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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关于城市哲学的合法性（第1页）

第六章关于城市哲学的合法性城市哲学是一种部门哲学。那么，“部门哲学”、“应用哲学”有没有合法性？关于这个问题，王金福教授从其所理解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等原则和概念，从其所占有和理解的文本出发，对“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并撰专文《哲学的死亡与复活——从马克思、恩格斯反哲学的立场看“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阐述了其观点，认为“‘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盛，正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落和衰退”。

对“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深刻反映了当代哲学发展所遭遇的困境，以及人们对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所存在的分歧，并深刻关联人们对哲学的本性、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方式及哲学自身的合法性等问题的理解。

一

王金福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宣布了作为“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含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的死亡，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新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从现实，而非从原则与文本出发的世界观理论，一种全新的研究与思维方式。他们认为，“‘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是相对于‘哲学原理’而言的哲学，是哲学原理在部门学科上的应用，是用哲学原理去解决各个部门遇到的认识问题、实践问题”，在本质上是一种从原则而非现实出发的抽象哲学。

在特定的语境下，针对特定的对象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对哲学进行了特定的理解和批判，他们所倡导的从现实出发的研究方式无疑意义巨大，他们的诸多文本确实是无法超越的经典。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之外、之后的思想家那里，是否就不存在这种思想和方法，是否其他的思想家、其他形式的哲学都是从原则出发，都是否定意义上的哲学，都是错误的，都没有价值与意义可言。显然，这涉及对哲学本身，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文明史的把握、理解与评价。以个人的学习、阅读、理解和体会，笔者认为，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问题学”，一种对人们对所遭遇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以特定方式所进行的不断的反思、探索、追问与解答。从现实出发，其本质是从现实问题出发，而每个时代的现实问题又有所不同，所以从现实出发并不意味着哲学的出发点是永恒固化、抽象不变的。所有真正的哲学思考都不会是从原则出发的。从原则出发的往往是那些垄断经典文本，以固化、独断的方式阅读和理解文本的哲学专家。

在古希腊，在自然与社会相对混沌、认识与实践工具相对有限的语境下，人们综合性地遭遇了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本质与秩序等重大问题，不同的思考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建构起不同向度、不同形态的哲学，成为后世所有形态哲学的综合起点。到了近代，社会分工的发展、认识与实践的专业分化，使人们在承受老问题的同时，又遭遇了与商品化、工业化、科技化等相关联的诸多新困惑、新问题，众多思想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建构起由多样形态哲学构成的近代哲学。在当代，人们又进一步遭遇、面对了现代性、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符号化等新问题、新困惑，针对这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大问题，不同的思想者建构起了形态更为多样的现当代哲学。

反思哲学史，所有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研究都是一种从问题出发的思考、批判与探索。哲学的本质是一种“问题学”，一种努力解决主体所遭遇重大问题的“问答逻辑”。任何开创性的哲学都不会是从原则与文本出发的。对真正的思想者来说，引用原则与文本更多的是为了超越这种原则与文本，为了揭示这种文本与原则对新哲学诞生所产生的意识形态阻碍，更多的只是一种话语与研究策略，而不会把文本与经典作为不可超越的教条。在这个意义，真正的哲学必然也只能从问题（人们现实、感性地面对、感受、遭遇问题）出发，从原则与文本出发的思考与研究根本就不是哲学，而最多只能是关于哲学的知识，是对已有哲学的文献式、知识式整理，而非智慧式研究。

哲学有很多特点，其中有两个，一是问题性，一是语境性。所谓“问题性”，是指哲学总是与人们遭遇的重大问题相关。所谓“语境性”，是指任何形态的哲学都是处于具体语境下的思想者对所遭遇问题的一种非终极性、语境式解答。问题的长存，决定了哲学的长存；问题的多样，决定了哲学形态的多样；语境的多样与变迁，决定了哲学形态的多样与变迁；在问题与语境的具体统一与时空转换中，哲学不断生成、不断发展、不断转换，没有一种哲学能够成为永恒的真理。

哲学是问题与语境的统一。从“问题”与“语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贡献的评价可能会更加客观、经得起推敲。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贡献，是在近代条件下，面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综合社会失序、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以把握近代资本社会变迁规律为内容的新世界、新哲学，在近代资本社会条件下具体实现了哲学的问题性、语境性。但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具体地遭遇、解答人类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重大问题。只有不断地面对与努力解答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得到发展。不断自觉地面对新问题、新语境，不断自觉地对新问题作出新探索、新回答，同时包容、借鉴、学习或批判对新问题的其他方式解答，是避免所有形态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固化意识形态和僵化教条的一个重要条件。

“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在本质上正是强调从“问题”与“语境”出发的哲学形态，其本质是一种自觉的“问题哲学”、“语境哲学”，而不是王金福教授所理解的从原则出发的抽象哲学、对哲学原理的抽象运用。当然，确有一些研究者借用、套用既有的哲学原理与概念进行所谓的“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研究。但这并不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研究的主流。退一步说，即使是这种借用、套用式的研究，对生活、对哲学也不是没有意义。在一个哲学日益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主体素养的背景下，应该以一种更为宽容、民主，而非垄断、排他的方式理解、包容人们对哲学的诸多所谓非专业的理解与运用。

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主流看，不管是经济哲学、发展哲学、管理哲学、文化哲学还是生态哲学，或者正在兴起的城市哲学，这些“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从当代社会所遭遇的重大问题出发，对这种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形成关于这些问题的更为全面的“世界观”、问题与事实图景，并努力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更为全面、合理、可持续的方式与路径。哲学本身的问题性、语境性，“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问题性、语境性，决定了“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作为哲学而存在的知识合法性。

