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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第1页）

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

今夫聚一族之民，立国大地之上，化成发达，特秉殊采，伟美庄严，历劫靡变，有别异于昏凡，得自成媺大之国民（nation，义与臣民有别）者，有二要素焉：一曰质体，一曰精神。质体云者，谓人、地、时三事。同胤之民，一言文，合礼俗，居有土地，赓世守之，素白既具。乃生文华。之数者为形成国民所有事，亦凡有国者所同其也。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之有魂气。一人入世，本无异于微尘。林林者等犹是戴毛衔齿之伦，更于何处生其差别？徒以性灵作用，故心思言动，既因之各表异于人人，而善恶因缘，亦焉而附丽，智愚得丧之故，可由是洞然，如观火也。以言国民精神，理亦视此。故又可字曰国魂。盖凡种人之合，语其原始，虽群至庞大，又甚杂糅而不纯，自其外表观之，探其意气之微，宜儳然无所统一，然究以同气之故，则思想、感情之发现，自于众异之中不期而然趋于同致。自然而至，莫或主之，所谓种人之特色，而立国之精神者是已。国人有此，乃足自集其群，使不即于漓散。且又自为表异，以无归于他宗，然后视其种力，益发?而光大之，渐以成文化力而强也。造诣所及，光华美妙，并世莫伦，或以余光，福人间世，普遍大千，靡不受福，此其一也。即不然，而国粹深长，善能匡大，益以潮风所被，为补阙之谋，斯亦足自立于两间，不至为洪流所漂泛，此又其一也。若夫愈下，斯无可言。及旧泽之不存，又新潮之弗作，其能不颠连倒掷以入漩洑中而归于尽绝者几何也！由是观之，质体为用，虽要与精神并尊，顾吾闻质虽就亡，神能再造，或质已灭而神不死者矣，未有精神萎死而质体尚能孤存者也。哲人觇国，讨探其盛衰兴废之故，或反观既往以远测其将来，亦但视精神之何如而已，宁必张皇鹗顾，窃计其执兵之数而为之据哉？夫固知灵明美伟者之必兴，愚鄙猥琐者必耗，而亡国灭种之大故，要非强暴之力所能独至也。

吾言立国精神，其要如此。然仅以自意立言，无征不信，惧未足坚吾说也，则将以鄙陋所及，捃摘史迹，拉杂而列比之，令为证言，所陈者，首埃及。夫二千年来，埃及不国矣。自法老舍提二世以后，国渐式微，文物凋零，道德颓丧，降及末叶，益入淫贪，波斯一登，遂以瓦解。今者江河益下，凌夷日甚，惧弗免与红人黑种同邱，而古国王孙遂莫自拔于皂隶矣。虽然，埃及固亡，旧泽则不能俱烬也。试一披图籍，为按种文化之留遗，见其祠墓象石，块然仍存，益以碑碣之所镌镂，贝叶之所纪书，古厚庄严，靡不足见精神之所寄。又试研其经文，一读《死书》（埃及最古典册之名），则感于思想之神秘幽玄有不禁瞿然起灵畏念者，此所以立教明鬼，为万国宗，而洮汰之馀，莫可终绝。为吾言例者一也。其次者，为希腊。希腊立国，亚于埃及，而文教之降，亦美伟媲于无极。盖国人信慕所归，物唯在美。故即所立神道之教，美妙玄崇，绝异凡轨。人入亚什妮、阿孚罗大谛（二神女名）之庙者，具瞻色相，固非徒顶礼之攸归，抑亦有美感玄情，直示人生神秘之源泉而启沃其灵府者耳。若言其他，则土木之事，狮门始建，实远居耶稣二千年前，而丹青绘画、金石刻镂，下逮瓶罍钱刀之藻饰，陶土象偶之抟塑，亦莫不造迹始微，成功广远，世推美术之宗，迄于今兹，四表之民，悉被其泽焉。且不止此，文章之士，首生鄂谟（homer），有右列比兑斯（euripides）、梭弗克勒斯（sophocles）之徒继之；哲学昌于梭格拉第（socrates），有亚理斯多德（aristoteles）、柏拉图（plato）之徒继之。风流所及，四海披靡，如江海之远、日月之高而不可极也，岂不大哉！前既流泽深长，宏被天下矣，后亦卒以此力，能自再造。（希腊重建，迩在百年。近更有新文章。信文明古泽之未斩也。）则如吾例者又一也。夫之二国者，远出荒古，居草昧未开之时，民生蓬聚，总总者数亦何限，而此独脱颖以出，文明特得先进者，何欤？岂真深眷于天，有谆谆然命之，作之师表者乎？亦第缘精神之故，能善自大，而底于玉成之域者耳。二国兴亡继绝，迹虽不同，顾言文化所由，光被人寰，灿然不可磨灭则一也。故观于埃及宗教之发达，奉行始自大秦，渐及古德、法诸地，王迹所至，靡不归依。其宗风之盛，唯基督继兴，可与雠比而已。虽然，景教之作，云蜕化可，曰迭兴则未也。学者尝言其故，谓圣眷之说正与天后母子相衷，而亚门谛之与乐园地狱，说尤可比。然则二者迭蜕，第存实而去名耳。可知宗教新流，虽能化易六千年前旧旨而代之，至其根株所在，乃卒莫能尽铲也。（上据英国彼忒列氏著《古埃及宗教志略》所论）。希腊之化，重在哲理艺文，斯为益于人生者尤大。当景教全盛，泛滥泰西之时，其机一厄，斥梭柏诸子为外道，禁书勿得读，又毁淫祀妖神，至不惜种火古寺，椎金神以铸货布。力非不烈也，而终于无功。中古之顷，文艺复兴（renaissance），遂翻千古已成之局。此其关系之大，读史者皆所深知，可无赘述。降及今日，而流风余烈且发西方，东及三岛之地。所未感知者，独中国耳。然而希腊国民精神之伟大，亦已至可钦异者已。

