们就会清楚你的财产和他们的钱一样，是靠榨取别人的血汗得来的。”

靠着这笔贷款，爸爸在北劳恩代尔附近被叫作“道格拉斯公园”的地方开了一家小书店。前面是个小店面，后面有三个房间：厨房、卧室和起居室，起居室也是我的卧室。最让我们满意的是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室内卫生设施。我转到了黑勒书店对面的拉维森学校就读。爸爸还是靠出售文具和廉价小说维持我俩的生计，他总共用了十二年时间才还清路易叔叔的贷款，那时大约是一九二三年。

因为爸爸是一个从不袒露感情的人，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才是他生活的全部，时至今日，我才深切地明白这一点。我明白他为我取得的每一次好成绩而骄傲，而且我现在才明白搬家完全是为我着想，可以换一所安全些的学校，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花太多时间为爸爸照顾生意。爸爸仍旧是一个不太精明的商人，他储备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要远远超出流行小说，在他眼里，只有辛克莱尔丛林那样的书才算得上流行小说。并且，他始终拒绝在书店里出售廉价糖果和便宜玩具，而这些恰恰可以为他招来更多的拉维森学校里的学生顾客。对爸爸而言，文具和通俗小说是他为以前的理想作出的最大让步。尽管我们居住在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地区里，父亲也坚决不肯出售有关宗教方面的书。对犹太食品的喜爱是爸爸身上惟一有犹太色彩的地方，我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十分相像。

父亲想让我念大学，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至于我选择什么专业，可以听凭我自己的意愿，他根本不在乎。无论是做医生，还是做律师，他所希望的只是我能上大学。我想我当一名教师可能会让他感到高兴的，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他对我的职业选择惟一明确的就是他不希望我成为一名商人，无论是像路易叔叔那样的大资本家，还是像他那样的小贩，于是我一直让他安心我决不会走上这样一条路的。从我十岁起，我想成为一名侦探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这是我惟一的理想。爸爸本该像大多数父亲应该做的那样认真倾听我的诉说，要知道有些孩子在长大以后的确实现了小时候想做个消防队员的心愿。可惜在我少年的时候，爸爸没太把我的这一理想放在心上，就像许多父母一样，他们很少给予孩子们以他们应得的关注，可是在孩子心中有些事是认真的。

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爸爸得意洋洋地把五百美元交给了我，天知道他花了多长时间才攒下这么一大笔钱的。他告诉我，他不想限制我花这笔钱的方式，不过他希望我能用这笔钱去念大学。为了让他高兴，我在克瑞恩大学读了两年。可是在此期间，爸爸的书店生意渐渐走向了下坡路，由于他一个人照看书店，又经常因为头痛而停业，所以我决定回家帮忙。他希望我在攒足学费以后能再回到学校里去，我告诉他，我认为两年的大学生活已经足够了。按以往的惯例，我们不再谈及此事，按各自的方式行事。

在我告诉爸爸，我向芝加哥警察局申请职位的那一天，我们两个发生了第一次争吵。那是爸爸生平第一次冲我大吼大叫，也是最后一次。在那以后，他又转向了冷嘲式的轻蔑态度，即使是发生争执，也是相当低凋的。当时爸爸的态度让我极为震惊，我想他也同样被我的反抗行为所震惊。尽管那时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可爸爸还是认为我是一个孩子。不过在他冲我大吼一通之后，他又笑着告诉我：“你决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一份工作的，你没有后台，又没有钱，更没有什么支持者。”我们之间的争吵就这样结束了。

我从未告诉过爸爸，是路易叔叔安排我进的警察局，不过这件事爸爸肯定心知肚明。正像他说的那样，要得到这样一份工作，要么得有人，要么得有钱。路易叔叔是我在芝加哥认识的惟一一个大人物，现在他已经是道维斯银行的副总裁了，所以我就去找他帮忙了。

路易叔叔说：“内特，你从未向我要求过什么，这一次却是个例外。不过我会送你一份礼物的，此外你就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其他东西了。尽管放心，我会好好安排这份礼物的。”我问他到底是什么，他说：“我会向aj提到这件事的。”aj就是舍迈克，那时他还不是市长，不过已经是城里的实权人物了。

就这样我进了警察局，虽然我一直还住在家里，可我和爸爸的关系再也没有恢复到像以前那样。我在林格尔一案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使我从一名小小的交通警察一跃成为一名便衣警探。事隔不久，爸爸用我的枪对准了他自己的脑袋。

那把枪就是我今天用的这把枪，我用它在弗兰克奈蒂的办公室里打死了一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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