以城市哲学为例，虽然自人类文明早期就存在城市及城市问题，但只有到了20世纪中叶，城市才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的显问题，城市哲学才得以问题式和语境式地产生。城市社会是否如列斐伏尔等所认为的那样，已经成为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新阶段，仍有待商榷。但城市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城市问题的重大性、全局性、复杂性，已日益被不同层面的人们所感性地体验，也日益被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所发现与确认。人们日益认识到，城市化会导致深重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等意义上的后果，亟须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揭示。城市哲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城市哲学是从问题出发进行深入城市研究的自然趋势、内在要求。城市哲学的非原则性、非抽象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问题的复杂化要求人们对城市进行哲学研究，而不是哲学家或哲学概念推动人们建构城市哲学。城市哲学的问题式产生从起源论意义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其二，目前，城市哲学还处于建构过程，还未形成把握城市性、城市问题的体系概念，也少有研究者从既有的哲学范畴与原则出发研究城市哲学。城市哲学目前的非成熟状态，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其三，西方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城市哲学研究，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与美国比较早地遭遇了城市问题，而我国之所以在21世纪才逐渐兴起城市哲学研究，是因为我国在这个时期才真正大规模地遭遇城市问题。城市哲学兴起的语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

哲学从未抽象存在过，始终是对问题的解答；哲学从未固化过，始终随着语境的变迁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独立、孤立、唯一线索的哲学研究与哲学史，其实并不存在；离开了时代问题与时代语境，所谓的哲学研究最多只对一些个人有意义，而没有社会意义。哲学是一个问题性的存在，一种语境性的知识，并不存在普适、唯一正确的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知识与学科合法性深寄于此。

二

王金福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从地上到天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是‘实证科学’研究，由此产生的理论是‘实证科学’而不再是哲学”。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倡导一种从生活与实践出发，为生活与实践服务的理论与哲学研究，反对从文本与语录出发进行教条式的研究。这种文本也应该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文本，如果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而不是其精神实质出发反对哲学创新、理论创新，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与哲学本身的精神实质并不相符。全面认识哲学本身的生活性、实践性，有利于理解和确认“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正当性、合法性。

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哲学的生活性、实践性，生活与实践对哲学的意义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对象意义。感性的生活、感性的实践而非知识化的文本，是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哲学是一种源于生活和实践，服务于生活和实践，随生活和实践不断发展，并接受生活与实践检验的一种根本性的、鲜活的生活哲学、实践智慧。哲学文本包括任何伟大哲学家的文本都只是帮助人们切入生活与实践的一种中介或工具。文本研究、文本依据当然重要，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文本研究、文本解读，而不真实地进入与切入现实生活、感性实践，即使这种研究或文本把“生活”、“实践”作为自己的标识，也只能是抽象的研究，只能遭遇“冷落和倒退”。当代哲学研究之所以遭遇困境，一些研究之所以受众越来越少，重要原因就是不去真实地切入现实生活，而只停留在对传统文本的解读上，甚至以传统文本为依据干扰、阻碍现实生活、理论创新。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独断、终极正确的文本，也不存在独断、终极正确的文本解读方式。一种文本或文本解读方式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能够为帮助人们进行新的理论与哲学创新，启发人们进入生活，留下或打开新的理论空间与研究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抽象哲学研究，恰恰是那种从文本出发，而非从感性生活与感性实践出发，阻碍人们直面生活实践的所谓研究。

其二，视域意义。人们往往更多地从“对象”这个层面理解生活和实践对于哲学的意义。其实，生活与实践对于哲学的意义更体现在“视域”这个层面。生活和实践是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更是哲学发展的新空间、新平台、新线索、新视域。反思哲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哲学之所以不断发展，哲学史之所以不断重写，重要原因正在于生活和实践的推进为哲学发展自身、重新认识和发现自身提供了新线索、新视域。如果没有社会问题、社会秩序的突显，社会秩序问题的严重性、重要性超过了自然秩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可能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工具与科学问题的突显，培根、笛卡尔的哲学可能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人与世界在近代的新冲突，休谟、康德等的哲学可能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东西方文化与秩序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冲突，黑格尔哲学可能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可能就没有马克思的哲学；如果没有主体间性的断裂、现代人精神危机的严重化，可能就不会有胡塞尔、萨特等的哲学；如果没有交往的普遍化及符号与实在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不会产生语言哲学；等等。哲学的任何一步新发展、新理解，都与生活、实践所提供的新线索、新视域内在相关。

新生活、新实践、新问题催生新哲学，新哲学开启新世界观，新世界观的形成又推进人们进行更新的实践、建构更新的生活。在生活与实践的多层关联、不断互动中，不断兴起“部门哲学”、“应用哲学”是历史的必然、哲学发展的必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兴起的发展哲学、城市哲学等诸多“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其根本意义正在于不断开启哲学面对生活、进入实践、反思哲学自身的新路径、新可能。以城市哲学为例，城市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城市哲学的建构与推进，将深层改变人们面对城市化及其问题时的理论失措、理论失语状态。城市是已经并正在影响当代中国及世界的重大感性现实，将深层影响与决定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但城市研究却仍基本上处于白描阶段，未进入理论层面；对真正的理论而言，城市还基本上是一个“盲区”。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化的推进使人类深刻地进入城市社会。城市社会是一个不同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活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的逻辑等比以往社会阶段更为复杂。而人们往往以形成于农业社会特别是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思考与应对全新的城市社会问题。推进理解创新、建构以城市社会新语境为基础的新理论、新哲学，是当代社会的必需。不断总结、提炼能够反映城市本性的新范畴、新方法、新理论，是城市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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