古史而外，有新进之民，朝气方作，为世界华，而足证前例者，吾当推斯拉夫民族矣。斯拉夫为亚利安之分支，唯发达特滞，久见屈于强邻，受鄙夷特甚。德人至字之曰ethnologischerstoff（此言人种学原才，犹云只足供斯学之研究耳）。而西方奴子（slave）一言亦从此出。顾不几何时，倏忽改观，风动云起，破壁将兴，众论嚣然，震惊一世之耳目，而未能终决者，何哉？良以国人久蕴之余，伏曜将发，灵明昭舒，莫可坊遏而已。中之著者，莫若俄国，俄故后起，百度咸亚于欧土诸邦。第特美所钟，乃在艺文。思潮奋发，一日而千里。席卷之患，故不尽在甲兵；灵明之蚀，犹城下也。英人爱诺尔德（arnold）曰：俄之文章，后其并天下欤？哲士固言之矣。次如波希米亚（bohemia）、塞尔维亚（servia）、克洛智亚（croatia）之属，虽弹丸黑子之地，亦均文风渊朗，足以自雄。若夫丧败之民，借神明之下，亏挫而复振，百折不回者，尤不罕见，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者尔。如波阑，经六十年大举而后，败亡涂地，而国人终不为屈。识者以知波阑之不可亡，或钦之曰自由之象征（symboloffreedom）焉。又如勃尔伽利亚（bulgaria）、亚勒美尼亚（armenia）此系伊阑族，处突厥羁轭之下，困于苛政，呻吟者阅几何稔，水深火热，莫可拄搘。以蛮野之胜家（土耳其为暴，特其君长。其民间则亦有新文章。盖未至如人言之泰甚也）而御明智之民，重以宗教不同，则其受厉虐可想，而歼灭之患亦从可知。读彼国人书纪所言，则患难亦至矣。然勃尔伽利亚以一八七五年之役，转战二稔，卒以七十八年《伯林条约》离土耳其而自治。虽未能独立，亦半酹其志矣。亚勒美尼亚二十年前国人立密会曰宏郤（huntchak，华义曰铎），以图自存。九十五年，事虽不成，而民气日昌，不甘久困于辕下，则前路光明亦正可知也。凡是诸国，自波阑以降，皆胜民耳。“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岂有他哉，神不亡焉而已。试披文史，或检时载，当见其文艺作兴，如春花之开，如新潮之涨，浩焉无所底极，于以知高明华大，不觍于生之国民，诚不可与贪偷浇薄者同日语，而兴替之由亦正有不苟者在也。

游子远适，旷揽异国之风物，赏其山川之秀、花木之美者，恒不禁怀旧而思故园，此人情然也。吾言他国精神之完大，既如上述，然反观吾凌夷之中国则何如？夫中国博地多人，立国又滋古。研索所及，当亘悠宙而莫可猝详。今欲以一夕之话尽罗致而通释之，朗然如疏星之可数，此不可得之数也。无已，将于此粗举大故，为片羽之见焉，则请言其文章。盖精神为物，不可自见，必有所附丽而后见。凡诸文化，无不然矣，而在文章为特著。何也？人生之始，首在求存。衣服饮食居处之需，为生活所必取，故实艺遂生之事即文物之曙光，第其所养者至粗，于人理为极浅。迨文明渐进，养生既全，而神明之地欿然觉不足，则美术兴焉。凡自土木金石绘画音乐以及文章，虽耳目之治不同，而感人则一。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言，心声也；字，心画也。自心发之，亦以心受之。感现之间，既有以见他缘，亦因可觇自境。英人珂尔埵普（courthope）曰：“文章之中可见国民之心意，犹史册之记民生也。”德人海勒兑尔（herder）字之曰民声。吾国昔称诗言志。（古时纯粹文章，殆唯诗歌。此外皆悬疑间耳。）夫志者，心之所希，根于至情，自然而流露，不可或遏，人间之天籁也。故使读一国书，苟能撷文苑之华，因以溯思潮之迹，则生民情趣，正不难知。虽阅时千数百年，而草蛇灰线间，有陈迹之未湮者焉。《葛屦》见唐民之衰，《小戎》兆秦人之霸，事理之感应则然，宁信有甚深奥义者哉？

今言中国国民思想，就文章一面，测其情状，准学者之公言，更取舍以自见，则可先为二语曰：中国之思想，类皆拘囚蜷屈，莫得自展。而文运所至，又多从风会为转移，其能自作时世者，殆鲜见也。此其象为大否。拘挛臣伏，垂数千载。牛山萌蘖，既摧折于古之小儒；根叶所遗，暴君又重而践踏之。嗟夫！丰林之木，将坐此以终歼欤？未可知也。夫中国者吾之故土，宁不欲歌美而甚念之？然今不免自诅所亲，刺其苓落者，盖诚出于无如何，而为吾之长恨者矣！试观上古，文章首出，厥唯风诗。原数三千余篇中，十三国美感至情，曲折深微，皆于是乎在，本无愧于天地至文。乃至删诗之时，而运遂厄。孔子以儒教之宗，承帝王教法，割取而制定之，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夫邪正之谓，本亦何常？此所谓正，特准一人为言，正厉王雄主之所喜，而下民之所呻楚者耳！儒者历世经营，本无当于宗教，然后世强为之词，则字之帝王之教可已。观其称述周公，上承文武，以至有尧，素王之号，所有由来。删《诗》定礼，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夫孔子为中国文章之匠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则后之苓落又何待夫言说欤！是以论文之旨，折情就理，唯以和顺为长。使其非然，且莫容于名教。间有闲情绮语，著之篇章，要亦由元首风流，为之首倡。逸轨之驰，众未敢也。况乎历来中国文人皆曰士类，则儒宗也。以是因缘，文字著作之林，遂悉属宗门监视之下，不肯有所假借。道学继起，益务范人心。积渐以来，终生制艺。制之云者，正言束缚。试观于此，即知中国思想梏亡之甚，此非逾情之词矣。若曰吾言过乎，而事实具在，将何以掩之？

虽然，其咎有不尽在制之者焉。趋时崇实，下此者或溺于利功，则大势所之，自易与前者为缘，而生恶障。盖皇威所及，亦唯利害二途，足为牢笼之具。使其号召，而下无附应，则途术且穷，而流祸将不大矣。然中国则何如也？文章之士，非以是为致君尧舜之方，即以为弋誉求荣之道，孜孜者唯实利之是图，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鞅。其有潇澹自好、耻为物役之士，托意写诚，寄为文华，云泥相形，迹诚高矣，然综揽以论，则敷扬之意，固亦犹是常人之所同，而特异其采，未尝有能独辟径蹊、一新风会者也。世好秋实，由来者远，巧智之徒，知非和光同尘不能无迕，偶有立异，久已为众所排，遂以槁丧矣。夫天才之作，每不以时，虽一时见诧于人间，而影响于后来者甚大，新时代之化成，必有是焉以为之领。此其例不独见之文章，证诸史事而皆然者也。历来中国民间既少杰人之作，而为时势变迁之主者又悉在帝王，则种业之所缘生，后果因陈，自不易于摆脱；无足怪也，上者坊民，因为禁制，其下附利，则乐趋之。制艺之目，不见于他方而独见于中国，且安保之不敢叛轶，或叛焉而无继者，此诚吾国文章丧死之极致！迷沦实趣，以自梏亡，思想之翦伐于国民，良较帝力为宏厉而尤可怖也！

比者，海内之士震于西欧国势之盛，又相牵率，竞言维新，图保国矣。其言非不甚美，然夷考其实，又不外实利之遗宗，辗转未尝蜕古者也。谬种始自富强之说，而大昌于近今。立国事业，期诸工商，感发噭腾，将焉致意？而又尽斥玄义，谓不屑为，似将尽毕生之力倾注于数数方术中，即为再造宗邦之奥援者。此无论事未可知也，即使纵志所如，诸业骏盛，遍中国矣，然衣食居处固养生之必须，而试问贸易盛、工业兴，即此二端，宁遂足尽人生之事耶？虽人生极致，究不可晓，第或未至隘乃如此，则可知也。况中国精神萎衰，有走阪之势。闭关之世，既以是而坐致摧残，及西化东来，激于新流，益岌岌有席卷之恐。虽或幸安，而质体徒存，亦犹槁木耳。实利之祸吾中国，既千百年矣。巨浸稽天，民胡所宅？为今之计，窃欲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焉。虽矫枉过直，有所不辞，矧其未必尔耶？顾欲言一物而不立其义，则论者或疑之，曰：文章，小道也。意非讥其远阔，不切用于日用人生，则疑文章经世之业，必如训诰典章而后可。其惑正根于旧习。今之所说，务取新宗。集晚近诸家论文义要，著之篇内，乃择其折衷之说，和平而不倚者，依为主旨，论其意义使命之所在。外此别有他宗所论，或近新奇，未能谐俗，则且置之，俾不至逆世而骇众焉。

原泰西文章一语，系出拉体诺文litera及literatura二字，其义至杂糅，即罗马当时亦鲜确解。挞实图用称文字形，阔迭廉以文谱为literatura，而昔什洛则以总解学问之事。盖其来既久远，又本无精当之释义，故至今日，悬解益纷，殊莫能定。举其著者，则如倭什斯多（worcestor）曰：“文章者，学问（learning）、知识（knowledge）、意象（imagination）之果，借文字为存者也。”文史家哈阑（hallam）则曰：“籍册所传之知识，谓之文章。”然其语有甚弗协者。彼于所谓文字的知识一端，既无特义为之树别，则与他种学识滋易浑融。且若括一切知识，凡传自简册者悉谓之文章，斯其过于漫延而无抉择，又可知己。次有布路克（brooke）之说曰：“文章者，慧人思想（thought）、感情（feeling）之纪录，而列布有方，足娱读者。”氏为此言，盖将以娱乐美感为著者之的，故又有“凡为散文，使非有文致特质，又谨将意，则非文章”之言。所云特质，正谓艺术的特质（artisticcharacter）。而页伯（jebb）曰：“文章在有定式。”所主张者正同。盖其言旨，非第谓文章之体当有甚异于谭言，而其品致风华，尤必当合于美趣。法国评骘家维纳（vinet）曰：“文章者，普含书物，而人于是中又总合的，以自显示见于人前者也。”测氏之意，殆以文章表人类知能，收之小册，正如内籀之术总合诸支。故易言道之，可云文章所以结聚人生之思想，寄之美形，以表之者也。戈克勒（gauckler）谓之言词之艺，所以自白。说虽泛远，意亦同之。而爱诺尔德所言，义又至广，其言曰：“文章，一大字也，凡自手书稿本以迄载册，如宥克列（euclid）、奈端（newton）之作皆是。”赫胥黎则以文章一语合于美文（belleslettres）。商德勒士（saunders）为淑彭哈尔（即叔本华，亦作寿明好儿）著书《文章之艺术》作序，言文章为心灵活动之进程，又其结果，盖艺术之一也。外此尚有波士纳德（posnett）著《文章通论》及美人巴斯庚（bascom）氏所言，视前加备，亦载于此。波氏之言曰：“凡文章无间文诗，若谓为省察所生，无宁曰意象之作；若谓主的在于教益，又无宁曰娱乐大众之为愈。且文章之妙，又本求知于常识，而非有专供者也。”巴氏则曰：“国民文章，言其一族灵秀民生中，最优美纯全之质所结晶也。一文之作，非有凡诸美德，足以自垂于不朽者，不得与于国文之林。思想一物，不能独造著作，进之艺苑，是有完全匀整逸美诸德，为之挽进也。凡其色相之美，优于托物者几何，则文之寿亦如其量。盖文章具艺术之特质如此。”此二氏论旨之大略也。

综以上诸家之说，文章意义已可粗明，虽然，语其缺点，则有数者可举：（一）诸说之中，多描写题字，而少诠释之。其言文章，率唯举其相关事理，不啻纪述之耳，未能当于界说，直究讨其性质精神之所在。（二）其所言之理，恒止及一部，未能完全，故未足餍饫人心，了然使无遗恨。页伯曰：“文章在有定式。”此言滋信。凡为界说，亦必有其当然，不可或缺。前此诸说，皆东鳞西爪。所为未成定义者，正由有所缺陷，无完全融会之要素耳。（三）则有共同之缪误焉。盖其说偏倚，多持极端而自解之，非以文章为一切学问通名，即为专主娱乐之事。夫言文章者，其论旨所宗，固未能尽归唯美，特泛指学业，则肤泛而不切情实，亦非所取。惟其义主折中，而说近似者，则如近时美人宏德（hunt）之说，庶得中庸矣。宏氏《文章论》曰：“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言至简切，有四义之可言，今于下敷陈之：

其一，文章云者，必形之楮墨者也。文人（litterateur）之谓，正亚楙孙（emerson）所谓著者（writer），犹言执笔之士耳。凡古今演说之词，仅为言谈，例不得列。即固至美尚，无有愧色，亦必待转诸纪录，及有定式而后，乃称文章。古昔什洛及柏克（burke）演说得登于罗马、英伦之文苑者，正其类也。其或未及聚合，留之纸素，则说陈之既，其职已尽，即飘然归于空无，如昙花之一现而已。故如上文述法人戈克勒所言，以文章为言词之艺（l’artdelaparale），且纳演说于中者，其意为不直。夫文人辩士，其间故有系维，无待言说，然至论文之时，欲划然确定其界而不可混，则声音与楮笔间有不得不严以别之者。决绝如此，正亦不得已耳。

其二，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盖文章非为专业而设，其所言在表扬真美，以普及凡众之人心，而非仅为一方说法。故如历史一物，不称文章。传记（亦有入文者，此第指纪叠事实者言）编年亦然。他如一切教本，以及表解统计、方术图谱之属，亦不言文，以过于专业，偏而不溥也。又如泛言科学范围，其中本亦容文章，第及科学实地，又便非是。德之瞿提（goethe）方作faust（书名，义曰拳氏）也，故为文士之书，迨言光学，则为专论。约翰孙氏《游子之草》虽为文章，而其《英文字汇》则否。若综言之，则文章对付，在于中人，以尔者沛布所至，须不至偏于两端，其流自大，不然而区域甚拘，唯利小群，即莫与于普遍之义。倍庚之著《显理七世史》，以文章为地，为大众作也。及著《格致新机》（novumorganum），则唯供学子研治之用。柏克演说集文，有入于著作之林，或勿与之者，即视此理。文章之不文（unliterary），盖不必僿陋无学（illiterate），有足贻笑于大方者在也，凡学术专业之词，皆足为文章之颣耳。

其三，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也。此其为言，非云文人义唯拘于学者。巴德勒（pater）曰：“文家非学子莫胜。”今为之正义，则当读如必思想家而后可耳。巴斯庚之论文也，有曰：“凡其色相之美，优于托物者几何，则文之寿亦如其量”，此亦误也。充其意言之，不啻云文章可离思想以孤立而不失其德矣，为说甚不中。唯宏氏谓文章为人生思想之形现，则既不偏于绩学为文之说，亦不至过宗美论，唯主藻词。其所执持之义，第曰文章须能感（sensible）耳，犹言贵能神明相通。其形虽成于文字，而灵思所寄，有更玄崇伟妙，不仅及一二点画而止者。又文章之德，固亦有娱乐一端，然其娱乐之特质，亦必至美尚而非鄙琐。故其结构，虽取意雅丽，期有以动人情，顾即谓可以不灵，或离思而独在，则又非是。诗歌、说部无论矣，即诙谐滑稽之文，意匠经营，本不外悦人之意，而其文心词致，要亦有灵明之气以为之主也，所谓思想之形现是已。亚楙孙曰：“文章者，至美思想之载书。”摩来（morley）氏曰：“凡有文章，广大清明而具美相，人于是中，得与至理入情为会之书也。”其意同此。若夫文胜质亡，独具色采而少义旨，斯为失衡。虽或为文字所能有事，第以言文章不云当也。

其四，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ideal）、能感兴（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也。思想在文，虽为宗主，顾便独在，又不能云成，如巴斯庚所前言是矣。夫文章思想，初既相殊而莫一，然则必有中尘（medium）焉为之介而后合也。中尘非他，即意象、感情、风味三事（即顷所举三状之质地），合为一质，以任其役，而文章之文否，亦即以是之存否为衡。盖抽思为文，使不经此，则所形现者，将易于混淆，更无辨于学术哲理之文矣。故文章者，意象之作也。巴德勒又言，文章实合事迹、灵明而成形。是犹言文字之中，有一物焉，足以令读者聆诵之余，悠然生其感想，如爱诺尔德云，须有兴趣是也。以上所言，多关神思、感兴二状。至言美致，则所贵在结构。语其粗者如章句、声律、藻饰、镕裁皆是。若其精微之理，则根诸美学者也。集是三者，汇为文章，斯为上乘，文人之流品，亦视此而定之。夫世果有覃思善感之人，而不著之文，则不可见，或著之矣，无神思以为中尘，斯其业亦败。且文之有待于能感也，读书一过，泊如枯灰，无取焉矣。而风味调和之要，尚为之殿焉。苟其无是，虽他德既具，犹为未文，而况浇世寡情绝采之作乎？

上来所述，文章之义大抵已明。今依此旨而生馀论，述之如下：（一）由是可以识别人生思想之作也。察其形成之迹，宁由是中尘以来，是也则为文章，如其否也，若亚理士多德之《诗学》、亚丹斯密之《原富》、约翰穆约之《名学》，虽其思弘富，无愧大文，然偏于学术一端，情采不胜，弗敌事实之充塞，则非文章，而例是者可知矣。（二）由是可校雠文章，得其量也。如传奇体诗，以及体情述史之作，同为韵文，而教训诗什，独缺情思，则勿能并列。如朴伯（pope）之《天伦诗》（essayonman），要亦自有华采，第若与弥耳敦（milton）《失乐园》相形，则谓其不文亦可也。（三）文章形色之异同，可由是而见也。夫诗之与文，其同也，等是人生思想，率由意象、感情、风味之作，而各涵娱乐之分子；若其不同，乃在外相。诗有声律而文则否，故诗之富于意象、风味，又有以径娱读者之心情，当视散文为过。第以言致极，斯又终同。盖其量虽殊，而所以显正义，达人情，图高上其国人思想者，靡有异也。（四）言释文章，尚有馀义，即中尘之用，必三者匀合，乃称至文。道覃（dowden）氏有言曰：文章者，诠释物色人情者也。人情至隐，莫之能见，唯寄之于文，总合三者，乃可见耳。虽然，使其作用，侧宗一解而缺调和，则有偏胜之患。主神思者入于怪幻，重美致者沿为“l’artpourl’art”（此言为艺术之艺术）。而感情之说则又易入浅薄一流。一端傍长，即不惜举他支而悉弃之。涵德不具，其不中于文律者，正自然之势耳。文章意义，大旨已如上叙，下此将究其使命（mission）之所寄焉。

世之言文章使命者，说复庞杂，无异前之意义。盖其观察之指，各趋殊途，造端既分，其竟自异。其视文章之体，各有浅深，则言议其用，亦即准此。非言之杂糅，正事有相因者也。吾国论文，久相沿附，非以文章为猥琐之艺，则或比之经纬区宇、弥纶宪彝，天下至文，必归名教，说之不衷，姑不具论。远若征之英美诸邦，异义纷披，亦多偏解，赏析之旨，卒莫可详也。则如宏德氏言，世人视文章为物，要亦浑茫，无所止归，说非失之偏陂，即或浅薄肤庸，不中于程，无以慊人意焉。总其旨要，大要可得四宗：（一）其有士人落托、卖文为生活者，或遂以文章为生计之具，如吾国谓笔耕是尔。如英之斯宾塞（十六世纪诗人）、特勒覃、约翰孙，美之普勒斯各德、朗法逻、霍孙诸氏，皆尝以文字为生涯。而世之文人，亦自视文章有如恒业，与悬壶卖卜之道并，不过借是以得多资。次者或视若商工，其执笔也，不啻制作道具，以待沽市中，否亦与握筹列肆类耳。顾其言之缪，不待烦解。盖文章者非乞食之学也。人故有劳力得资，而托其介于文书，故非文章为职，在易升斗以养生也。此其理至浅者也。（二）人又谓文章为物，乃著者用以成名者也。（《新世纪》［十五］《默子与人书》即具此种意见。彼劝人弃舍为大文豪之心，又以文章为容悦之贱技，虽所见不广，自生障蔽，一言不智也，惜夫！）书物之作，无间文诗，皆不过一中尘耳。著者以是中尘，乃得展其雄图，收天下之荣誉。言其主动，故在一身之名，他事悉无与焉。是则文章为职，初无异前之所言，特一以求利，一在得名耳。好名之病，文人所同。弥耳敦所谓伟大意志最后之通病是已。一与于此，将终生劳劳，悉为之役，得失所系，有成心焉。斯其文品卑琐，莫得尽意，固也；且著作因缘悉为名故，与希勒石图形之热中者何殊？虽有文章，犹之雉贽，于己无与，更何与于人？世亦胡重有此文章乎？以上二者，可综而一之曰名利之文。中国制艺，即当其选，降而愈下者尔。昔人有言敲门砖者，正是中尘之谓，非正义之文章也。文既莫与于艺林，更何言其用耶？（三）有别说焉，其义亦正，而为众所可认者，谓著作极致在怡悦读者，令得兴趣、有美感也。理固纯定，亦为文章所当有事，第复失于偏，未能圆满。美致之说，上已及之，此仅为文章之一枝，未可即该全体。如在诗歌韵律之作，犹为副因，散文益在其次。若文章为用，唯观听之娱，则其流甚易入于纯艺派。吾国素目说部为闲书，惟供茶余酒醒之消遣，而猥鄙之作，亦即乘此而兴。轻视之渐，其品益下，则犹不如艺术末流，虽或不中，尚本学理而来，未至如是之滥恶也。（四）有谓文章绝端在于自白，著者因文载纪其感情思虑，以自表现是也。德国神学者须赖摩海（schleiermacher）尝云：“己若能自道；便没世无恨。”审是，则著作之士不过自表其人格之人，而文章为物，极言之亦仅一卷自叙传而止。虽所涉及于神明一方，视他说已有进，而不免仍偏于私。将以文章为一人之物，借以见作者之情状，而外此即无余蕴焉，则与仅为声名利禄计者，何有深别？皆不过托文章之能事，以为一己役者耳，其不能指为文职也固宜。夫古来文字一涂，情态万变，试就著作之林索其本事，则文章使命亦至不齐。凡是四者，无不具有，此固昭然之事实也，第天下事之所能有，非遂为理之所必然。使持此四端，以括一切，文章之职固无不可，特由是而观，则文章者良小道耳，将何以与于世界生力之一，而为人生文化之因子乎？夫文章影响，既统被于人生，则即果证因，当立悟其使命所寄，必非是区区者而止。宏德氏乃综列情实，立四项为文章使命：一曰在裁铸高义鸿思，汇合阐发之也；二曰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三曰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四曰在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进于高尚也。今依四义，试复为敷释之如下：

一、文章使命，在裁铸高义鸿思，汇合阐发之也。浅言之，所谓言中有物。第重者在灵智之思，又必独立不羁，得尽其意而后可。凡庸凡琐屑之作，或模拟肖似，有类袭于他人，皆所弗贵。作者于此，当自立不倚，唯一以己意为衡。鸿思所得，有甚欲告语于人间，而文章因以有造。如亚楙孙所谓必能思之士，又能镕裁其思，以应人求，而适于高上之趣者是已。文人如是，其文亦然。善者当有鸿思高义，涵组其间，博大精深，有以成文章之气力光华，使之不朽，且与文章相融，息息皆通，如同血脉，令读之者得闻妙理，豁然贯通，饮其心灵，如渴得浆、饥得食也。如是至文，有但谛（dante）之《神曲》、鄂谟（homer）之二大史诗及狭斯丕尔（shakespeare）之悲剧等。而宏氏于英国近世文章，尤极赞丁尼孙（tennyson）氏长诗inmemmorian一章，以为玄崇博大，极人天之秘义。狭斯丕尔之独为文宗亦正以此。故文之首务，在集汇精义，传诸人心，助之进于灵明之域。特所以载此义者，又取诸文而无与于学术。故培庚《格致新机》之异于《论文小集》、不为文章者，非以独缺义旨，莫与于此也，正缘一为文章之文、一为哲学之文耳。虽然，文必有待于涵意，斯乃谓为不虚，固也，第若罔然遂以是为教训之事，合文字于教法，则其惑又弥甚矣。徇是以行，将使天下文士，尽为圣人立言而后已，辕轭之下，更何高义鸿思之有乎！

二、文章使命，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今就文章以观时代精神，可得二涂：一曰合，一曰分。合者，何？谓总合全体，溯其历来影响，以一国文章为一物而合观之是也。分者，何？谓特致详于一时期，觇其现象，考察当时国民生活之感应是也。如学者治英国文章，究其影响，可合而观之，起自屈塞（chaucer）以至丁尼孙，或分之为亚理查白、维多利亚诸期。虽然分合之异，影响固无大殊，盖二者本一文章，阐发时代精神，或就国民史上特一时期，或循发达之迹，自始以至末，皆无有异。第其文章继续，历时益久，而中无过不及之弊，则亦愈益足代表精神，而其品为至。试观各国文史，见中有所谓黄金时代者，是为文章极盛之时。而推其理由，则无弗缘当时著者，善能取致当世精神，与社会形象，而阐释之，故文风忽进，特形发达。如罗马之有奥古斯德一时，其著者已。若及衰微之时，文字亦以不竞，非文之溺职也，时代如是，文章亦如是而已。虽然，文士非无责焉。盖世运式微之际，所有藉于文人者，在能暴露时世神情，谴责群众，以谋改造，无取乎漠然坐视，或负一世之名，遂以自足也。大凡一国时遇浇季，民气虽漓，亦必有少数明哲，排众独起，为国人指导，强之改进者。评骘之士或称文章为社会之力，正此之云。如英国屈塞殁后，摩洛利（maroly）、加斯敦（caxton）皆其人也。若在中古，则有安迭生（addison）、斯谛尔（steele），其描摹世风而诋呵之者尤至。斯威佛德（swift）之《格利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亦成是时，愤世疾俗，至以人世庸行托之“耶呼”（“yahoo”），其孤愤为何如！正可为前言之证者矣。

三、文章使命，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此与上一节正相近属。发表人生里面的生活，盖文章主观的责任也。由是言之，则文章犹心灵之学，其责在表示意志、心思、良知、自性，以供研究，又务写人世悲欢罪苦得失荣辱之故，而于善恶莫不推之至极。故文章之难，在得巨匠白描人生，留之楮墨。其事非凡夫所能至，亦非佔毕之徒或老于世故者所可为，唯真艺士，慧解遍知而具诚意，朗鉴人事之微，无有偏迕者，乃足任之耳。文章中有数种，其职任所在专重于此者，如传奇、说部、讽刺滑稽是也。凡在此中阐发人情，实为主动，传奇喜剧（comedy）一种为最著。古人有言：天地一大戏场，世人皆俳优耳。传奇作者不啻丹青之师，以笔墨写照，代丹铅錾凿之用也。说部亦尔，如英之迭庚斯（dickens）、爱利阿德（eliot），法之于咢（hugo，旧译嚣俄）、仲马（duma）、淑拉（zola）诸作，靡不可以窥人生之秘。夫以人间情状，藉文人之目，持平观察，铸为鸿文，因以布示于人人，此说部目的之所在，与传奇同者也。又如讽刺滑稽，其分类颇多，而所以形容隐微者亦至，或为暗指，或为明弹，令人读之，如对明镜，不能讳掩，仅有反躬自笑而已。故此数者，足以不朽，而流行又至溥者，正缘务写人情。而人情变态复无穷已，随劫变迁，各各殊相，第能掇拾，斯取材已莫尽矣。事之善者著之，恶者亦未尝晦。盖人情者，有生之所同然，更何自讳之有？无取乎掩天下之恶，以粉饰太平而阻改革之机也。且非特阻之，其作伪亦甚矣。

四、文章使命，在发扬神思，趣人生以进于高尚也。珂尔埵普著《英国诗史》，有言曰：“吾人之有待于天才者，欲其造化神明之思，而发扬之也。英国尚质，唯实艺之崇，倾向偏流，已深中于国民之心意，即在歌曲体裁，犹以人工制作为大好。自士夫、学子以至艺苑文林之声，莫不函此凡气。虽推之云云哲学文章，结构组造亦多平板，如吸呼之已绝也者。英国人士，殆竟弗喻，诗者存于两间，以吐神明之大法者也。”珂氏所言，正可用之文章全体。宏德所谓处今日商工之世，百物皆备，所希者独冀文章有超凡之观，神思发现，以别异于功利有形之物事耳。虽然，此意有不可与第一义所言溷者。盖文章之职，固当阐发义旨，而今之所重乃在神思，且二者不可或离。高义鸿思之作，自非思入神明，脱绝凡轨，不能有造。凡云义旨而不自此出，则区区教令之属，宁得入文章以留后世也。文章之别需乎此，正自有故。以有此思，而后意象化生，自入虚灵，不滞于物。且知文字尊严任负之所在，则其治之也，自将意以出，不为苟作，弗至萦情利名，甘自束其心思，为干时之计。而妄无理识，将执一笔，假名教之余义，驱除旁解，为朝廷立大勋者，其亦将不作欤？盖志气清明，则诸惑自祛，自由之心，有非恶世炎威所能牵者也。

上来所说文章使命，大较已毕。合以前言意义，乃为具体。天下至文，皆当如是。虽然，吾为此言，故非偏执一说，奉为臬极，持以量文章，求全责备，必悉合于是而后可也，亦不过姑建此解，为理想文章之象。韩非有言：人希见生象，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然则至文不可多见，聊以此为之象图耳。天下之文，浩何所极，才性异区，文词繁诡，欲为品别，斯信难矣。第且主一说焉，以为吾心之的，则读书自易，而不至随波逐流，意为谬解，有如呓谵，为大方笑也。今如读一书，即可以前言为倚。文具全德，固为至矣，或有数德合于义者，其文亦为可取。即不然而异采殊华，超轶尘俗，则亦可也。若其畔离吾则，不有文德，或颛昏鄙野之词，殄采绝情之作，皆所弗取。而桎梏思想，希补皇猷，所谓经世之业者，尤必斥之。虽文章义有弘隘，说各殊分，而夭阏精神，斯与文即不两立，其宜见摈于艺林，夫何俟于繁解欤。吾取宏氏之说，意主持平，颇不欲故就新奇，致迕众目，不过冀国人知文章为物，有如此象，不至为俗说所荧，有歧路之戚而已。若其异日能飙发奋进，文运革新，然后更究深微，以大有造于吾国，未可知也。今于此篇，非以是区区浅说划为樊界，第迩日莠言杂出，外道朋兴，因进一言，冀挽其敝。犹决水溃堤，横流泛滥，有一草一苇，聊为援手，虽或勿胜，亦情所不能自己耳。是则吾述此篇之意也。下此更将掇取近来论文之说，匡正其失。岂不好默？为其惑世尔。

吾国之昧于文章意义也，不始今日。古者以文章为经世之业，上宗典经，非足以弼教辅治者，莫与于此。历世因陈，流乃益大。论文之士，言不敢失常轨，其承之也固宜。梁时刘舍人，以特达之才，独乃弥纶群言，著《文心雕龙》十卷，赏析所得，或极微妙，为世希有，正吾国论文之最胜者。特终沉溺前说，发端原道，次以征圣宗经，终以大易之数，为篇五十；序言“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因为此书，谋以敷赞圣旨，且谓“惟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则虽彦和哲人，犹不免此，而下者何责耶！降及近世，其说益讹，或且并其名义而亦昧之。譬北谷之民终生不见花木，虽极意拟测之，不可得也，今乃使为人言花木之状，斯当于实者几何？吾读近人文论，见《中国文学之概观》一篇，其言文章，初既并诸一切文书，继复分为二物，谓偏重各国文言妨国文，重各种科学则妨国学。此望文生义，甚费解者也。后复言维新之士，心醉东西洋之文学，袭取其唾余，转相则效，彼国极粗浅之一名一词无不惊为至宝。（下略）”若准斯语，则文章又不啻止于话言，其治之也极易；然各国学术专名，多用拉丁语矣，不闻即能称动植学子心醉罗马文学也。又或有文曰《文学上之美术观》，虽未得见，而窃疑之。将谓文章之中有美术价值耶，是固然矣。第就名字推之，如言以文学观美术焉者。夫文章可属之美术而不能以统美术，则即标目一言，犹有巨谬在也。更有著《中国文学史》者，裒然鸿制，为书十六篇、二百八十八章，总十万言。言非不多，特有类堆垛而无条理，读书终卷，终莫明文章为何物。上论作文用字修词之法，可以不言；及七篇而后，始入文章，而论又止于文体。窃为总合而测之，则其文章意见盖在第四篇。其目曰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中谓：“治化出于礼，词章出于诗。孔子之教子也，以学礼、学诗并重焉。诗歌之作，传为文学；礼官之守，发为政事。学而后入政。（下略）”又曰：“《后汉》列文苑者二十二人，皆词章之学也。其去云台勋贵，以治化为德业者，何远乎！”准之上说，则文学不能离治化而独存；如其尔者，便为词章，而有忝于文学。然则唯簿书案牍，寄治化于文字，始真文学耳。（原书六篇十六章，言“治事之文，自朱批上谕以至词状，皆有用文也”，正与此言相合。）支离蒙愦，于文学之义且未明，更何论夫史！虽篇为起讫，以仿纪事本末，章必列题，以仿通鉴纲目，亦安见遂能进于史列乎，在端其本而已矣。

夫一国文章发达，语其原始变迁之迹，必与其史实相缘，以自成一系，而对于文章之意见，亦有其独殊者。如吾国文风，陷为此状，所以独亚于他国，而希更始之机者，正以唯吾国有孔子故。此其理上已言之矣。盖自孔子定经而后，遂束思想于一缚，而文艺之作，靡不以润色鸿业、宣布皇猷为用，所谓为一人者也。比暮气之深，又被新流所荡，则势自不可不变，以自救于衰微。虽旧泽流传，其来者远，而镜以新思，谬无可讳。斯更张之义，非出偏私也。如今言文章，亦第论文而已，奚更牵缠旧惑，言治化为！吾观梵文章史称利俱吠陀（rigveda）者，以其为诗，非为教宗赞颂而崇之也。希伯来文章之有《旧约》，亚剌伯文章之有《哥阑》，理皆视此。论文之义应尔也。吾人读书，如以《典》《诰》《风》诗为文章而研治之则可，岂为其圣人之书耶！即文以为断，而于人事何与焉。今《中国文学史》言必宗圣，第六篇发端曰：“语文者说亦多矣，群言淆乱衷诸圣，当必以周孔之语为归。”故其论《风》诗，唯以删定为准则，一则曰：“王柏知奋笔于宣圣删订之后，为公议所不容，乃归于汉人之窜入。”（见淫诗辩正章）再则曰：“《国风》列于经部，楚辞《离骚经》独不能列于经部者何耶？未经孔子删定而后人不敢也。”夫评骘文章，唯准删断，固已异矣，且又龂龂为《离骚》争经部之位置，言益不可解矣。其论曰：“《楚辞》虽不足以进于经，犹足以自成一子。《楚辞》为诸子中有韵之文，犹《风》《雅》为群经中有韵之文也。列屈子于子部，固得其所矣。否则降老子于集部曰《老子文集》，降庄子于集部曰《庄子文集》，始足以与屈子并列也。况屈、贾同传，千古定论，贾谊《新书》已列于子部，而屈子《离骚》，乃侪于后人碌碌之文集耶？（下略）”夫经史子集之目不过昔时分类所立，何足遂为文品之定评，更奚争之有？且《离骚》为文，纯为诗体，彼言诸子中有韵之文，不知正无韵之诗耳。以理言之，当与删剩《风》诗以及一切诗赋传奇歌曲同归诗类，方得其所，何必降老、庄为之慰藉。至屈、贾同传，徒形迹之似耳，《新书》之与《离骚》，漠然不能相比，三尺之子且知之矣。《文学史》前言管子创法学通论之文体，老子创哲学家、卫生家之文体，《商君书》创变法条陈之文体，著者于此诸家，究其体裁，无微不至，而独不知灵均之作，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乎？使不本新意以论《离骚》，则吾于摘埴涂附之文，无宁独就古义，抽取彦和《辨骚》一篇，虽其言不免于宗经，故犹为解人也。

复次论文之失，更有其二，则耿介于程器是也。《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墁附，古今见地，初不有异。《中国文学之概观》中论战国之文，斥宋玉、景差之徒，词华虽茂而理想甚微（意颇难明，姑付阙疑）。至汉、三国时，则言匡衡、刘向、司马迁之作，文行均符，班孟坚、杨子云、司马相如及曹、刘、潘、陆诸人，文不逮行，虽研《京》炼《都》，社会究无裨益也。又曰：“建安七子才华虽富，而文与行违，此诚有识之所惋惜者。”异夫，不文之论，而唯甄核其行，将遂以人弃言欤？夫文人薄行，昔所喟叹，然浊世深文，易撄礼网，穷冤郁抑，或长恶缘。刘舍人所谓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大儒，濬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岂不然哉。今论者不务求直，惟呵谯之，且惜其无益于人群，亦何以见其然耶！《全唐诗话》载温飞卿忤宣宗于微行，谪方城尉，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称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殆即谓此。然此王者之言应尔，颇不为论文之士取也。原论又曰：“晋代惑于清净寂灭之学说，挥麈贻讥，故其载道明德之言，凤毛麟角。”其论宋代曰：“《西铭》《易》《春秋传序》《太极图说》均系传道之书，非仅得以文目之者。（下略）”其称扬极至，特不知彼亦正以传道之书，不得与于文章耳。末评明文，谓王阳明所作“率多平直，未能变幻神奇，然于开化人群，极为简易，是诚文学界之上上乘”。则与《文学史》所言“西汉哀、平之际，文有实用者仅贾让治河三策耳，其余无足道也”，又曰“其不切于事物者，则空谈也。……虽有佳章，不切实用，故无取焉”诸语若合符节。虽然，文章之职，宁在平易有实用、开化人群极为简易？此证之上所已言，即得其旨，而载道明德之说，亦可因以勿作矣。要之，中国文章溷于士业，而儒者之众又统于一尊，故拘制多方，必使适于臣范而后止，犹西国之有景教然。第朅来彼土辟论新思，浩然已作，精神兴奋，人群亦以改观；而吾国席百世之旧，独悠然坐忘，诚恐长此不愆，儒风扇虐，生民且有凋丧之惧，又岂特文章之衰敝而已哉！

上来所言，第止过去，若论现在，则旧泽已衰，新潮勿作，文字之事，日就式微。近有译著说部为之继，而本源未清，浊流如故，其过在不以小说为文章，或以为文章而仍昧于文章之义，则惑于裨益社会，别长谬见。论者对于今时亦褒讥不一：（甲）如《中国文学概观》曰：“迄于今世，而外表内容之优良，尤达极点。近代文豪，常援以自娱而傲睨东西者，非以是耶？”又曰：“近今著作之林更远超畴昔。……变幻新奇，别开生面，实为文学界中从古未有之特色。论著也，学说也，译学也，诗词也，小说也，剧本也，各种杂体也，……故文人杰出，冠绝一时，亦足以自豪已。”（乙）如《中国文学史》“论元人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一章中云：“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既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流，更演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而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不究科学而究科学小说，果能裨益民智乎？是犹买椟而还珠耳。吾不敢以风气所趋，随声附和矣。”斯二者，一则高自赞扬，一则痛为诃斥，褒贬虽殊，要皆世间希有之论也。学说、译学（移译之事亦不能称学）之不为文章，可无待言。即如诗词、小说，虽为文属，而谓以今所流行芜陋之作，遂为不腆，此不能无疑者也。不一借镜于他国，而谓中国多文豪，足以傲睨东西，言虽姱美，实必不然矣。次如《文学史》所言，可分三步质之：（一）胡言乎元人文体为说部、词曲所紊也？夫文章一语，虽总括文、诗，而其间实分两部。一为纯文章，或名之曰诗，而又分之为二：曰吟式诗，中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也；曰读式诗，为说部之类，散文也。其他书记论状诸属，自为一别，皆杂文章耳。中国文章发达既异，又前无致意于文史之人，今欲搔爬而整治之，犹辟垦荒阡，业自非易。顾他即弗论，第于词曲、说部之即为文章，胡可不知？如言元文，则二者正是，又安得别有文体为所紊乎？后复言“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夫《虞初》之作，书且不传，何从得其比校，而知小说、戏曲之信污下也？则深文不亦至耶！（二）胡言乎译新小说以诲淫盗也？夫言己国之文，惟凭侧陋以变黑白，斯已过矣，更及耳目见闻之外，重诬他国文章者，又何说？且小说之义，莫与于诲，其责之为诲淫盗，正无异或称小说诲道德，其不当情实一也。俄国文家陀思妥夫斯奇（dostoyevsky）尝论文章写实曰：“幻莫如真。人生之真，其天下之至幻乎。”其言滋信。居诡伪凉薄之世，人心冥险，万恶毕具，穷极幻化矣，虽有清白之子，第使观摩于群行，安在不为罪苦之种，而何俟夫书媒乎？且《文学史》亦言之矣，曰：“溱洧笑谑，乐而至于淫，泽陂滂沱，哀而至于伤，虽不得比于《关雎》，然考风问俗者必不能讳其恶也。王柏删淫诗，饰恶之尤者也。治以宋朝法律，当与县吏隐匿声妓同罪是也。”顾既明于辩《诗》，而独昧于知此，则宁仍以说部、词曲之士后圣人而生，未经删定而后人不敢欤？（三）尤可骇者，乃曰“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夫何仇之深也！论文之士，不惬于小说，至不惜呼吁王者，罗织文字之狱，以兴大僇，亦有说乎？吾闻波阑、俄国官司检文，类极严厉，听者或为之不平，顾尚鲜以文网杀著作家者。今论者坦然言之，窃无以测其旨也。（比来日本警视厅严检自然派小说，多禁止者，评骘之士或反称快，亦此类也。）近有人论科学与道德之关系者曰：“人之大患，在欲发达其思想。”虽属创闻之言，亦近世长者之公意乎？《文学史》又称笹川氏自乱其例，且曰“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不知笹川虽外人，所编之史即无心得，犹不失为体例完好，而国人自著文章史乃若是。更有论希腊神话，谓迷信可笑，足以为鉴者。评骘他国文章，又云尔尔。一言不智，其亦震旦国人之大耻也夫！

以希腊神话为迷信小说者，其吾国独得之见欤？实用之说，既深中于心，不可复去，忽见异书而不得解，则姑牵合以为之说耳。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别有人论之者，曰：“夫立宪之国，期于人人有自治心。何以使心能自治，则唯投其心之所好而治之。”斯又将以小说范人心，代卧碑之用矣，可姑无论。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欲言小说，不可不知此义。而今人有作，或曰：此历史小说，吾将以之教历史焉。不知历史小说乃小说之取材于历史，非历史而披小说之衣也。其在西国；使文中虚实少有未调，论者即目为传奇体史，不可谓小说。吾国考古之学不兴，文献荒废，古代情状艰于取征，虽欲为良小说，势不可得。今唯排比史实，遂为之书，则正《中国文学史》所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溷”。欲取传信，良不如读史矣。此他科学、教育诸色小说，例皆视此。又有哲理小说，人以于咢之《死囚末日》（ledernierjourd'uncondamne，中国译本名曰《铁窗红泪记》）当之；或以斯威佛德所著《格利佛游记》为滑稽小说，而易其名曰《海外轩渠录》。不知于咢之作描写一罪囚待死之心情，意在反对大辟之刑。而斯氏《游记》则为其愤世疾俗、使酒骂座之书，满怀怨恨，于“轩渠”之名尤悖。其意所寄，多在第四篇（译本仅第一、二两篇）。法人泰纳（taine）作《英国文章史》，极称异其人，方之火中宫阙，愈见其美。译者初亦吾国通士，奈何独断节之，且不惮背其本旨以为题名，无亦在泥于归类之过耶？而《爱国二童子传·序》中则又痛哭流涕，乞读者之致力商工，彼殆以是为实业小说，因寄其意乎？手治文章，而心仪功利，矛盾奈何！复次，又有言情小说一种，或别之为奇情、侠情、艳情诸分，而于艳情一流最为厉禁。此无足怪也。言其上者，眼色之缘易生幻妄，如《洪罕女郎传·序》所言。幻妄之来，不自外来，以本有之心镜收此五虫万怪，使之为幻妄也。学者迷此，自生障翳，因宛转哀鸣，诉其悲恐。下此者则惧其诲恶而疾之。不知小说为义，非主诲示，今遂溷诸敕状之属，等以教人为务，斯蔽见缘生，所以痛恶于言情，而伦理小说之声亦即以滋长。顾事理剌谬，非唯莫达其旨，徒增迷耳。有译《双孝子噀血酬恩记》者，以无君党人溷于虚无论者，情实既迕，言议尤惛。夫虚无之论，本于哲学唯物一派，正中国所谓求诚之学，其与政海波澜初无系涉，今妄为周纳而任情斥詈之，纵有益于一人，奈诚妄之道何哉！其次通行小说复有冒险、侦探二种，颇为一世欢迎。虽然，是第妇孺之读物，要不得谓文章。盖其采色浓重，风味凡浅，为文章之下乘。故言摩利森（a.morrison）之文，在《委巷丛谈》（talesofmeanstreets）而不在《神枢鬼藏录》（一本作《马丁休脱侦探案》）；哈葛得（h.r.haggard）之文，在《伊人》（she）一书（旧有译本曰《长生术》，多所删节，失本来面目矣），而不在苏噜诸记也。大凡一国文风初革，多先有此种流入，逮渐以尚进，则势渐微。如日本即其一例。明治之初亦尝风行，今则几于绝迹矣。惟吾国尚嗜此不厌，文章趣味正犹稚耳。而晚今学者更有引《画墁琐记》分往古小说为五时代者：一曰口耳时代，二曰竹简时代，三曰布帛时代，四曰誊写时代，五曰梨枣时代。又谓小说学原诸子，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纵横、农家、兵家小说诸种。至以《教坊记》为音乐家小说，何其昧也！今姑不引新诠，以为之解，即如古说而论，小说虽属子部，原自成一家，安得与诸子搀合？至后又言好用诗词则为词章家之小说，点缀写情则为美术家之小说，是尤不可索解，而其言之奇僻亦至矣。夫小说者，文章也，亦艺术也。使不先明乎此而率尔为言，其不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者，盖几希矣。

吾言文章意义暨其使命，下及吾国晚近论文之说，为指其失，既述如上，今临纸末，将更抒私见以告曰：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第吾国数千年来一统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趣势所兆，邻于衰亡，而实利所归，一人而已。及于今日，虽有新流继起，似易步趋，而宿障牵连，终归恶化，则无冀也。有志之士，生当今时，见夫民穷国敝，幡然思以改之，因太息涕流，言工商之不可缓，顾知谋一身之饱温，遂不顾吾心之寒饿乎？又或呼号保国，言利权收回矣，顾知宝守金帛，而心灵桎梏遂不思解放乎？从可知文章改革一言，不识者虽以为迂，而实则中国切要之图者，此也。夫其术无他，亦惟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而已。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又当摈儒者于门外，俾不得复煽祸言，因缘为害。而民声所寄，得尽其情，既所以启新机，亦即以存古化。以言箸作，则今之所急，又有二者，曰民情之记（tolk-novel）与奇觚之谈（marchen）是也。盖上者可以见一国民生之情状，而奇觚作用则关于童稚教育至多。谣歌俗曲，粗视之琐琐如细物然，而不知天籁所宣，或有超轶小儒之著述者。文物使之然，亦公私之故乎？吾人治文，当为万姓所公，宁为一人作役？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大，此未来之冀也。虽然，前临茫洋，风涛无极，实利靡人，虚浇漫世，则来日之事犹未可知耳，姑悬吾说以为大希可乎？

*刊一九〇八年五月、六月《河南》第四期、第五期，署名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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